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協議時間

1. 日元什麼時候貶值的

環球外匯————除了希臘退歐風險外，原油價格不斷暴跌，全球服務業數據不回佳，繼續推動市場答風險厭惡情緒發酵，美股連續第五日走低，全球資金瘋狂流向避險資產，美債收益率驟降，金銀快速拉升，日元繼續全線走強，挑戰美元王者地位。美元兌日元連續兩日大幅回調
注意留意市場消息

2. 二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三個時期

二戰後日本經歷以下三個時期：

1、戰後經濟恢復階段（1945-1955年）

戰後日本進行社會改革，通過解散財閥、不允許獨自佔有、勞動民主化等方式，進一步掃清生產過程中的障礙，在得到美國的幫助下，根據國際形勢分析，美國為日本投入充足的資金來幫助日本經濟發展，經濟得到初步發展，在朝鮮戰爭背景下，日本大量加工軍工產品，經濟得到很大恢復。

2、經濟高速增長階段（1955-1972年）

日本經濟在高速發展階段有過三大景氣時期，分別是神武景氣、岩戶景氣和伊奘諾景氣。神武景氣據統計，1960年～1970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6％，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1.3％。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

3、經濟低速增長階段（1973-1990年）

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世界經濟陷入低迷，原油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的日本受到很大沖擊，製造業成本大幅上升。1974年，日本實際GDP增長率從上一年的8%驟降至-1.2%。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開始調整能源結構，推動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開發的同時，促進產業結構從資本密集型向耗能少的知識密集型產業轉型，以提升製造業的競爭力。經過一段調整後，日本率先走出危機，但從此經濟增速明顯放緩，1975～1990年，日本實際GDP年均增長率為4.5%。

(2)廣場協議時間擴展閱讀：

二戰時日本本土遭到轟炸，工廠、機械以及基礎設施等硬體設施遭到嚴重損毀，但人才和科技還在，只要有充足的資金和資源注入很快就能進行重建。戰後美國對日本進行了大力的扶持，向日本注入巨額資金，並大量轉移技術，使得日本很快恢復了生產。

日本在戰後進行了全面的現代化改革，涉及到土地、商業、社會等各個方面，日本基本確立了民主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日本也因此更好的融入了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使得日本的經濟更加富有活力和動力。作為對抗蘇聯的橋頭堡，日本獲得了美國的大力扶持。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不僅是世界經濟強國、貿易大國，也成為對外投資大國、援助大國和債權大國，1987日本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3. 日元什麼時候大幅貶值的，什麼原因

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經過快速發展,經濟總量達到世界前列,日本當時採用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日元受到嚴重低估.日元低估使日本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保持廉價,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對美國及歐洲其它工業國家經濟影響較大.
1985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日本財長、前聯邦德國財長、法國財長、英國財長等五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這就是有名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廣場協議」簽訂後，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各國開始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1986年底，1美元兌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達1美元兌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美元兌日元貶值達50%，也就是說，日元兌美元升值一倍。 有專家認為，日本經濟進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禍首就是「廣場協議」。但也有專家認為，日元大幅升值為日本企業走向世界、在海外進行大規模擴張提供了良機，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最終有利於日本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不應該全部歸罪於日元升值。

4. 中國GDP大概在什麼時候超過德國，日本，美國

名義GDP 2007超德國 2010超日抄本

超過美襲國 按發展趨勢是10~20年 不過實際上會有很多麻煩

中國現在的GDP大概是美國的一半多一些（2014年 中國10萬億美元 美國17萬億美元）
不過按慣例 美國會對達到其GDP一半的國家打壓以保證其統治地位（對德國和日本都干過，80年代的廣場協議是標桿） 所以是不是可以有機會繼續和平穩定的發展10~20年是個大問題

5. 日元是什麼時候大幅貶值的

2014年11月18日。

11月18日，日本當局宣布了三大重磅消息：推遲上調消費稅、提前大選和實施經濟刺激措施。消息一出，日元再度貶值。11月19日，截至記者發稿時，美元/日元已經突破117大關，達到117.63，自10月中旬以來已累計上漲近8%，創近七年最高值。

日元貶值的原因主要由兩個方面。

第一，日本經濟整體疲弱，三季度GDP下滑1.6%，近於崩潰邊緣，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出口和消費不振，都致使市場對日本經濟前景非常看淡，引發日元持續貶值。

第二，在安倍經濟學指引下，日本央行連續進行大規模量化寬松刺激，10月末更是進一步擴大QE規模，對日元形成了明顯沖擊。同期，美聯儲退出QE引發美元上漲，進一步壓低了日元匯率。

(5)廣場協議時間擴展閱讀

日元貶值對全球商品市場呈現負面影響。原因在於，日本是主要初級商品進口國，日元貶值會抑制其進口，同時也會抑制居民消費並影響大宗商品的需求。

不過日元貶值對國際商品市場影響相對有限，一方面，日元在美元指數中的比重僅有13.6%，對美元走勢難以形成主導性影響，因而也就難以通過美元影響大宗商品價格。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總量雖然目前仍維持全球第三，但隨著近年來國內消費的持續疲弱以及製造業不振，影響程度已有限。

日本商品進口量逐年下滑，以原油為例，三季度日本原油進口量已下滑至326萬桶/天，同比下滑10%，僅有中國的48%和美國的40%。

6. 日本泡沫經濟過後用了多少時間穩定了經濟

日本泡沫經濟的成因是復雜的。就本文對其形成和破滅過程的分析來看，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教訓：(1)日本貨幣政策的失誤；(2)國際經濟協調的困難。 (一)日本貨幣政策的失誤。 1.教訓一：貨幣政策應該是圓潤的、穩健的，過度擴張與突然收縮都有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破壞性影響。在日本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泡沫經濟破滅的時候，突然收縮的貨幣政策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不少人認為，日本的泡沫經濟是由於「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升值造成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廣場協議」之後，日元的確出現了大幅升值，但真正對日本經濟產生破壞性影響的並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當時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廣場協議」之後，日本當局允許日元大幅升值，但又擔心貨幣升值帶來的通貨緊縮問題，因此，在1986-1988年實行了過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果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末的嚴重資產泡沫(黑田東彥，2003)。 從1986年到1987年2月，在短短的14個月里，日本銀行連續5次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從5%大幅降低到2.5%，不僅為日本歷史之最低，而且為當時世界主要國家之最低。1987年，日本政府減稅1萬億日元，追加5萬億日元的公共事業投資，後又補充2萬億日元財政開支。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日本的貨幣供應量持續上升，1987-1989年，日本銀行的貨幣供應量(M2+CD)增長速度分別高達10.8%，10.2%和12%，造成國內過剩資金劇增。在市場缺乏有利投資機會的情況下，大量過剩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入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造成資產價格暴漲。 與貨幣政策的極度擴張一樣，貨幣政策的突然緊縮也同樣會給國民經濟帶來災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並引發危機，至少從直接感受上是日本銀行刻意挑破泡沫的結果」(清水啟典，1997)。因為在泡沫無法自我支撐時，正是經濟系統存在流動性壓力和危機的時候，此時的正確做法是採取「凱恩斯療法」，即先放鬆銀根，然後再慢慢收縮，這樣能夠使泡沫在一種有序的政策引導中有一個時間過程去慢慢地釋放。而1989-1990年，日本銀行緊急收縮信貸的做法「無異於拒絕向一個掉進冰窟中的醉漢提供他所需要的酒和毛毯一樣，可能致他於死地」(羅賓斯，1979)。實際上，面對經濟泡沫，如果只是簡單地採取收緊銀根政策，必然會對正常的經濟活動造成破壞性影響，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行為，就好比城裡有房子失火，消防隊不是向房子噴水，而是掘堤淹城一樣(三木谷良一，2002)。 2.教訓二：貨幣政策決策應是科學的，慎重的，任何重大的失誤都有可能把經濟推入絕境。同時，貨幣政策應是靈活的，必須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及時進行調整。「如果日本銀行能在1987年或1988年就提高利率、緊縮銀根的話，日本的泡沫經濟問題或許可以避免」。 在日本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至少有兩次因為日本銀行對形勢的判斷的失誤，錯過了貨幣政策調整的最佳時機，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後果。一次是1986年，日本出現了「日元升值蕭條」，實際上，這次經濟衰退的時間非常短暫，完全是日元升值後市場的自動調整，很快日本經濟便恢復增長。然而，日本政府由於判斷失誤，作出了過度反映，並由此開始實行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另一次是1987年秋天，當時世界經濟出現了較快增長，1987年9月底，美國、德國等開始調高利率，日本也准備於1987年年底以前提高中央銀行貼現率。恰在此時，1987年10月19日，「紐約股災」爆發。「黑色星期一」之後，世界經濟很快恢復增長，西方主要國家紛紛尋找機會，提高利率，日本銀行卻決定繼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維持中央銀行貼現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日本銀行是在1989年5月份才提高貼現率的，這時距離黑色星期一已經19個月了，距離日本銀行實行超低利率已經27個月了(見圖9、圖10)。「長期的超低利率政策，使得本來資金已經十分富裕的日本經濟體系內到處充斥著廉價的資金，引發了資產價格的惡性膨脹」(鈴木淑一，1993)。現在看來，「如果當時日本銀行及時緊縮銀根、提高利率的話，日本的泡沫經濟問題就有可能避免」(清水啟典，1997)。 3.教訓三：貨幣政策應該是獨立的，不應該過分遷就行政干預和國際壓力。貨幣政策的調整關繫到宏觀經濟穩定和國民福利水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貨幣政策作為政治交易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當貝克的「國際經濟協調新措施」開始實施時，中曾根政府與里根政府正處在外交政策上的密切合作期，此時，日本政府曾把貨幣政策作為改善美日貿易關系、提升日本國際形象的一個重要政治工具。 比如，1986年，日本銀行連續五次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固然有應對「日元升值蕭條」的原因；同時也是受大藏省干預而不情願作出的。大藏大臣竹下登同樣也是屈服於中曾根和美國的壓力。如上所述，在日本銀行連續五次降低中央銀行貼現率的行為中，第四次降息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結果；第五次降息更是日本政府為了能夠在七國首腦會議中獲取政治上的主動權而採取的行動。 又比如，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之後，由於日本經濟增長較快，日本銀行打算提高利率、收緊銀根，而且此前美國和德國已經上調了其中央銀行貼現率，但是，由於美國政府對「黑色星期一」心有餘悸，認為此時日本實行緊縮性政策、提高日元利率可能會導致日元大幅升值、美元大幅貶值，從而引發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所以，一再要求日本和德國繼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日本銀行最終放棄了提高利率計劃，一直到1989年5月。正是這一拖延造成了日本資產價格的劇烈膨脹。與日本的情況相反，德國政府置美國反對於不顧，1988年開始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1988-1992年德國貼現率由2.5%提高到了8.7%，保證了經濟的穩定運行。 實際上，德國也是當時參與國際經濟協調的主要國家，但是，由於德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所以，每當美國就貨幣政策問題向德國政府施壓時，德國政府總是以德國《中央銀行法》為依據，毫不含糊地向美國政府表明，德國的貨幣政策是由德國中央銀行完全獨立作出的，德國政府無法影響之，更無法干預之。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日本一橋大學清水啟典教授曾說過，德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成就了德國經濟；日本中央銀行的依附性損害了日本經濟。很明顯，日本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西方七國中最弱的一個(清水啟典，1997)。 4.教訓四：雖然理論和實踐都表明低通脹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但是日本的案例表明，在低通脹條件下，仍有可能發生資產價格膨脹；並且在低通脹條件下，資產泡沫破滅可能會對經濟產生更大的危害，因此，即使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的形勢下，中央銀行也要對資產價格膨脹保持警惕。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為什麼日本銀行無視資產價格的劇烈膨脹，堅持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呢?一個重要原因與其貨幣政策目標有關。根據日本《中央銀行法》規定，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從物價水平上看，日本在20世紀整個80年代中都非常穩定，即使是在資產價格急速上升的1986-1990年間也是如此(見圖11)。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的現實使日本銀行相信日本經濟仍處在正常運行之中，忽視了資產價格的膨脹。資產價格過度膨脹是造成日本泡沫經濟的主要原因，對資產價格的忽視是日本中央銀行的一個深刻教訓。日本銀行在反思泡沫時期的貨幣政策時認為，當時拘泥傳統的物價水平目標，忽視了資產價格是一個重大失誤。 傳統經濟學認為，在一個物價水平低而穩定的環境中，可以保證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地增長。但是，日本的案例表明，即使在低通脹條件下，仍有可能發生資產價格膨脹。因為當物價穩定，名義利率下降時，「貨幣幻覺」會使人們誤認為實際利率也在下降，從而發生大規模的借貸活動。同時，在低通脹期間，中央銀行容易認為貨幣供應量上升是貨幣實際需求增加或貨幣流通速度減緩的結果，從而繼續擴大性貨幣供給。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低通脹條件下，資產泡沫破滅可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更大的危害，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資產價格的實際調整隻能通過名義價格的大幅下降來實現，而名義價格的急劇下降會對家庭、企業和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狀況產生嚴重沖擊，進而危及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安全。不僅日本的案例證明了這一點，經濟學家Kent and Lowe通過對澳大利亞20世紀70年代初與80年代末兩次房地產泡沫比較分析後發現，雖然這兩次資產價格實際跌幅相近，但由於前者發生在通貨膨脹率較高時期，後者發生在物價水平較穩定時期，因此，後者的名義價格跌幅更大，造成的經濟衰退更嚴重。為了避免資產價格膨脹和最終崩潰所帶來的破壞，應當把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的監測目標范圍之中。即使是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時期，中央銀行也應該對資產價格的異常波動提高警惕。

7. 美元要貶值到什麼時候

這是不可能的 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銀行是絕不答應的 為什麼呢？
一、人民幣升值之利：
（一） 人民幣升值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
1）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更值錢了，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國外債壓力的減輕和購買力的增強等等。
例如：誰在掏錢維持號稱「全球老大」的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轉？想當然的回答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廣大納稅人。這個回答並不全對。因為當前的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巨大，光*納稅人的貢獻還不夠開銷，因而不得不大量舉債。而最大的債主是誰？是日本和中國。中國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買的是美國政府公債。
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強大的帝國的最大債主之一。這個事實本身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去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說話的人民幣自然而然也就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這是好事。
3）有利於進口產業的發展：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二）人民幣升值的前景還是越來越清晰的。
這是因為，正如1994年以前人為高估人民幣幣值的政策被迫放棄一樣，人為低估人民幣幣值也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在匯率的問題上，政策干預，雖能一時起作用，但最終還是市場說了算。只要中國能夠保持經濟高增長，同時推動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進程，那麼，人民幣升值，成為區域乃至世界貨幣將為時不遠。而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不遠的將來突然停步；中國的貨幣當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幣將走向完全可自由兌換。
實際上，人民幣的上升之旅已經開始，起點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貶值。這一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並攏，由上一年的1美元兌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貶值幅度為33%。從那時起到去年末，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的情況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1999年以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升值分別為18.5%、39.4%和62.9%。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的結果也反映了同樣的趨勢。
雖然如此，但在當前，試圖誘導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具備現實條件。

二：人民幣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表現在三個方面：
1） 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到我國外貿和出口。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帶來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
一國貨幣的升值，帶來的是該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訓的。在1985年，為了遏制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財政首腦就採取過相應的手段，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從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後，從1985~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廣場協議」被公認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現在日本無非是想把這一悲劇轉嫁到中國。
2） 還會影響到我國企業和許多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因為盡管「中
國製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佔的市場份額，主要依*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在競爭中並不處於主導地位，如果競爭力受到打擊是很可怕的。
《中國企業家》這次調查的最大發現是：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對於正在中國經濟舞台上活動著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例如：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宏生，這位中國彩電出口大戶的老總面對升值的前景憂心忡忡，他認為，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人民幣如果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等於出口價格提升了10%，而中國國內製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怎麼可能調節10%的升值壓力？肯定會出現大面積虧損。
黃宏生以創維為例，勾劃出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線：「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很難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廠產品跟我們的價格一樣低。比如來自墨西哥的彩電、歐洲土耳其的產品很便宜，我們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們今年在美國市場希望能提高三千萬美金銷售，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了，那麼這個計劃就流產了。」
又如：與製造企業相比，那些在匯率風險最前沿的外貿企業，是變化的最強烈的感知者。對於出口型企業來說，出口的量，相對進口，要大得多。因此，黃宏生才說，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東方科學儀器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黃方寧，向記者講了一個因為歐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們有一筆交易，簽約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還是1:0.9，等到交貨時，漲到了1:1.1了，他們又沒有採取鎖定匯率的措施，於是賠了。「即使我們有10%、20%的中間利潤，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損失。只能自己補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來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將投資轉移到墨西哥或馬來西亞，20世紀80年代，台灣也曾經歷過中國現在的壓力，在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40漲到1:25後，一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產業，紛紛轉移到東莞。同樣，有專家分析，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傳統產業又會從東莞轉移到像中亞、越南等更不發達的地區。本來，中國還有很多地區，比如西部，可以容納這些產業，但因為貨幣的調整是針對所有企業的，可能使得中國被迫提早經歷產業空洞化的過程。
3） 還會破壞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
緣越來越近。升值業可能葬送我國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資環境，新增的海外投資則會減少，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將被大大消減，因為這種投資變得相對昂貴。另一方面，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可能增加，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緣越來越近。
例如：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貨幣政策，以吸納國內資金，但其效果卻適得其反，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同時又產生了外資流入推高了本幣匯率的矛盾，觸發了經濟結構問題的暴露，或出現泡沫經濟或出現經濟滑坡，從而被迫實行本幣貶值政策，直接導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交易風險，並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何為金融危機？這就好比是一戶本來很窮的人家，來了一個巨富親戚，
為他們帶來了暫時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闊而借給這家人巨資，不料這戶人家的富親戚突然消失，留給這戶人家的只有高築的債台，並因此導致了借其巨債的朋友。一時間危機四起。
可見，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
4） 還有，升值後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
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一些「泡沫」進一步膨脹或造就新的「泡沫」，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國許多散戶投資者紛紛在當地開立人民幣儲蓄帳戶，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幣匯率制度變化會讓他們受益。當然，這些散戶帳戶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幣帳戶，因為依照中國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在海外開立人民幣帳戶是非法的。他們開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儲蓄帳戶，帳戶內的存款是美元，但基於人民幣的現貨匯率，這些帳戶將因人民幣兌美元現貨匯率的波動而升值或貶值。 Everbank首席執行長Frank Trotter稱，公司此舉在一些客戶中產生了很大反響。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幣匯率開始顯示失衡跡象以來，這些客戶一直在要求開立人民幣計價帳戶。Everbank於7月1日推出了此類新帳戶，並在隨後的幾周內將逾650萬美元投入該類帳戶。
（5）此外，人民幣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物價肯定會降下來，因為進口品的價格會下降。
人民幣升值增大就業壓力，惡化當前就業形勢：外商投資企業對吸引國內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現在的情況更是如此，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財政赤字將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很容易受到反傾銷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勢並不樂觀。如此時人民幣升值則會是使目前這種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
匯率的變動與各國國內的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國民收入水平以及物價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一種貨幣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應該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說了算。
然而：鹽川正十郎的提案則更像一場政治陰謀。手拿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如果是一個小孩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個小孩一定還幼稚到沒有學會用錢。如果是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就會引發一場風波。而這場風波就是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的一項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
最近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討論成為國際上一個十分關注的話題。先有日本財相在七國財長會上提出要求，後有美國財長斯諾講話和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都呼籲人民幣升值，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格林斯潘的講話，更是讓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其實，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考慮，鹽川正十郎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沒有道理。首先，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谷，憑什麼你中國卻一枝獨秀？中國的一枝獨秀我們日本也有貢獻，你看，日本從你們那裡進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幣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夠貶值，這樣日本的出口產品才有競爭力。 中國經濟具有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平和廉價的貨幣3大優勢，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幹涉的，只有最後一點——人民幣匯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幣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但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不了企業的行動，所以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使他們在國內達不到的目的，通過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來達到。
迫使人民幣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美歐方面的動機似乎更為明顯，就是為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消弱中國的經濟實力，進而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
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升值的國際壓力日大。盡管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品牌)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於一旦。

8. 日本大蕭條時期對日本老百姓的影響是什麼，日本老百姓是如何應對的

影響是日本的失業率升高，約有100至200萬人失業，並導致生活狀況的惡化。百姓在應對由政府政策干預的措施表現為盲目。

1985年，紐約出台《廣場協議》，日本在這次協議中迫於美國等經濟大國的逼迫，被迫同意，允許日元大幅升值。導致國內資產泡沫，僅僅1年時間，國內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和股市。

日本央行從1986年起連續降息，期盼阻止國內經濟崩潰，然而時至今日，日元利率已經接近於0，通貨緊縮卻依然如故，銀行呆賬因而大量積累，致使日本經濟空前蕭條。 這就是90年代，日本「失落的十年」，即經濟大蕭條。

(8)廣場協議時間擴展閱讀：

日本泡沫經濟是日本在19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出現的一種日本經濟現象。

根據不同的經濟指標，這段 時期的長度有所不同，但一般是指1986年12月到1991年2月之間的4年零3個月的時期。

這是日本戰後僅次於60年代後期的經濟高速發展之後的第二次大發展時期。 這次經濟浪潮受到了大量投機活動的支撐，因此隨著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經濟出現大倒退，此後進入了平成大蕭條時期。

日語中「平成景氣（日語：平成景気；日語假名へいせいけいき）」基本與此同義，但有時也包括此後的經濟蕭條階段。

9. 日本經濟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時間

日本經濟在戰後也發展迅速，但真正的繁榮期比德國晚了10年。日本真正繁榮發展的時期是60年代初到1973年石油危機這十多年。1968年，日本 後來居上，超越德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了1984年日本人均GDP超過美國，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於是美國政府開始打壓日本，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的表面經濟背景是解決美國因美元定值過高而導致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但從日本投資者擁有龐大數量的美元資產來看，「廣場協議」是為了打擊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因為，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對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為了要達到經濟成長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調降利率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國內經濟的景氣。從1986年起，日本的基準利率大幅下降，這使得國內剩餘資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產等非生產工具上，從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經濟。這個經濟泡沫在1991年破滅之後，日本經濟便陷入戰後最大的不景氣狀態，一直持續了十幾年，日本經濟仍然沒有復甦之跡象。

10. 為什麼這段時間人民幣升值在持續

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人民幣近10年都處於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1994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8.6212，1995年為8.3490，1996年為8.3143，到2003年為8.2770（國家統計局，2004），人民幣匯率近10年下降了4.1%。從2001年開始連續3年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幣匯率累計平均仍為8.2770.2003年以來，人民幣再一次面臨升值壓力，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斷施壓，希望迫使人民幣升值。國內外理論界也有人依據各種模型估算出人民幣「應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計達到50%以上，低的估計也有15%以上。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2002年達到2864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了5.55倍。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 ）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 ）為-0.3%，比美國低2.53%。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製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經濟學分析

從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夥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且不說90年代人民幣是不是過度貶值或定價過低，單說近年來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沒有動，僅此一條，就可以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價值有可能低估。

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籲人民幣升值，背後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製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製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希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