歷史土地所有權

『壹』 土地產權的歷史變遷

縱觀建國五十多年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大致經歷了從土地改革、人民公社體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及農地流轉的出現等幾個階段。 農村土地制度
1、所有權主體虛位。 我國《憲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確規定了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是該規定實質上是模糊的，「農民集體」的含義並不明確。根據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無論是村民小組還是村委會都不可能成為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這樣就造成了農地所有權主體的虛位。實踐中，村民小組、村委會、鄉政府，甚至一些集體經濟組織都成為集體土地的實際支配者，行使著所有人的權利。由此導致現實中的嚴重後果是，村幹部和鄉幹部成了農村集體土地的實際支配者和最大受益者，集體土地所有權實際已被虛化，鄉村幹部「尋租」成為一種較為突出的現象。
2、所有權效力的相對性和權利內容的不完全性。與國家土地所有權相比，集體土地所有權在法律上受到相對保護。 [4] 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及其運作來看，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是一種受到嚴格限制的所有權。國家對其用途、流轉、處置進行嚴格地管制。對照所有權的權能構成，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能則表現殘缺不全。我國農村土地的法律所有權(即名義所有權)與實際所有權完全不一致。我國農村土地的所有權的真正主體是國家(中央政府)，各級政府只是這個所有權主體的代理人，鄉、村、組集體是國家所有權的基層代理人。這些規定違背了所有權平等的要求。
3、農地承包合同性質不明。在理論界，農地承包合同的性質有行政合同說和民事合同說兩種觀點。行政合同說認為，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使農民通過與政府簽訂行政合同獲得土地使用權，以行政合同代替了計劃體制下的行政命令或指令性計劃，國家在農業領域管理方式上行政合同占據了主導地位。 [5] 而民事合同說認為，農地承包合同如同企業承包經營合同一樣是平等主體間簽訂的雙務、有償、諾成合同。 [6]理論上的爭議在立法上也得到了相關的支持。由於行政與民事關系不分，承包合同已不限於發包人與承包人的民事權利義務，失去了本來的含義，成為地方政府和鄉村幹部對農民進行全方位治理的手段。
4、農地承包經營權性質不清。目前我國學術界的爭論主要集中在物權說 [7] 與債權說 [8] 之間，除上述兩種觀點外，還包括勞動關系說、物權兼債權說、債權兼物權說、(復合)所有權說、田面權說(所有權為田底權)、附加土地所有權說、社會保障說等。
5、土地流轉制度存在缺陷。雖然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2條規定了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採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入股等方式流轉，但我國農村並未形成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轉機制，如流轉客體有限，流轉性質不明確，流轉種類的不科學性和流轉程序的不規范性。流轉障礙主要在於：一是將農業承包合同定位於債權合同，因而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轉包土地或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需經發包人同意;二是依我國《擔保法》第37條之規定，耕地、自留地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原則上不可抵押。不可抵押限制了農地流轉。 [9] 對此，有學者提出了質疑：「這一規定未必合適，農地使用權都可以轉讓，為何就不能設定抵押權呢?」 [10]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生產力無法重新配置，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處於要麼重新調整土地承包關系，要麼放棄規模經營的尷尬局面，土地的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土地問題
我國農村土地制度陷入困境，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立法失范。我國《憲法》、《土地管理法》、《農業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涉及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相關規定表現出含糊不清、相互矛盾或嚴重背離社會現實等問題。例如，對農村土地僅規定歸農民集體所有，但對「農民集體」的含義、表現形態未做明確界定，並將「農民集體」與農村、農業經濟組織混用。《土地管理法》中規定村民小組具有經營土地的權利，而在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村民小組卻隸屬於村委會，無獨立地位，其對土地的經營管理權也就當然地收歸村委會了。
村民委員會並不是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它只是村集體事務的實際操作者，我們應該把村民委員會與農民集體本身相區別。一方面，從村民委員會性質來看，我國法律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另一方面，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土地管理法》規定村民委員會管理本村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可見，法律並沒有賦予村民委員會以土地所有權，村民委員會只是土地的經營管理者，並非土地所有者。
盡管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說明具體規定體現了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然而農民的承包經營權的內容卻由發包方和承包方約定，並未法定化。另外，根據該法第56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義務，應承擔違約責任。由此，農民的承包經營權難以得到物權法的保護。
2、行政介入。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矛盾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利益驅動下的政治操縱和強勢介入。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計劃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和如何分配，土地的控制權事實上不在所有者，而在國家手中。在實行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後，國家基於其利益的需要，仍未放鬆對農村集體土地的控制，只是變換了方式，通過政策和法律對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進行實際控制。土地所有權主體的虛位，使國家對農村集體土地的支配更加暢通無阻。現實中，圈地和拆遷問題不斷，一些政府或部門濫用行政權徵用土地，損害了農民利益，導致了一些社會問題的產生。
3、理論缺失。根據我國《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然而《土地管理法》卻規定了村民委員會的「經營」職能，這與根本法相沖突。
村民委員會即不是行政組織也不是民事組織，不享有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不是民法上的「第三主體」，然而《農村土地承包法》卻規定了它的民事責任，該組織的民事責任基礎是什麼?最典型的是無財產基礎，這一問題頗值探討。另有不足的是，該法僅規定了村民委員會的民事責任，卻未涉及村幹部的責任，因為在實踐中村民委員會侵犯農民利益實際上表現為村幹部在缺乏應有的監督情況下濫用「職權」。

『貳』 土地所有權屬於誰

土地所有權應該是屬於國家所有的，不應該屬於個人所有的

『叄』 中國歷史上土地制度的演變

1、井田制：

【發展過程】形成於商代，盛行於西周，瓦解於春秋，廢除於戰國。

【內容和實質】是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所有權屬於周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諸侯臣下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井田制是奴隸社會的經濟基礎。
【作用】適應並促進生產力發展。
【瓦解】隨著春秋時期鐵器牛耕的使用，大量井田之外的荒地得以開墾成為私田，奴隸主破壞井田制，井田制開始瓦解。
2、均田制：
【形成與發展】485年，北魏孝文帝採納漢族謀臣建議，在不觸動官僚地主土地前提下，頒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隋朝和唐朝前期基本的土地制度。
【目的】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內容】①國家將掌握的土地實行分配。丁男受露田40畝，桑田20畝；婦女受露田20畝，奴婢和耕牛也相應受田。②土地不得買賣。受田者年老或死亡，露田歸還國家，桑田傳給後代。③官吏在任時可按級別在官府所在地就近受田。均田制是我國歷史上較完備的一種土地制度。它以法律形式確認受田者的土地佔有權和使用權。
【性質與作用】①封建社會土地國有制度。②確認了受田者的土地佔有權和使用權。③有利於減輕農民負擔，有利於恢復經濟和民族融合。
【瓦解】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的均田制，限制了土地的買賣和無限佔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並。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天寶年間，土地買賣和兼並之風盛行，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日益減少，均田制無法推行。
3、更名田：
【概念】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來明朝藩王的土地，歸現在更種人所有，叫作「更名田」。
【作用】一定程度滿足農民土地要求，對清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重點提示】封建土地所有制大體分為三種類型：國家土地所有制（如均田制等）、地主土地所有制、農民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佔主要地位，是封建生產關系的基礎，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直至民主革命後的土改才被消滅。東漢時的豪強地主的田莊、各封建王朝時的田莊和土地兼並，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集中體現。農民土地所有制雖不佔支配地位，但卻廣泛而分散，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建立和長期存在的基礎。均田制始於北魏，流行隋唐。這種形式往往是在經歷了一場戰亂和社會動盪之後，國家控制了大量無主土地的情況下實行。授田時，既不觸動地主的土地，又能使農民得到一定土地，因此，有利於緩和階級矛盾和經濟的發展。

土地兼並是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況下，無法克服的經濟現象。土地兼並往往在一個朝代的後期表現突出，它是封建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階級力量增強的表現。如：西漢末年、唐朝中後期、北宋中期、明朝中後期時，土地兼並現象十分嚴重。當土地兼並嚴重時，兩種矛盾突出起來。一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國家同地主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將出現兩種結果，一是封建政府採取抑制兼並的措施，使兼並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二是直接導致農民戰爭的爆發。如北宋中期王安石為抑制兼並而採取「方田均稅法」；明朝中後期張居正則採取「一條鞭法」；唐朝楊炎實行「兩稅法」也有限制土地兼並的用意。上述三例的措施在默認了土地兼並這一社會現象的前提下而採取的增加政府收入以鞏固經濟的做法，雖說在一定程度上對地主兼並土地有所約束，但是實際上這樣的辦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而導致的農民戰爭有唐末、北宋中期、明末農民戰爭。

『肆』 我國土地所有權變化的歷史原因何在

是從資本主義變到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共產化了？公有制是最大原因吧

『伍』 中國土地所有權的演變

所有權就是兩種形式，公有和私有
在原始社會，土地是集體公有制
進入階級社會後，土地就便成了私有制，奴隸社會是周王土地私有制，封建社會主要是地主土地私有制
建國後，經過土改，土地變成農民土地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後土地所有權歸國家，農民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和經營權。

『陸』 新中國成立以來土地所有權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新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經歷了四次重大變革.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1949.9～1953年春）.土地改革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村土地問題的政策主張和根據地「分田分地」探索在奪取政權條件下的一次充分的實現,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延續、擴展和深化.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凡尚未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民團體,經過清出土匪惡霸、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項步驟,實現耕者有其田」.1950年6月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我國土地改革在全面展開.到1953年春,除了中共中央決定不進行土地改革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約700萬人）外,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已宣告完成,3億多無地和少地的貧苦農民獲得了7億多畝土地,免除了350億公斤的糧食地租,實現了幾代人「耕者有其田」的夙願.從新中國初期的歷史文獻看出：「農民在分得土地以後,是作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農民私有土地可以買賣、租佃,但要受一定的限制.為保護農民土地私有財產權利,當時的縣人民政府普遍給農民頒發了《土地房產所有證》,在這份全國基本統一法律文本中規定：農民土地房產「為本戶（本人）私有產業,耕種、居住、典當、轉讓、贈與、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土地改革產生的深刻影響在隨後幾年的農業增長中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1952年與1949年相比,糧食總產量由11318萬噸增加到16392萬噸,年平均遞增13.14%；棉花總產量由44.4萬噸增加到130.4萬噸,年平均遞增43.15%；油料由256.4萬噸增加到419.3萬噸,年平均遞增21.17%.
第二次是互助合作運動中的土地制度變革（1953～1957）.互助合作運動大致上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從全國解放到1955年夏的互助組和初級社階段；二是自1955年夏至1957年的高級社階段.互助組有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等形式,按照自願互利原則,在保留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農戶私有制的基礎上,農戶間通過人工互變、人工變畜工、搭莊稼 、並地種、伙種等形式,相互提供幫助,解決生產中的困難或者藉此提高收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最主要特點是,農民仍然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但必須交給初級社統一使用,允許社員保留小塊自留土地,年終的分配時,農民土地股份參加分紅,因此,初級社有時也稱土地合作社.高級社是在初級社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它實行土地、耕畜和大型農具作價（股份）入社,集體所有,統一經營,但仍允許農業合作社留下總耕地的5%由農戶分散經營,自由種植蔬菜或其他園藝作物.自留地歸集體所有,不征公糧,不交集體提留,規定經營者不得私自出賣、出租和非法轉讓.綜上可以清楚看到,農戶私人 所有的土地被改造為社區（高級社）集體公有土地的過程和路徑.
第三次是公社體制下的集體所有、統一經營的制度安排（1958～1978）.公社體制下實行農村土地三級所有.其做法是：原屬於各農業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員的自留地、墳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連同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以及一切公共財產都無償收歸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公社對土地進行統一規劃、統一生產、統一管理,實行平均主義的「按勞分配」.但要指出,公社體制是在長達25年的運行過程中不斷整頓和完善的,從「整頓和鞏固公社的組織……」（1958.12）,糾正「一平、二調、三收款」的錯誤（1959.2）,到要求「各地人民公社在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1959.4）,再到頒布《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60條）（1962.9）,標志著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關系,先後經歷了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三級所有以生產大隊所有為基礎、人民公社三級所有以生產隊所有為基礎等三個階段,逐漸走向成熟和定型.人民公社60條最終將土地、勞力、牲畜、農具「四固定」到生產隊,分配核算也以生產隊為單位,形成分別以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為基本單元的社區性全員共同所有、共同經營的農村經濟管理格局.
第四次是「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改革（1979～今）.改革30年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9）,恢復和拓展農業生產責任制,逐步確立「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長期穩定承包權、鼓勵合法流轉」的新型農村土地制度.第二階段（2000～2008）,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沿兩條主線展開：一是繼續完善並用立法規范承包土地制度；二是探索和推進土地徵用制度及農村建設用地制度的改革.農村土地制度30年變遷採取了農民自發制度創新與國家強力推行相結合的方式,沿著「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使用權,保障收益權、尊重處分權」路徑前行,至今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和成型的新型土地制度.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充分實現集體土地所有權利益的同時,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這一制度的政策內容包括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長期不變,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長期不變,允許農戶在承包期內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土地經營權,允許集體經濟組織拍賣荒山、荒地、荒坡、荒灘的經營權,在具備條件的地方可以通過有償轉讓集中土地的經營權來實行適度的規模經營.這些精神和政策以法律形式載入了《農村土地承包法》.

『柒』 新中國成立以來土地所有權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2013·新課標）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政治議決案》指出：各省自發的農民游擊戰爭，只有和「無產階級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起來」，才可能變成「全國勝利的民眾暴動的出發點」。這反映了當時中共中央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模式。
1930年1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寫道：「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與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段話是針對當時黨內和紅軍中存在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批評了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某些人堅持的「城市中心論」，提出了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初步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文中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這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線」的概念。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發表署名信件，明確提出共產黨應當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發展鄉村工作。
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本本主義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從而初步界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的基本含義，闡明了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即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思想，孕育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方面的思想，表現了毛澤東開辟新道路，創造新理論的革命首創精神。
1930年6月11日，黨中央提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得勝利」的設想。
1930年8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又稱第三黨）宣告成立，鄧演達當選為總幹事。在政治上，主張「平民革命」，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建立平民政權；在經濟上，主張實行土地國有，實現「耕者有其田」；在軍事上，策動反蔣活動。
……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英山縣水稻單位面積產量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達到五成，出現「赤色區米價一元一斗，白色區一元只能買四五升」的情況。這主要是因為根據地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高。
在紅色地區糧食之所以能夠價格那麼低，很重要的就是在紅色區域實行了土地革命，做到了農民有田可以種，這就大大促進了農民的生產熱情。

『捌』 歷史中說的土地所有制是什麼意思

是土地制度的抄核心和基礎。土地所有制 封建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實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夏商周時期，實行土地國有制——井田制； 春秋時期，井田制瓦解；戰國時期，井田制被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曹魏時期曾經實行屯田制；北魏到唐朝中期，實行均田制。均田制是中國古代一項重要的土地制度，產生於北魏，繼之後的北齊、北周以及隋唐都承襲了這一制度。隨著地主經濟的發展壯大，土地兼並也隨之日益嚴重。均田制形同虛設；到了唐代中葉，均田制終於退出歷史舞台。主要意義：維護統治和社會安定 井田制（西周始），土地國有，是周王私人財物相地而衰征，初稅畝（戰國始），土地開始私有，封建化編戶齊民制（西漢始）租調制（北魏始）租鏞調制（唐始）兩稅法（唐）：以資產和土地為依據，代替人丁稅方田均稅法（北宋）一條鞭法（明）攤丁入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