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法典型案例

『壹』 經典法律案例

以下均是我平時和大學用得挺多的。
http://www.lawspirit.com/
http://www.doj.gov.hk/chi/laws/
http://www.chinalawinfo.com/
http://www.law-star.com/
http://www.legislation.gov.hk/chi/index.htm
尤其是第一個和北大得，能找到很多東西。其實每個好一些得大學你只要輸入他們的名稱比如哈佛就會有法學的信息。
所以這些我就不在列的。

『貳』 法治在線典型案例

法治在線》觀後感
一、懲處犯罪分子，我們引以為戒 今天看了中央電視台的法制節目〈法治在線〉之〈斬斷毒禍〉，介紹的是成都市公安局成功破獲3.16特大販毒案的主要過程，看後頗有感觸！ 國家公安部得知近期緬甸毒梟與一四川毒販聯系頻繁，准備將一批海洛因運往成都，並且有意從境外聘請技術人員，在成都開設冰毒加工廠。從節目中的辦案人員得知，以往都是過境或就地銷售，而犯罪分子還准備開設毒品加工廠，可見案子的緊迫性。幕後操縱此事的四川毒販外號「張大哥」，具體情況不詳，可見案子難度之大。公安機關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對大毒梟「張大哥」的線索茫然之下，從破獲大毒梟的馬仔和一些女毒販入手，逐漸使線索清晰，最後順藤摸瓜式的抓獲大毒梟「張大哥」，搗毀了毒品團伙，使得建立毒品工廠的惡劣行徑最終不得逞。 一個案子的破獲，從長遠看來，就是對中國整個巨大的法治進程，具有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直接地看，本案的破獲，不僅表現了我們公安幹警與違法犯罪分子鬥志斗勇的智慧才能，而且也對觀眾是一種警示。它向公眾展示了公安機關對國家，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的安全作出的突出貢獻，必然增強人民對警察的信心和信任，愛戴與擁護。該案子的破獲，通過過程和犯罪分子的下場生動地直接地讓壞人望而卻步,使觀眾引以為戒。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於每一個公民來說，不管誰觸犯了法律，最終都逃不過法律的制裁。毒品具有危害性，不僅危害人的生命健康，也危害社會安定。毒品吸食不得，販毒運毒更是滔天大罪，切毋作社會罪人！生命是寶貴的，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我們應該拒絕毒品，遵紀守法！莫象節目中的犯罪分子，最終落個絕望下場！ 案子的告破，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的法治建設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民眾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的普遍缺失。就比如，其中的一位販毒女子的丈夫已經因為毒品的違法行徑而蹲守監獄，而她卻不知悔改，一些民眾竟然如此愚昧混沌。這些例子令人內心沉重，使我們感到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質，教導公民遵紀守法實乃當務之急，而且時時刻刻不能放鬆。我們國家也許還存在更多象她這樣愚昧的人們，正走在犯罪路上，急需挽救！ 作為一個公民，我們自己要時刻想到要遵紀守法，明辨是非；而我們也許還有更多的底層人民，更多普通老百姓需要法律陽光的普照，對於有關部門，我們的普法工作任務艱巨，有關法律工作人員任重道遠啊！
二，三女孩落網，我們深思 在抓獲「張大哥」的過程中，引出了三個女孩子。最小19歲，最大22歲，都是阿壩藏族自治州財貿學校的畢業生，被一個老鄉介紹認識了犯罪團伙中的一個女子。該女子說是能給她們找份好工作。而唐媚給她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雲南販運毒品，並且許諾一次就可以掙七、八千塊錢，是她們平時打工兩年的收入。。 節目一開始，就是一位穿著囚服的年輕女孩的哭訴懺悔，哽咽不斷，哭鼻子抹眼淚的，說話幾近模糊。看得出已經成為罪人的她面對記者和鏡頭很真實，毫無掩飾。且不論這三位女孩子所犯的具體是什麼罪名，單從節目開始時候的這位女孩子的哭訴就可知，她們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她們所犯的罪行已經無法挽回。觀眾的同情歸同情，惋惜遺憾也無濟於事，因為法律是不相信眼淚的！ 不過，這三位女孩子的誤入迷途引起了我的其他一些思考。 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常常成為不法分子或者不法分子的目標，她們本身的問題出在哪？ 是什麼原因使她們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說其他沒有經過教育，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法律知識和道德規范教育的販毒馬仔和運毒女子，為了金錢，鋌而走險，情有可源。可是，接受過教育，有著高知識高素質，起碼能明辨是非的三位剛畢業的學生也踏入危害社會的領域，實在令人感嘆於接受過教育的學生法律知識，法律意識的缺乏。 我想，不僅是因為蠅頭小利的誘惑，尋找工作的緊迫，也不僅是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的缺失，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良好教育的缺失。而教育的失敗導致三個學生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的缺失，可以說，除了家庭，社會的一些根源外，教育恰恰是導致三位女孩成為罪人的「罪人」之一。 學校單一的應試教育導致學生涉世不深，對社會了解不清楚，思想單純單一。恰恰使得心懷鬼胎的不法分子「看上眼」，並能很好對其欺騙引誘。不是學生，而是學校為不法分子提供有機可乘的機會。這個案子的告破可以說是給我們的學校和教育一個狠狠的巴掌！ 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學校應該加大學生的社會實踐程度和了解社會的機會。學生只是在學校苦讀詩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最終影響會他們更好的融入社會。學校應該創造外部環境和條件，教給學生自我獨立的明辨是非的標准，教會他們如何判斷是非黑白曲直。重點工作在於，應該加大法律知識的普及，強化學生的法律意識。首要這樣的條件具備，學生才有可能不會象上述三位女孩一樣加入販毒運毒的團伙中。而學校單一的應試教育模式的改變，不是一時能得以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和社會，家庭的長期的配合和改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付諸努力思考和努力實

『叄』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七章第六十一，六十二條典型案例

唯一途徑，法律家中國指導案例審判規則庫

『肆』 《今日說法》中5個典型案例的主要內容、事情經過以及相關的法律知識。

後果真的很嚴重
陳兵在火車站發現一個小偷偷自己的包，便去追趕。追了大概有米路程。結果猝死。小偷與他並沒有任何身體上的接觸。運動醫學專家分析說他可能是因為心臟問題而突然死亡的。
專家分析說小偷的盜竊行為與陳兵的死亡有因果關系。但是只構成盜竊罪。量刑時可以酌情作為一個加重情節。小偷對陳兵的死有過錯，但是陳兵的家人並沒有向小偷提起民事賠償要求。最後，小偷由於盜竊未遂被判4年，罰金3000。

老吳得了一種怪病，去了很多醫院都沒查出來。最後在南京一家醫院確診為隱球菌肺炎。醫生說這種病可能是由於鴿子糞引起的。老吳的樓上老丁養了很多鴿子，老丁把這些鴿子當寶貝一樣。老吳與老丁交涉多次讓他把鴿棚拆了，老丁不同意。雙方各執一詞。無奈老吳將老丁告上法院。老丁拿出一份鑒定材料說他的鴿子糞里不含隱球菌。法院認為，本案一方為個人興趣愛好，一方為人的身體健康，兩權相爭，應更重視人的身體健康。因此法院判決老丁限期內拆掉鴿棚。現在老丁家的鴿子暫時在朋友家寄養。
專家分析，這是一起侵權案件。雖然老丁養鴿子並不違法，但是他侵犯了老吳的健康權。關於老丁拿出的那份材料，專家認為一無法確認其開信機關是否具備鑒定資格，二即使具備鑒定資格關於材料的效力也要視案情而定。

你在哪裡
一個18歲的男孩跟在打工的父母來到沈陽。一天，和小夥伴們去丁香湖邊玩。卻被淹死在湖中。據和他一起出去的小夥伴說，他是為了救一個人才跳進湖裡的。他們說，那個人被救上來以後就跑了，他們只顧的去救小夥伴也沒看清那個人什麼樣子。在把被救人推上岸後，那個孩子被一個大浪打進湖中，再也沒有上來。他家裡條件不好，他是父母以後的唯一依靠。他父親咨詢了民政機構，說可以申請烈士，但是需要被救的人出來做證。他們一家人尋找被救人找了好多天了，那個人一直沒有出現。後來有幾個湖邊的工人願意為孩子作證。
專家分析說，對於見義勇為者，首先應該是國家和社會給予他們補償，被救者承擔的義務比較小。國家設立見義勇為基金，納稅人的一部分稅就被用來做這個。

今天的案例，很讓人氣憤。
一個3歲的小孩子跟爸爸媽媽去酒店吃飯。席間，孩子想喝飲料，媽媽出去買，想讓孩子跟著爸爸，但是孩子不願意，媽媽就把他領了下去。後來，孩子跑到了馬路上，酒店的一個服務員將孩子救了下來，但是自己卻出車禍死亡。
孩子的父母一開始說把孩子托給了吧台，後來又說託付給了這個服務員，但是都沒有證據證明。他們認為服務員應該對孩子的被傷害負責。
雙方對簿公堂，法院判決，交通肇事司機承擔80%的民事賠償責任，小孩父母承擔20%，共計死亡賠償15萬元，但賠償者提出異議認為服務員是農村戶口，即使在城市打工2年也應按照農村的規格賠償5萬元。

老人去世之迷
一個79歲的老人，在與一個30歲的年輕人發生了爭執。僅10個小時後，老人去世。老人的家人說老人是被那個人打死了，而那個年輕人說是老人心臟病突發自己死的。由於發生在院內屋後，雙方都沒有目擊證人。老人死亡後公安局來了人，但是堅持不做屍檢，直接說老人是心臟病死的，讓雙方民事調解，賠了8000塊錢了事。記者問到有關如何認定是心臟病的證據，公安局一直沒有，可能根本就是沒法提供。
後來老人的家人向公安局提起抗訴，縣市兩級公安局對老人開棺驗屍，鑒定結論是老人服用毒鼠強自殺。老人的家人對此很懷疑，並且自己偷弄了幾份樣本送到附近大學檢驗，結果是不含毒鼠強成分。
經過家人的不斷努力，幾年後，老人第二次被開棺，省廳的鑒定結論是沒有毒鼠強。
記者想找到當初鑒定的兩位法醫，但是被拒絕了。後來，公安局道歉，並賠了5萬多塊錢。此事了結，老人怎麼去世的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

我不是小偷
曉楠是一個15歲的活潑女孩，自尊心極強。初三下半年有一天她和媽媽一起去超市買東西。媽媽被超市員工懷疑偷了超市的東西，他們一起來到超市對面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媽媽被一個女警官和超市員工搜身。當媽媽出來後，發現女兒也正被一個超市員工搜身。
專家分析，只有司法機關檢察機關的偵察人員才有權利對嫌疑人搜身。其他任何人都無權。超市員工的這種做法是極為錯誤的。
事後，曉楠的精神一直不好。被沈陽市精神衛生中心診斷為創傷性應激精神障礙。醫生分析說是因為一些創傷事件使精神受到損害。通過鑒定，與被超市搜身有直接因果關系。
曉楠的精神一直不好，影響了學習，而且沒能參加中考。她成績很好且非常要強。
媽媽想法院起訴，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法院判定此事影響了孩子一生，判超市賠償精神撫慰金10萬元。超市不服，認為此病一年即可治癒，主張只賠償一年的平均工資。
專家分析，心靈創傷會伴隨一個人一生。精神撫慰金不同於醫療費，應有法官酌情裁量。
對於超市被偷的問題，他們應自己購置防盜設備。

『伍』 法律的經典案例

以下為法制的事例：
案例一:

一天晚上,某縣中學的4位學生,傍晚闖進了城郊某中學的男生寢室里,掏出匕首威脅並毆打宿舍學生,共搶劫200餘元。由於受害學生報案及時,他們在回家40分鍾後同時落網。

案例分析:在此案中,行為人「在客觀上表現為對財物的保管者、所有者、守護者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迫使其交出財物」;在方法上,實施暴力,公然「對被害人的身體實施打擊或者強制,例如,捆綁、毆打、禁閉、傷害等等」,嚴重威脅著他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在主觀上,是有意地採用暴力手段,奪取錢物,並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故4位學生的行為已觸犯了刑法。我國刑法還對刑事責任年齡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1)犯罪時已滿16歲的人是完全負刑事責任時期。因為他們的智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已具有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應當要求他們對自己的一切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2)犯罪時已滿14歲不滿16歲的人是相對負刑事責任時期,對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破、投毒等犯罪負刑事責任。這4位學生犯罪時3位16周歲,一位15周歲,理應根據刑事責任年齡,追究他們應負的法律責任。 案例二:

16歲的中學生劉某是某中學高二學生,家庭條件很好,劉某從小就嬌生慣養,在學校不求上進,幾乎每天都出入網吧並染上了賭博的惡習,花錢如流水,時間長了,父母知道他的惡習,便嚴格控制他的經濟來源。由於找父母要錢這條路走不通,又實在渴望出去瀟灑一下,一天,他趁父母外出之機,將家裡的5000元現金偷走。一個多月後,劉某的父母發現5000元現金被盜,很快就懷疑到他,於是追問兒子有沒有拿家裡的錢。此時,5000元錢都快被他揮霍光了,劉某害怕家長責備,便一再說自己沒有拿,其父親便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公安機關經過縝密的偵查後將犯罪目標鎖定在劉某身上。在大量事實面前劉某不得不承認錢是自己偷的,公安機關遂將其刑事拘留,後轉為逮捕。父母知道竊賊是自家的兒子後,認為兒子偷拿父母的錢財不犯罪,他們也不想追究責任,要求公安機關釋放劉某,但公安機關認為劉某已涉嫌犯罪,因此對於劉某父母的請求未予允許。

案例分析:盜竊父母或近親屬的財物,在是否構成犯罪和處罰上有其特殊性。法律規定:「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在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劉某偷盜自家錢財達5000元,數額大,在父母追問時又拒不承認,且把偷拿的錢用於賭博和揮霍,結合這些情節看,劉某應當屬於「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情形。司法機關以涉嫌盜竊罪將劉某刑事拘留,這是完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不過,劉某偷盜的財物畢竟是自己家的,其社會危害性明顯比在社會上作案要小,加之他屬於未成年人,因此法院在宣告其有罪的同時,通常會給予較大幅度的減輕處罰。 案例三:

二00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某中學三位同學乘門衛不注意,悄悄溜進學校,直奔某班教室。一名同學對著教室門先踹了幾腳,然後另兩名同學接著踹,將教室門板踢下一塊,三人乘此鑽進教室,又開始毀壞其他東西,後揚長而去。
案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72條規定:「結伙斗毆、尋釁滋事、擾亂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教學秩序或破壞校舍、場地及其他財產的由公安機關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三名同學破壞校舍及其他財產行為,應由公安機關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給予處罰。 案例四:

李某(男,19歲)、王某(男,19歲)、徐某(男,15歲)預謀綁架某鄉中學生劉某、張某,然後向其家勒索現金。於2005年5月8日晚6時許,犯罪嫌疑人李、王帶著事先准備好的凶器卡簧刀二把,繩子三根,鐵棍一根,膠帶一卷,預先到達某鄉大橋東頭第三瀉洪口處,另一犯罪嫌疑人徐以去河西玩電腦游戲為由將劉某(男,16歲)、張某(男,15歲)從家中騙出,當三人走到西大橋東頭時,徐借口說去橋墩取事先藏在那的錢,將被害人騙至西大橋東頭第三個橋墩處,這時躲在橋墩處的李、王手持卡簧刀將二被害人逼住,李用鐵棍猛擊劉頭部數下,劉倒地後王、徐又用事先准備好的繩子將劉的脖子勒住,約一分鍾後見劉不動了,又用同樣的手段將被害人張打倒,認為二被害人已死亡迅速逃離現場。三犯罪嫌疑人第二天給張某家打電話索款,要人民幣五萬元。 案例分析:李某、王某和徐某預謀實施的是綁架罪,但具體實施犯罪過程中,他們不僅實施了綁架的行為,並且還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實施綁架行為並殺害被綁架人的,以綁架罪論處。這種類型的綁架罪實質上包含兩種具體的行為:一為綁架行為,二為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這兩種情況在我國刑法中均可構成獨立的犯罪,即一般情節的綁架罪和故意殺人罪。本案中,李某、王某已夠法定年齡,所以應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徐某案發時的年齡為未滿16周歲,根據刑法第17條的規定,其不應對綁架罪承擔刑事責任,但應對其實施的故意殺人罪承擔刑事責任。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積累、漸變過程。讓我們每一個同學自尊自愛,遵規守紀,做一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陸』 法律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感悟

本書選擇了50個典型案例，主要來源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最版高人民法院機關刊物案權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參考案例，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被媒體廣泛報道並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的案例。案例選擇的總體思路是近年來具有一定爭議，在理論上具有較強探討價值，在實踐中具有較廣適用空間。選擇時考慮案例在刑法各部分的分布，但有多有少，並不面面俱到。在分析過程中，如果對裁判結果和論證過程有不同意見，也會提出相應的質疑和批判。本書在展開個案分析時，除展示案例裁判者的論證思路、理由之外，不再進行一般教材式的、全面的基礎理論敘述，更多直接基於事實和規范，從某些獨特和關鍵的角度進行針對性的分析。以此試圖說明，刑法適用的過程，是在目的指導下，運用各種論證方法，不斷拉近規范和事實的距離，得出符合正義、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結論；同時希望說明，一個合格的法律工作者，需要強大的事實和規范的處理能力，人類生活復雜多樣，新問題層出不窮，具有良好的社會生活感悟能力、應對能力和事實分析能力的法律工作者，才是合格的法律工作者。

『柒』 民事違法行為的典型案例

1、2006年1月19日凌晨時許，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女教授歐陽潔跳樓身亡。歐陽潔生前曾與中山大學翻譯學院副院長、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東風簽訂一份翻譯合作協議，由王東風所在的翻譯研究中心為歐陽潔的3本管理學著作進行翻譯。

歐陽潔父母認為，女兒的死，和女兒與王東風的合同糾紛有間接關系。就這份翻譯合同，歐陽潔的父親歐陽周向天河法院起訴王東風違約，要求王東風支付違約金26萬元。昨日，此案在天河法院開庭。王東風稱：他嚴格執行了翻譯合同，歐陽潔的死與他無關。

2006年3月8日，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歐陽潔與中山大學翻譯學院副院長王東風以及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簽訂三方翻譯合作協議，約定由王東風翻譯歐陽潔的3本管理學著作（《決策管理――理論、方法、技巧與應用》、《國際管理挑戰賽賽前必讀》、《市場預測與決策分析方法》）；

3本書合計126萬字。該協議內容十分簡單，未就翻譯質量作出具體約定。僅約定歐陽潔需要支付給王東風3筆費用，合計30萬元。

歐陽周提出，雖然合同中沒有具體約定3本書的翻譯要達到什麼水平，但王東風組織了一批學生翻譯，導致翻譯出的文稿質量不合格，被皮爾遜公司退回。

歐陽周認為，在合同沒有具體約定翻譯質量的情況下，應當參照行業標准。王東風所在的翻譯研究中心只是一個研究機構，不是營利性機構，沒有資質去為管理學專業著作進行翻譯。「如果歐陽潔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那麼王東風作為專業人士犯了更大的錯誤。」

在沒有資質的前提下，王還組織沒有翻譯資格的學生對該書進行翻譯，直接導致翻譯質量不合格，書稿被退回。此後，歐陽潔為了讓書稿達到出版標准，又出資讓他人翻譯書稿，給她經濟上帶來很大困擾，回老家借錢時曾在家人面前痛哭。

王東風的律師提出，翻譯質量並無問題，而是歐陽潔一直都有資金問題的困擾，到譯稿已經完成時歐陽潔都未能全額付款，至今仍有4萬元未付，如果說違約也是歐陽潔違約。歐陽潔也知道不是由王東風本人翻譯，有一批學生在翻譯書稿。協議並未說明要由王東風本人翻譯。

年過70的歐陽周和陶琪參加了長達3個小時的庭審。陶琪向記者表示，打這個官司並不是為了錢，而是要討個公道。法庭建議雙方調解，王東風的律師表示，如果要補償願意補償1.5萬元，對此，歐陽周表示，如果補償數額太低他不會接受。

2、朱某在工廠浴室撿到蘇某的進口手錶，先說第二天歸還，後來又說自己把手錶弄丟了。蘇某向人民法院起訴，法院判決朱某限期歸還手錶。

我國民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拾得遺失物應當歸還失主。

(7)侵權法典型案例擴展閱讀：

民事違法的主要特徵：

它同其他違法行為相比，有以下特徵：

1、民事違法行為是違反民法規定的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的行為；

2、某些民事違法行為不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如從事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財產或人身損害的，即使行為人主觀上沒有過錯，也同樣構成民事違法行為；

3、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違法行為，本人雖不承擔民事責任，但要由其監護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4、某些情況下，違反國家民事政策和社會共公利益的行為也可構成民事違法行為。

『捌』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玖』 通過一起典型案例看如何確認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

在一個案件中同時主張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是法律基礎：
1、某一行為可能在侵犯注冊商標的同時構成不正當競爭，分別由《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規定，涉及不同的法律行為、法律關系。
《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均屬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一）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二）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或者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三）銷售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四）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的；（五）未經商標注冊人同意，更換其注冊商標並將該更換商標的商品又投入市場的；（六）故意為侵犯他人商標專用權行為提供便利條件，幫助他人實施侵犯商標專用權行為的；（七）給他人的注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商標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將他人注冊商標、未注冊的馳名商標作為企業名稱中的字型大小使用，誤導公眾，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處理。
2、在訴訟案由上，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分屬於不同的案由。但是，民事訴訟有經濟原則和效率原則等，實務中法院可以考慮在同一個案件中一並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