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logo設計

A. 明國初年新聞由政論向新聞時代演變的原因及標志

1、重視新聞采訪；
2、一批名記者脫穎而出~

B. 誰能幫設計個logo用pb兩個字母做一個logo，pb是地名，希望能表達出新聞或及時性的意義。

別鬧，設計裡面logo設計這么復雜，你真以為可以分分鍾做一個出來呢！還是花錢請人吧

C. 為什麼周報和日報的出現是近代新聞事業誕生的標志

你是要史實還是要記憶的方法，樓上的說了史實的，我幫你分析下子吧……
報刊從普通書籍出版物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以報道新聞評論時事為主要業務的行業，有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廣泛的受眾。在18C之前，交通基本靠走，長途基本靠馬，信息的有效及時流傳局限在事件發展地的周邊，國家控制的郵政部門也沒有向民眾傳達消息的職責，也就是說受眾太少，無法形成新聞報道和評論流傳，但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商業活動的加速已經開始有報刊的雛形，簡單的信息流傳。18C中葉，瓦特的蒸汽機出現了，交通方式發生了改變，信息流傳大大加速與擴大，同時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不斷爆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要求越來越高，信息不再是國家的專有物，郵政也開始為大眾服務，報刊這種出版物遍藉助這股東風，第一次在世界歷史上形成這種大規模，大受眾的新聞流通與信息交流。由於郵件一般是定期到達，最初是每周到達一次，因而最早出現的定期刊物多是周刊。後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地經濟聯系的加強，郵件傳遞的次數日益增多，由每周一次逐漸地改為每周二次、每周三次，以至每天一次，於是新聞印刷品的刊期也逐漸縮短，由周刊改為周二刊，最後出現了日報。 所以周刊日報的出現是近代新聞事業誕生的標志。

D. 新聞事業的標志

就西方社會來講，十六到十八世紀是封建社會解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時期，近代新聞事業伴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興起而產生。近代新聞事業它的形成標志有以下幾點：
1，出現了專業化的傳播機構和專業化的新聞從業人員。
2，形成了具有新聞需求的受眾群，有了新聞市場。
3，出現了非手工操作的傳播工具。
4，展開了規模比較大的和持續不斷的新聞傳播活動。
近代新聞事業的標志就是傳播覆蓋空間大，規模大，實現了傳播方式是由原來的點到點，到近代新聞事業的點到面，就是由點到面的轉變。這是近代新聞事業和古代新聞事業在傳播模式上的區別，從點到點，到點到面，出現了一種深層次的進化和轉變。

E. 標志世界新聞學走向成熟的著作是什麼

中國新聞學走向成熟的三部代表性著作是：1918年，蔡元培決定在他任校長的北京大學開設新聞課程，同年10月14日成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次年4月20年，研究會創辦了學術刊物《新聞周刊》，它標志中國的新聞學研究和新聞教育正式開始，新聞學作為一門專門學說在中國開始形成。1919年徐寶璜的《新聞學》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理論新聞學著作。1923年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業務新聞學著作。 1927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新聞學著作。至此，標志著中國新聞學達到了成熟程度。

F. 給下面的新聞擬寫一個標題，不超過15個字。新華網重慶頻道記者2月24日從中華七大傳統節日形象標志新

G. 中國新聞社標志是什麼字體

哇，樓上的太無恥了。強烈要求封他號！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騙子大騙子！問題我也不知道，不過幫樓主補圖一張

H. 17世紀定期報刊為什麼是新聞事業近代化的標志

定期報刊與新聞信的三個區別：
近代新聞事業的初創階段特點：信息載體形回式的變化——書、報、雜答志的分離

1） 報刊與一般印刷物的分離，同書籍區別開來，成為獨立的報業

2） 報紙和期刊（雜志）也開始分流，形成報業中的兩個分支。

報紙：刊期——短，日報或周報

形式——散張，兩面印刷，分欄編排

內容——新聞、評論、廣告

期刊：刊期——較長，周刊、半月刊、月刊

形式——成冊裝訂的書本形式

內容——政治時事性、科學性、文藝性

6． 近代報紙應具備的條件

® 至少每星期出版一次（定期性/穩定性）

® 機械手段生產 （機械性）

® 形式上為紙而非冊 （物理形態）

® 無論何人付錢即能得到 （可接近性）

® 刊登公眾所感興趣的事情（可讀性）

定期報刊的特點
1）公開而非私下傳播；

2）內容豐富而非單一；

3）定期出版而非隨機傳布。

定期性更是凝聚著現代文明的精神特質，沒有定期觀念的報刊是同現代文明的需求格格不入的。

I. 中國新聞學誕生的標志

論中國新聞學的啟蒙和創立
現代新聞學在中國經歷了啟蒙和創立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有緊密的聯系，但在觀念體繫上又有相當的差異梁啟超時期的新聞學啟蒙者，以儒家傳統中的實用理性做為他們從事新聞學啟蒙的出發點和歸宿。梁啟超所講的「報館有益於國事」這句話表達了中國新聞學啟蒙者們對新聞學的基本認識。市場經濟、自由理性、現代社會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問題，在他們的論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國的方式來理解。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報刊在中國沿海城市出現以後，國人很自然地用中國的眼光看待這些外來事物。國人最早論證報紙意義的文獻是上個世紀60年代洪仁乾的《資政新篇》。他在《資政新篇》里寫到：「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於一，內外適均而敷於眾也，又由眾下達而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於准賣新聞篇或設暗櫃也。」洪仁干並非沒有談到現代報紙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現實政治的需要和傳統的上下為序的意識，終於使他把「准賣新聞篇」的作用歸結到「通上下」、「以資聖鑒」這一中國社會的交往模式上。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大都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於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於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考現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了「輔教化之不及」、「對於國民而為其導向者是也」等等論證。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裡，這種認識仍然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試看譚嗣同《湘報後敘》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於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毀鄉校』，此鄭之所以安也；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在這段論述中，新的關於人的社會本性的認識和周召公、鄭子產的治人之術融會貫通，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也許譚嗣同真的像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卻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口」不屬於人，而屬於「國」。從民主政治角度講，這里的語態顯然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所有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現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著名論文《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正是這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處處把現代報紙與「國事」聯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單，卻也頗具熱情。例如吳恆煒的話：「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緣起》）在這里，報紙的政治實用價值受到極大重視，現代報紙得以產生的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背景則被忽略了，以致對西方報紙在社會中地位的描述，出現了不少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而帶來的差誤。時代背景的異質，決定了政治（圖強、御辱、維新等等）在國人的新聞學啟蒙中必然居主導地位。王韜、鄭觀應、陳熾、陳衍等等關於設新報館、設洋文報館、西人報館只准用西字的論證，與其說是研究報業，不如說是一種圖強御辱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吳恆煒、唐才常等等圍繞報館的「通」所展開的通上下（這是主要的）、通中外、開民智、造新民、監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種族等等議論，無不直接服務於維新運動。他們看到了世界大通，卻只想到這種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趨勢與「國事」的關系，給予現代報紙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責任。把實現政治抱負的期望，相當程度上寄託於現代報紙。梁啟超的一段論述很典型地說明了一代新聞學啟蒙者的視角。他說：「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 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認識水平，他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一代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尚逃不過只在政治方面體驗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命運。政治喚起並強有力地推動了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但達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礙新聞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確立。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新文化運動中新聞學的特點，那麼邵飄萍所講的「以新聞為本位」，是最為恰當的，因為中國的新聞學回歸到了學科建設自身，而新文化運動中先後出現的《新聞學》、《應用新聞學》、《實際應用新聞學》、《新聞學總論》、《中國報學史》等代表著作，則標志著中國新聞學的真正創立。無論這些著作的框架設計、論證水平和內容的角度有什麼不同，新文化運動開放的心靈使它們具有了相同的視角：將以往睜開眼睛看世界，轉變為從現代世界交往體系看中國。將世界交往體系作為獨立的系統來認識，使中國的新聞學者們有可能在新聞學自身范圍內為新聞學下定義了。徐寶璜最先作了如下定義：「新聞學者，研究新聞紙之各問題而求一正當解決之學也。」在加上其他的一些定義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實：中國的新聞學已經著手自身領域的建設。新聞總要觸及政治，僅僅強調以新聞為本位並不能擺脫政治對新聞的浸潤，況且中國的新聞學創立者們是過問政治的，都站在反帝愛國運動一邊。但是，當他們研究新聞學時，他們是學者，不是政治家。學術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蔡元培倡導的兼容並蓄的北大校風，使他們在學術品格上保持了明顯的獨立性。他們的學術著作並不迴避政治，字里行間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傾向。但這時他們講的是新聞工作的職業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義務。這二者的表現似乎相同，其出發點是迥異的。 在中國新聞學啟蒙者那裡，報業與政治是同一個意思，故有「以言報國」、「以言救國」等等表現士大夫氣概的豪言壯語。梁啟超講：「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此三寸不爛之舌，七寸之管。」他歸納了「盡報館之天職」的「八德」，無不是進行政治灌輸的技術。同樣講到「天職」，梁啟超指的是政治義務，而徐寶璜等講的是職業使命。 中國新聞學的創立，表現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新聞學的創立者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都很熟悉，徐寶璜是我國第一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任白濤、邵飄萍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戈公振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第一人。他們同時又是中國現代新聞業的從業者，其中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西方的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是創立時期新聞學的特色。 新聞學的創立者們站在新聞學啟蒙者和洋人的肩上進行工作，因而像言論出版自由、輿論監督之類已經講過的問題，雖然是他們著作的理論基礎，但都一帶而過。他們的任務是回歸到以新聞為本位，進行縱深研究，於是有了關於新聞定義的幾乎是學究式的論證，有了關於新聞價值的理性與經驗相結合的分析，有了對新聞生產商品化的討論，等等。這里多說一句，重視新聞生產商品化，是中國新聞學成熟的標志之一。中國是在列強大炮的威脅下面對外部世界的，其現代化的新聞事業並不根植於自身市場經濟的發展。藉助五四新文化運動造就的人文環境，中國的新聞學誕生了。但是，幾本新聞學著作對中國新聞事業所發生的影響，真有點像沙漠中佈道；以後又經過對「[/ft]荊

J. 國家新聞總署的建設和撤銷標志什麼

新聞總署的成立標志著國家開始有計劃有措施地貫徹執行黨和政府有關新聞事業的政策方針和執行法令，並召開全國性新聞工作會議，調整和發展新聞事業，研究指導新聞業務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