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撕毀合同

A. 當年蘇聯為什麼要單方面撕毀幫助中國的協議

蘇聯撤回所有技術人員 蘇共二十大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並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註：參見《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一不尋常的做法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也在中國和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獲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此事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反映比較復雜。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既「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毛澤東說：「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 」（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總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方面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樣做也大有好處，解放了各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有缺點，即批判斯大林這樣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搞了突然襲擊；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說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講錯誤，不講功績。（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頁。）這表明，從如何對待斯大林這一問題開始，中共中央並不完全贊同蘇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觀點。中蘇之間產生了分歧，打破了過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總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不僅在內部批評蘇共的做法，而且先後撰寫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第一次雖然婉轉卻是公開地表明了不同於蘇共的意見。除了在斯大林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也不贊成，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最初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等人並沒有就「和平過渡」問題與蘇共領導人爭辯，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觀點，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時，由於蘇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才在會議的內部討論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觀點，要求蘇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後不久，除上述兩大分歧外，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又有新發展。由於受蘇共二十大的間接影響。1956年先後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滿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評蘇共和蘇聯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等等。不過，相對而言，1957年以前，中蘇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問題與和平過渡問題那麼重要，那麼引人注目。

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況發生改變，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以筆者之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雙方的經歷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因而難免出現分歧。以斯大林問題為例，不管赫魯曉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確，他畢竟是從蘇聯的情況和蘇聯的需要，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發的，而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執政時期的內情並不十分了解，對斯大林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並無切身感受，又主要是從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自然看法也就不會和蘇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也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於懷疑蘇共蘇聯，也敢於發表不同於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而在蘇共二十大以前，特別是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三是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壯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設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新上台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蘇聯領導人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最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今天看來，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兩黨之間出現分歧，不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麼壞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時期」 那樣「完全一致」倒並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雙方處理得當，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不一定對既存的友好合作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已為1956-1957 年的事實所證明。

實事求是地說，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兩年多時間里，盡管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和平過渡、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等問題上有了重大分歧，雙方不斷產生爭執，但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倒退，甚至還有新的發展，比1955年以前更為密切。其間，不僅雙方繼續進行友好合作，蘇聯還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由於蘇聯答應在導彈核武器的研製方面幫助中國，並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樣品，中蘇兩國因而在1957年10月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的意識形態分歧未使中蘇關系發生逆轉，當然是有原因的。筆者認為，一是雙方的分歧和爭論並不很多，而且局限於一般理論問題的范圍，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採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並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並沒有上綱上線，更沒有激怒蘇方的意圖和做法，從而使爭論大致上能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進行。可見，只要處理得當，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並無必然的聯系。

（二）

盡管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兩年多時間里，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沒有損害雙方的關系，但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 「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參考資料：<中俄關系史>

B. 蘇聯撕毀合同後，中國的情況。

要分兩個方面說
壞的一方面就是大批項目下馬，1960年7月，蘇聯政府確實撕毀了同中專國簽訂的600來個合同，屬其中專家合同343個，科技合同257個。
結果就是工業升級計劃推延了至少5年，而且更可怕的就是錯過了一次工業升級的機會，當時正好是電子工業大發展的時候，損失了至少10年

但也有有利一面，合同涉及的基本上都是重工業項目。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這些重工業項目由於蘇聯的撕毀合同不得不下馬，才使得中國的經濟建設獲得了一絲喘息的機會，從而避免了更多的人死於飢餓。

C. 蘇聯政府在何時單方面撕毀合同，召回全部在華蘇聯專家的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單方面撕毀合同，召回全部在華蘇聯專家。蘇聯專家撤走版了，權給海防導彈試驗靶場留下了一大堆進行了一半的工作。岸艦導彈的大部分內容還沒有講，更談不上實際操作。基地里的一個翻譯充滿憤懣而又無可奈何地說：蘇聯專家撤走，對我們初建的海防導彈試驗靶場來說，就像一個人正在順著懸崖向上爬的時候，被人突然撤走了腳下的梯子。這個時候，你只有上，沒有下，只有靠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奮力向上攀登。老師走了，但學生們沒有被遺留下來的困難壓垮。

D. 當年蘇聯為什麼要撕毀約定，撤走所有專家技術人員

因為1960年初，中蘇關系惡化。

1960年7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向中國外交部提交照會，指出中國向蘇聯專家散發《列寧主義萬歲》小冊子，是將「自己觀點強加於蘇聯專家」，是對蘇聯專家勞動的「公開的不尊重」，決定召回在中國的全部專家和顧問。

7月25日，不等中國答復，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說，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將於7月28日到9月1日離境，並終止派遣按照協議應派出的900名專家。7月31日，中國政府復照會蘇聯政府，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撤走專家的決定，並表示願意挽留在華工作的未到期的專家。

但是蘇聯政府對中國政府照會不予理會，在1個月內撤走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中斷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協議書以及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止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停止了許多重要設備和物資的供應。

(4)蘇聯撕毀合同擴展閱讀：

1960年7月，赫魯曉夫的意氣用事，給中蘇關系造成了重大損失，中蘇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當一紙照會遞到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面前時，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蘇達利柯夫盡量使語氣顯得平靜些。他觀察著周圍中國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漢夫的臉色也越發凝重起來。

此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正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收到中南海送來的照會譯文前，周恩來剛剛回顧了中蘇關系發展的幾個階段。

他結束發言時形象地說，赫魯曉夫曾抱怨中國向他的花園里丟荊棘，其實「我們是在給他拋金子」，指出他的錯誤，希望他改正，「我們現在還是堅持這個原則」。

事實上，1959年在天安門城樓上，赫魯曉夫就試探過中共，稱要把專家撤回蘇聯。當時的中蘇首席俄語翻譯李越然，生前一直對那段往事難以忘懷。

那天是國慶閱兵禮，他正坐在毛主席身邊，赫魯曉夫突然一句「關於生產原子彈的事，我們決定把專家們撤回去」，卻被毛澤東從容的回答硬生生頂了回去。毛澤東說：「需要是需要，也沒什麼大關系。技術上能幫助我們一下更好。不能幫就由你們考慮決定。」

在次年蘇聯決定全面撤回專家後，毛澤東同樣鎮定地告誡大家：「1917年到1945年，蘇聯是自力更生，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主義的道路，我們也要走這個道路。」他還要求大家，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E.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片面撕毀了專家合同和補充書343個，科技合作項目257個，共計600個合同。why

蘇聯撤回專家是在中蘇交惡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首先在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批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提出了三和路線即「在和平共處條件下與資本主義展開和平競賽，由於社會主義優越性，最終會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和平革命，社會主義最終會勝利」。而中共認為斯大林功過應七三開，功為主，過為次；並且中共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不可調和論斷是正確的，不可更改的，戰爭不可避免，並且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將徹底滅亡社會主義會勝利。蘇聯認為二者矛盾緩和，在核武器條件下爆發世界大戰將是人類的末日。而此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如：中方炮轟金門前未通報蘇方；中印戰爭時蘇聯真理報發表中立聲明；赫魯曉夫訪問中國時提出在中國領土上建立長波電台和建立聯合艦隊，雙方共享海岸線，中方認為建立電台事關主權，提出由中方出資金，蘇方出技術，和建電台後，電台主權歸中方，蘇方可以使用；而關於建立聯合連隊中方認為中國海軍實力太弱無法共享海岸線，若與蘇聯建立聯合連隊將使蘇聯控制中國海軍。等等一系列事情造成雙方交惡，赫魯曉夫訪華回國後不久就召回蘇聯專家，撕毀合同 雙方交惡事件復雜 具體可以樓主可以看看維基網路 手機碼字辛苦啊，給分吧

F. 太原四季氣候特點

太原的氣候特點是：冬季乾冷漫長，夏季濕熱多雨，春季升溫急劇，秋季降溫迅速，春秋兩季短暫多風，干濕季節分明。

太原由於其地形復雜多樣，海拔高度差異較大，海洋性氣候對境內的影響，形成了北溫帶大陸性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晝夜溫差較大，夏秋降雨集中，冬春旱多風。

太原的春季氣溫回升快，光照充足，降水少，蒸發大，大風日數較多，佔全年的40%～60%；夏季氣溫高、濕度大，降水集中，7月和8月是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的兩個月，這兩個月的降水佔全年降水的60%左右；

秋季氣溫下降快，多晴朗天氣；冬季寒冷乾燥、晴朗大風天氣較多，1月是全年的最冷月，降水也很少，僅佔全年總降水量的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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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地理環境：

太原位於山西省境中央，太原盆地的北端，華北地區黃河流域中部 ，地處南北同蒲和石太鐵路線的交匯處。區域輪廓呈蝙蝠形，東西橫距約144公里，南北縱約107公里。

太原西、北、東三面環山，中、南部為河谷平原，整個地形北高南低呈簸箕形。海拔最高點為2670米，最低點為760米，平均海拔約800米，市區坐落於海拔800米的汾河河谷平原上。

太行山雄居於左，呂梁山巍峙於右，雲中、系舟二山合抱於後，太原平原展布於前，汾水自北向南縱貫全境。 市區東有太行山阻隔，西有呂梁山。

G. 當年蘇聯撕毀合同，撤走所有的資源，中國是用以鴨蛋代替錢，來還貸的

貌似是的。可以問一下社會老師

H. 中國的原子彈是誰發明的，只有一人啊！

是由我國當時頂尖的科學家共同作業完成的，其中功勞最大的是錢學森。

中國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基礎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即著手准備研製原子彈。1959年開始起步時，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

1959年6月，蘇聯政府撕毀中蘇在1957年10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隨後撤走專家，中國決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這一任務。

中國首次試驗的原子彈取"596"為代號,就是以此激勵中國軍民大力協同做好這項工作。

1964年10月16日，首次原子彈試驗成功。

經過兩年多，1966年12月28日，小當量的氫彈原理試驗成功；半年之後，於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進行了百萬噸級的氫彈空投試驗。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這兩個發展階段的任務。

(8)蘇聯撕毀合同擴展閱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整，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50年代中期，為了抵禦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打破他們的核訛詐、核壟斷，盡快增強國防實力，保衛和平，黨中央和毛主席果斷做出了自力更生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1956年，在中央制定的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十二年遠景規劃中，原子能研究被列為第一項重要任務。

創建初期的中國的核工業，曾得到過蘇聯的少量技術援助。但是1959年6月，蘇聯背信棄義，拒絕向我國提供有關資料，不久又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

1960年7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發出號召：自己動手，從頭做起，准備用8年時間，拿出自己的原子彈。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在全國有關地區和部門的大力協助下，大批的科技人員參加到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的攻關中。他們隱姓埋名，把健康、青春、甚至生命，都獻給了祖國。

籌備初期，物理學家錢學森找到科學家鄧稼先，說：中國要放一個「爆竹」，要你來做這個「爆竹」。當晚，鄧稼先通宵不眠，既興奮又感到責任重大。他對夫人說：從今以後我的生命就交給了這個工作。家中的事和兩個孩子我是不能管了。在鄧稼先為中國的國防事業而拼搏的時候，連他的岳父許德珩都不知道女婿到底在干什麼。

1964年10月16號，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力量終於掌握了核技術。恰好在這一天，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創作和演出的全體人員，當人們得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時，全場沸騰了。

同一天，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掌握核武器，完全是為了防禦，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核威脅。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給所有中華兒女帶來的巨大鼓舞。第一顆原子彈研製過程中體現出的那種精神力量，也永遠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I. 前蘇聯在1960年為什麼要撤走全部專家,單方面撕毀合同呢

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做里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中蘇在對馬列主義內、共產主義的理解出現了容分歧，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有了分歧。57年蘇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攻擊，毛認為干涉了內政。尤其在對波蘭、匈牙利等國家事變，蘇採取干預政策，加劇了毛對蘇的不信賴。後來要在旅順港建聯合海軍、在中國東北建立航空燈塔等問題，中國沒有答應。雖然兩國領導人都採取修復關系的行動，但是雙方分歧太大，沒有結果，由政治問題轉變為軍事、經濟問題。鄧小平的九評蘇共也是加劇了分歧原因之一。50年代末大躍進的貿然急進，加上60年代初的自然災害，中國經濟很困難，就在這時，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732項，帶走圖紙。中蘇關系惡化開始表面化。

J. 蘇聯為什麼對中國背信棄義撕毀合同

• 蘇聯撤回所有技術人員 蘇共二十大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蘇共二十大引起的。

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並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註：參見《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一不尋常的做法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也在中國和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獲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此事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反映比較復雜。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既「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毛澤東說：「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 」（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總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方面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樣做也大有好處，解放了各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有缺點，即批判斯大林這樣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搞了突然襲擊；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說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講錯誤，不講功績。（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頁。）這表明，從如何對待斯大林這一問題開始，中共中央並不完全贊同蘇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觀點。中蘇之間產生了分歧，打破了過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總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不僅在內部批評蘇共的做法，而且先後撰寫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第一次雖然婉轉卻是公開地表明了不同於蘇共的意見。除了在斯大林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也不贊成，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最初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等人並沒有就「和平過渡」問題與蘇共領導人爭辯，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觀點，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時，由於蘇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才在會議的內部討論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觀點，要求蘇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後不久，除上述兩大分歧外，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又有新發展。由於受蘇共二十大的間接影響。1956年先後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滿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評蘇共和蘇聯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等等。不過，相對而言，1957年以前，中蘇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問題與和平過渡問題那麼重要，那麼引人注目。

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況發生改變，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以筆者之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雙方的經歷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因而難免出現分歧。以斯大林問題為例，不管赫魯曉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確，他畢竟是從蘇聯的情況和蘇聯的需要，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發的，而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執政時期的內情並不十分了解，對斯大林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並無切身感受，又主要是從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自然看法也就不會和蘇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也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於懷疑蘇共蘇聯，也敢於發表不同於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而在蘇共二十大以前，特別是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三是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壯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設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新上台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蘇聯領導人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最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 「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參考資料：《中俄關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