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軍思想

『壹』 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軍思想

『貳』 西方現代建軍思想有什麼啟發

由於工業革命的發展牽頭，導致武器的更新，同樣使戰術的改變，最終改變了軍事思內想。容

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試驗的新式武器催生了很多戰術思想和軍事思想，對制空權以及海權意識達到了新的巔峰，反過來，思想的變化改變了軍事的殘酷程度，改變了戰術。在無數次的鐵血戰爭中，影響了近代西方軍事思想。

所以，啟發就是我們正在實行的：科教興國

『叄』 建軍思想是由哪四大要素構成的

這個時期建軍思想，主要反映在兵役、軍兵種建設、御軍和治軍等四個方面。

（一）兵役思想

宋遼金元時期，存在兩種不同的兵役制度：宋實行募兵制；遼、西夏、金、蒙古和元實行「壯者皆兵」的全民徵兵制。前者，以鞏固政權，「為百代之利」為其倡導思想。即通過災年在災區大量招兵等措施，來達到「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邵氏聞見錄》卷1）的目的。後者，則貫徹戰時「舉國皆來」，平時進行生產勞動的思想原則。即「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則屯聚牧養」（《經世大典序錄·軍制》），以與其游牧民族特點和比較低下的社會生產力相適應。

（二）軍兵種建設思想

「南船北馬」是這個時期軍兵種建設的突出特點。宋統治區具有建設水軍的有利條件，除了重視步兵建設外，還重視水軍的建設。其建設水軍的目的很明確，即：宋初為了統一江南，統一後為了鎮壓南方各地的農民起義；南宋時則主要為了抵禦金兵南侵，同時也為了鎮壓各地農民起義。為抵禦北方各少數民族政權軍隊的南進，宋朝統治者對於騎兵建設從思想上也是重視的，但由於缺馬致使騎兵一直比較落後。因此，兩宋統治者、軍事家們都把解決馬匹問題作為加強騎兵建設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北方廣大的牧區具有大量繁殖馬匹的優越自然條件，適應這一特點，遼、西夏、金、蒙古和元的軍隊基本都由騎兵構成。他們依靠強大的騎兵，取得了對來戰爭許多重大勝利。這表明，他們不僅在思想上重視騎兵建設，還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與此同時，金、蒙古和元面對南宋強大的水平，也本著「奪彼所長」思想，日益重視水軍建設。公元1160元，金海陵王曾命將率領新組建不久的水軍從海道攻打臨安；蒙古國在忽必烈即位後，曾「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得練卒七萬」（《元史》卷161《劉整傳》），以備渡江攻宋之用。

炮兵在宋遼金元時期是個新興的兵種，除金朝在其末年將少量的炮兵加以單獨建置外，其他各政權的炮兵均混合編人各軍中。兩宋雖然沒有單獨的炮兵建置，但其發展較早。而遼、西夏，特別是金、蒙古和元，由於受到宋的影響和攻宋戰爭需要，對炮兵建設也逐步重視起來。金軍曾使用過的名日「震天雷」的火炮，「鐵罐盛葯，以火點之，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圍半畝以上；火點著甲鐵皆透」（《金史》卷113赤盞合喜傳》），這些武器在攻城作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三）御軍思想

為了防止自唐中葉至五代時期出現的將帥專權、擁兵自重的歷史重演，趙匡胤在其建宋伊始，便把軍權高度集中於中央作為其御軍的指導思想、其主要思想原則是：在中央與地方軍人員素質的安排上，遵循「強干弱枝」原則；在統兵機構設置上，依照「互相維制」原則；在軍隊調動和屯戍上，實行「將不得專其兵」（《文獻通考》卷15）原則，等等。遼、金、元統治者同樣強調軍隊要有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遼朝早在太祖耶律阿保機時期，就本著中央集權的統兵思想，取消「興兵合議」的舊習俗，組建直接聽命於自己的宮帳軍；到遼世宗時，又將軍事大權集中於皇帝直接領導下的北、南樞密院。金統治者主張「兵權貴一」，讓「兵柄歸其內族」（《金史》卷44）。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就創建了以漢人為主的侍衛親軍，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蒙古宗王勢力的影響，並按照集中兵權的宗旨建立樞密院、行樞密院統領全國各級軍隊。

（四）治軍思想

宋遼金元時期，各政權的統治者都很重視對軍隊的治理，其思想十分豐富。主要包括精兵強將思想、嚴於治軍和以法治軍思想。重視教育訓練及忠君與人和思想。

1．精兵強將思想。宋朝統治者在建軍和御軍上所貫徹的中央集權思想，對於鞏固政權，防止武夫犯上作亂，保持社會穩定起了積極作用；同時由於對將帥防範過甚，也給軍隊建設帶來了諸如冗兵耗食、將帥權輕、兵將分離等損害軍隊戰鬥力的消極影響。對此，兩宋的一些軍事家、思想家有針對地提出一些精兵強將思想。關於精兵，他們認為「師不必眾也，而效命者克」（《何博士備論·漢光武帝論》），因為「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兵以少而後強」（《水心別集》卷10、12）。關於鍛煉培養強將，他們主張要予將帥以機斷處置之權．呼籲君主要信任將領，對其要「舉無所疑」，使之敢於決斷；提出將要系兵，反對「將無專主」、「士無專統」。遼金無盡管精兵問題不突出，但一些有識之士仍認為「軍官數多」，「多則難擇，少則易精」；「兵貴精不貴多」，以往「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所致（《金史》卷109《陳規傳》）。同時，遼金元的最高統治者，信任將帥，予將帥以機斷之權，讓將帥「便宜從事」的思想也是相當明確的。

2．重視教育訓練思想。北宋經同遼、西夏戰爭的多次失敗，從來仁宗開始，更加重視對軍隊的教育和訓練。他們從以往的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用兵欲其便……士卒欲其教」（《武經總要》前集卷2）的道理，要求「凡欲興師，必先教戰」（《百戰奇法·教戰》）。為了提高官兵的軍事素養，宋仁宗、神宗兩朝相繼開設武學、任命武學「教喻」，由官方出面編修《武經總要》、校定《武經七書》，還設置了專職的訓練官等等。並提出訓練要循序漸進，要納人「法制」軌道的主張，同時採取了「分等」訓練和獎優罰劣等具體措施。

北方少數民族軍隊的教育訓練同樣受到各政權統治者的足夠重視。成吉思汗主張，官兵訓練的目標應使軍隊能夠「不感到遠征之苦，不知飢渴」，「在平時像牛犢般地馴服，戰時投入戰斗像撲向野禽的餓鷹」（《史集》第二編）。適應游牧民族生產、生活特點，遼、金、蒙古還大都採用以圍獵方式進行軍事訓練的做法。即通過平時與獸斗（進行狩獵訓練），戰時與人斗（通過實踐進行訓練），來提高官兵的軍事素質。元朝在世祖忽必烈時期，受中原的影響和作戰的需要，改變了蒙古國時「寓兵於獵」的傳統訓練方式，規定水陸之師都要訓練。

此外，西夏和元朝統治者，還把忠君及人和思想作為教育將士的重要內容。西夏要求軍隊必須「忠實為先」（《西夏記事》卷6），即忠於最高統治者；元朝統治者，除了強調蒙古大汗代表天的意志行事，全軍要絕對服從外，還在軍隊中大力提倡人和思想。為了使軍隊上下一心，具有高度的凝聚力，統治者要求將帥體察和關心部屬，做到「知己之疲，知己之飢渴」（《史集》第二編），使軍隊內部既相識相聞，又互為承責，以維護內部的團結一致。

3．嚴格治軍和以法治軍思想。嚴格治軍和以法治軍是宋遼金元時期許多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的普遍共識。他們從歷史的、現實的經驗教訓中看到，管理軍隊必須要有嚴格的法紀。這是因為，「治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何博士備論·李廣論》）。據此，他們指出，「若不行法，何以使人」（《金史》卷2《太祖紀》），強調「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元史》卷127《伯顏傳》）。他們還認為，要嚴明軍紀軍法，就要「賞罰明信」；只有「賞罰公而濫」，才能「號令出而惟行」（王渾《進呈紀皇帝實錄表》）。為此，提出以賞「感悅士心，使為國盡力」；用罰以「制其奢糜，禁其飲酒」（《金史》卷44）。為了嚴肅法紀，他們主張不論職位高低、關系親疏，都要堅持有功者必賞，有過者必罰。要求「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蒙韃備錄·軍政》）。對於那些臨陣脫逃、不執行號令者，他們主張必須嚴懲。有人認為，「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百戰奇法·罰戰》）。有的則說，「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大金國志》卷27《粘罕傳》）。

基於上述嚴格治軍、以法治軍思想，有關的軍事法規應時而生。例如，北宋初期的《階級之法》，仁宗時《武經總要》中的《賞格》、《罰條》，《宋刑統》中的《擅興律》及南宋建炎初年的《新法》等等，都是有關軍事問題的法規條文。再如，蒙古國時期頒布的「訓言」和「大札撒」（札撒，意為法令、號令）；元朝《大元通制》中有關軍事方面的各項條款，也都是形成了文字的軍律、軍法。宋和元的軍事法規內容廣泛而詳盡。既有上下關系、軍民關系之規定，又有平時和戰時的行為規范；既有違犯法紀的各種處罰規定，又有立功受獎的條件及其按功行賞的具體標准。充分反映出這個時期的軍隊治理已開始向「法制化」發展的趨向。

『肆』 美國建軍思想的核心

美國軍事戰略的核心就是威懾戰略。通過威懾來實現不戰而勝，通過讓敵人確信與美國作戰不是戰敗就是損失慘重來懾止敵人的進攻，使敵人不敢先發制人，從而獲得先發制人的戰爭主動權和戰略主動權。美國構建起從純威懾到實戰威懾，從常規威懾、核威懾、太空威懾到戰爭潛力威懾，從本國威懾到聯盟威懾，從防禦性威懾、升級性威懾到報復性威懾的多層次多樣化的整體威懾。
美國的威懾戰略就是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相威脅，用政治、經濟、外交、輿論、科技等手段懾服對手，以達到不戰而維護美國利益的目的。防禦性威懾就是用前沿部署、高度戰備和戰略預備隊構築起可靠的防禦體系，使敵人確信其進攻不會得逞，從而不敢發動戰爭。升級性威懾就是使敵人確信一旦發動進攻，戰爭將逐步升級，得不償失，從而放棄進攻。報復性威懾就是使敵人確信戰爭升級後，美國將對其要害目標進行報復性打擊，迫使其停戰。
點評：美軍的戰略核心是威懾戰略，那中國的戰略核心又是什麼？如果不是威懾那就是等待挨打後被動反應，或可能是到處進行實戰來殺出威風嗎？美國在中國周邊不停部署武器，直接威脅著中國的心臟部位，影響著中國的生存大計。而中國卻一再表示我們沒有也無意威脅美國。這是什麼邏輯？即便是這樣別人依舊不停部署，也依舊在說－－中國威脅。中國要想得到安全與尊重，就必須對美國的核心部位進行威懾－－美國本土和以色列。威懾的目的是為了和平，威懾的過程並不影響與美國的合作。反正高技術禁運，美國的遏制中國政策等一直存在，我們不會再失去什麼。我稱之為－－和平威懾。
我們的大多聲明都是「不首先．．．不首先．．．不首先．．．」不僅喪失了威懾和模糊的空間，同時也把戰爭的主動權和戰略的主動權都交了出去。你這時再去體會－－被動挨打的含義－－你先被動了，挨打成了必然，方感苦澀難耐。
美國的防禦性威懾，主體為導彈防禦系統，說白了就是心理威懾。嚇唬的成分大於實際效果。它打你，讓你還手時都不自信。

『伍』 世界上最早把無產階級建軍思想付諸於實踐的典型代表是

世界上最早把無產階級建軍思想付諸於實踐的典型代表是列寧。

『陸』 揚八旗抑綠營的建軍治軍思想有哪些

（一）按民族分編，首崇滿洲

清代前期，軍隊是按民族分編的。國家的「經制兵」（正規軍）為八旗兵和綠營兵。八旗兵是繼承中國北方民族的軍事傳統，以滿族為主體，適應滿族社會發展的需要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軍隊，內部按部族分編為「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綠營兵是清初仿明朝邊防鎮戍制度，收編明朝降附的官兵和新募漢兵組建的各省地方武裝，它是清王朝在取得全國政權的新形勢下，面對廣闊的國土和人口眾多的漢人而八旗兵力嚴重不足的矛盾，採取以漢治漢政策的產物。除經制兵八旗、綠營之外，各地還有一些非正規的地方武裝，如蒙兵、藏兵、番兵、夷兵等等，也基本上是按民族分編。八旗與綠營雖同為國家的經制兵，統治者對其並不是一視同仁，而是揚八旗而抑綠營。由於八旗兵是太祖努爾哈赤親自創建，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是鞏固其統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各方面都給予特殊照顧，不但糧餉、裝備等優於綠營，而且拱衛京師和駐守戰略要地等重要任務也交由八旗兵執行。清王朝雖然不得不建立由漢人組成的綠營，但對它並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在兵力部署上用八旗兵來監視和控制綠營兵，另一方面在軍官的職權和銓選上規定，八旗都統、將軍可以指揮綠營官兵，綠營統兵將領卻不能指揮八旗；八旗武官不但可以充任綠營漢人的職位，而且直隸（約今河北）以及山西、陝西、甘肅、四川等省區的綠營中還設有隻能由滿人充任的滿缺。對於八旗兵，清王朝也並不同等看待。八旗之中，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由皇帝直接統轄，稱為上三旗，享有特殊的待遇，如擔任御前侍衛任務的親軍營，成員只能從上三旗中挑補，於下五旗中挑取者也要移人上三旗當差；滿、蒙、漢八旗，八旗滿洲被視為基於，地位最高，八旗蒙古次之，八旗漢軍又次之。所有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清王朝首崇滿洲、優待八旗、以滿治漢的思想。

（二）兵權歸一，高度集中

清朝的軍事領導體制經歷了一個由分權制向集權制轉變的過程。後金時期，滿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演變，與之相適應的軍事領導體制帶有分權制的特點，由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凡軍政大事皆由旗主共議集體裁決，議政王大臣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清定鼎北京後，統治者認識到，必須對舊的政治體制和軍事體制進行改革，以加強皇權。隨著王權的不斷被削弱，有名無實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終被取消。雍正年間設立的軍機處，雖然總攬了軍、政二方面的大權，但它只不過是一個秉承皇帝旨意辦事的秘書班子，實際上大權完全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康、雍、乾時期，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乾綱獨斷」。康熙帝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必躬自斷制。」（《東華錄》康熙朝卷91）與此相適應，在王權不斷削弱過程中，原為各旗旗主私屬的八旗兵逐漸變為國家亦即皇帝的軍隊，軍權由分散趨向集中，皇帝把軍權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康熙帝曾說：「部院諸事，朕尚與諸巨商酌之，惟軍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籌畫。」為了達到兵權歸一的目的，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並從理論上進行了闡述。如作為中央最高軍事機構的兵部，並無實權，「不過稽核額籍，考察弁員而已」，一切軍務皆由秉承皇帝旨意的軍機處辦理。為了防止武將擅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清王朝一是實行以文督武的方針，即地方軍權分寄予總督、巡撫，以文臣總督、巡撫節制武將提督、總兵，法律明確規定：「國家軍旅之事，專任武臣，其在直省者以文臣監督，日總督，日巡撫。」（《康熙大清會典》卷93）作為各省綠營的高級將領的提督、總兵，只有統兵權而無調兵權。督、撫在管區內雖有調兵權，但也要同時奏報皇帝認可。二是不準武將久任一地。康熙帝從吳三桂叛亂的教訓中總結出兵權不可令武將久擅的思想，他說：「邊疆提鎮，久據兵權，殊非美事。兵權久握，心意驕縱，故每致生亂……即此觀之，兵權不可令久擅也。」他還說：「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鎮驕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權之故耳。」

（三）兵農相分，專於為兵

八旗兵是滿族社會特有的軍事組織，皇太極在談到八旗兵制時曾把它與明朝兵役制度進行對比，說「南朝規矩兵民為二，民有常業；兵有常糧；我國兵民為一，出則備戰，人則為農，兼以收拾兵器」（《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敕諭副將高鴻中稿》）。八旗兵役制度的特點是兵民合一、耕戰結合，這是由當時滿族人口少、生產力低下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入關之後，八旗兵逐漸失去生產職能，不再從事生產，成為常備兵。這種變化，與社會發展的趨勢相一致，是歷史的進步，然而它又很不徹底，在某種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兵民合一的傳統，當兵披甲局限於旗人狹小的圈子裡，成為一種特權，給八旗兵帶來許多負面影響。統治者對此視而不見，相反卻對兵民合一的傳統大唱贊歌，說：「設兵之制，歷代因革損益，雖互有不同，而其實不甚相遠，其出於特創而無所因襲者，則我朝八旗之制是也……其制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蓋幾隸於旗者皆可以為兵，非如前代有簽派招募充補之煩而後收兵之用也。」（《清朝文獻通考》卷179，《兵》一）相反，不少官員和學者充分認識到八旗兵民合一的弊端，以評論寓兵於農為幌子，對其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清初傑出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認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條件，「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後世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兵民分為兩途，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腐儒不懂得「因時而利用」的道理，稱說寓兵於農而不絕，其愚足以禍天下。「農之不可兵也，厲農而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只以蕪其土也」（《讀通鑒論》卷17，《簡文帝》）。陸世儀（1611~1672）也指出，兵民合與分，要視情況而定，「人習戰斗，法令森嚴之時，宜於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時，宜於兵民分」（《論兵制》，《清經世文編》卷71）。顧棟高（1679~1759）認為，兵民為一，行之愈力，危害愈甚。王昶（1724~1806）認為，治國者不應當承襲寓兵於農的迂談，而應任良將，馭精兵。乾嘉時期著名的散文家姚鼐（1732～1815）則指出：兵民相分是歷史的必然，「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後世由於戰爭規模巨大，參戰兵力眾多，而戰爭的勝負在極短的時間內即可決出，這就要求士兵必須具備極高的軍事素養，軍隊應以強軍為本，「士卒知戰斗而已」，兵農無法兼顧；否則，「兵農兩為，戰則速敗，而田野為蕪萊，國何賴此哉」（《議兵》，《清經世文編》卷70）。清統治者中也有人認識到軍隊只有專於為兵，精於訓練，才能有戰鬥力。然而這一思想並沒有真正貫徹到軍隊建設中去。

（四）騎射為本，振奮精神

對於滿族人來說，騎射既是他們賴以生存的一種基本的生產技能，又是重要的軍事活動。清王朝馬上得天下，所以統治者歷來都十分崇尚騎射，認為騎射「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清朝文獻通考》卷192，《兵》十四）。他們重視騎射，一方面是因為它是八旗兵建設的重要內容，乾隆帝曾說，「滿洲素習，原以演習弓馬騎射為要」，「武備尤以弓矢為要務」。另一方面，騎射還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品格，這在和平時期尤為重要。也更為統治者所重視。滿族本來有尚武的傳統，在長期行師圍獵中形成了不怕勞苦、勇敢強悍、銳意進取的精神。但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特權以及和平安定的生活，嚴重地腐蝕著滿洲貴族和八旗官兵，統治階級日益腐敗，武備逐步廢弛，「八旗人民怠於武事，遂至軍旅隳敗，不及曩時」。政府官員和軍隊官兵中滋長著養尊處優、貪圖享樂的壞風氣。統治者對此十分憂慮，為改變這種情況，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一再諭令八旗官兵要勤習騎射，並特別強調軍隊建設中的精神因素。雍正帝告誡八旗官兵，要「以柔弱怯懦為恥，以安逸華麗為戒」。乾隆帝則指出：「行圍出獵，既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志氣，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他特別強調這種精神因素與國家命運的關系，說：「若惟事偷安，不知愧恥；則積習相沿，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系。」他還一再強調，八旗官兵應為戒貪圖安逸、怯懦畏敵、不求上進的壞風氣，培養耐受勞苦、不尚浮華、敦崇淳樸、勇往直前等優良的精神品格，以振奮清軍的士氣。

『柒』 毛澤東建軍思想的核心內容是（ ）

a、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捌』 毛澤東思想關於人民軍隊建設理論的主要內容是什麼你認為其突出特點是什麼建軍思

（一） 無產階級的戰爭觀和方法論
1． 無產階級的戰爭觀
無產階級戰爭觀主要包括戰爭的起源和根源、戰爭的本質和目的、戰爭的性質、無產階級對戰爭的態度和戰爭的最終目的等。
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導師對戰爭起源和根源問題研究的基礎上，作出了精闢的概括："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
對於戰爭的本質，毛澤東通過對戰爭與政治、戰爭與經濟關系的論述，得出戰爭的本質和目的，無非是為了取得或維護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在論述戰爭與政治關系時，毛澤東發展了列寧的觀點，提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而對戰爭與經濟的關系，毛澤東看得非常清楚，他把"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量"作為選擇和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之一。他認為："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才能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紅軍，……也才能使我們的廣大群眾都得到生活上的相當的滿足，而更加高興地去當紅軍，去做各項革命工作"。
對於戰爭的性質，毛澤東進行了科學的劃分，"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者，對待戰爭的正確態度應該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
2． 戰爭方法論
毛澤東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研究和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整套研究和指導戰爭的基本方法，這些基本方法，對研究和指導戰爭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具體來說，毛澤東的戰爭方法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遵循戰爭規律研究指導戰爭
毛澤東認為，戰爭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客觀物質運動的形式之一，像自然界和其他社會活動的領域一樣，是有規律可循的。他說，"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定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既然這樣，人們就可以認識戰爭，把握戰爭的規律，並通過此去指導戰爭。
（2） 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指導戰爭
所謂階級分析方法，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去觀察和認識階級社會的歷史現象的一種方法。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把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學說，成功地運用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全過程，並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例如，毛澤東和老一輩革命家提出了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領導權問題。在此基礎上，毛澤東論證了無產階級如何實現革命領導權的問題，以及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
（3） 堅持辯證的觀點研究指導戰爭
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指導戰爭，是毛澤東戰爭方法論的重要內容，貫穿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全過程。這種方法包括：著眼特點，具體地研究戰爭；著眼發展，動態地研究戰爭；著眼全局，整體地研究戰爭；著眼實際，客觀地研究戰爭；著眼矛盾，運用對立統一的規律研究戰爭。
綜上所述，毛澤東戰爭方法論的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一切從戰爭的客觀實際出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地研究和指導戰爭，這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所在。
（二）人民戰爭思想
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革命戰爭中的具體運用和發展，是人民軍隊建設、我軍戰略戰術的形成和國防建設的理論基礎；是中國人民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法寶。
1． 人民戰爭思想的理論基礎
人民戰爭，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為了反抗階級壓迫或民族壓迫而組織和武裝起來進行的戰爭。人民戰爭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戰爭的正義性，二是廣泛的群眾性。
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之所以成為無產階級最先進的軍事理論科學，成為我黨進行革命戰爭的基本指導路線，就在於它有著堅實的理論基礎。
（1）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毛澤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其人民戰爭想的基本出發點。
（2）戰爭偉力存在於民眾之中。毛澤東從唯物史觀的高度考察戰爭，科學地闡明了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所起的偉大作用，他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革命戰爭如果離開了人民群眾，那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就失去了進行戰爭的雄厚的物質基礎。例如：遼沈戰役中，東北翻身農民踴躍參軍、參戰，先後組成了個二線兵團，約30萬人，不斷補充我軍。陳毅同志曾形容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
（3）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之所以成為我軍以弱勝強、克敵制勝的法寶，就在於他最合理地把進行戰爭的人力、物力這兩個最基本的因素巧妙地結合起來，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革命戰爭中發揮出最佳的作戰效能。在人和物這一戰爭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中，人的因素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這是馬克思主義一條重要的軍事原理，也是我黨進行人民戰爭的重要理論依據。毛澤東明確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2． 人民戰爭思想的主要內容
（1）黨的正確領導是人民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實行人民戰爭必須要有正確的領導，必須要有革命的政策和措施。我國的革命戰爭，從星星之火開始，逐步形成燎原之勢，最後戰勝國內外強大的敵人，取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從根本上說，就在於我們所進行的革命戰爭，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是實行人民戰爭的首要條件。
（2）以人民軍隊為骨幹。無產階級要用暴力奪取和鞏固政權，就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毛澤東指出："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進行人民戰爭，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作骨幹，就不能對付反革命軍隊的猖狂進攻，人民群眾的斗爭就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人民戰爭就難以蓬勃開展起來和長期堅持下去。
（3）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和戰略後方。創建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中國政權的道路，是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偉大戰略思想，是中國革命戰爭的顯著特點之一。其具體內容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依靠和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組織民主政權，進行武裝斗爭，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把落後的農村建成先進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革命陣地，並以此為依託，開展廣泛的人民戰爭。
（4）廣泛深入地動員人民群眾。人民戰爭的威力，在於人民群眾直接或間接參加戰爭的廣度和深度，人民群眾參加戰爭的廣度和深度又取決於革命政黨對人民群眾發動的廣度和深度，而人民群眾的發動，只有進行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才能實現，這是人民戰爭贏得勝利的最基本條件。
（三）人民軍隊思想
1、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和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嚴酷現實，使毛澤東悟出了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掌握武裝斗爭的領導權，他第一個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澤東畢生重視槍桿子，視軍隊為命根，他一生把掌握軍權作為實現革命理想的最主要手段。
2、創立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
毛澤東吸取了中外軍事家的文韜武略，提出了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的治軍方略和建軍原則。
一是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毛澤東認為，我軍是無產階級的軍隊，首先要從政治上建軍。要從政治上建軍，靠的是黨的力量，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直至今天，這仍然是我軍遵循和堅持的根本原則。
二是規定了人民軍隊的性質。毛澤東指出："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為人民服務，是我軍區別於其他任何軍隊的本質特徵，是毛澤東建軍原則的核心。我軍在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長期斗爭中，始終遵循這一宗旨，從而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三是創立了政治工作三大原則。進行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毛澤東建軍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我軍的政治工作，隨著革命戰爭的發展而逐步完善，形成了"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三大原則。
例如：在平津戰役中，北京能夠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就是瓦解敵軍原則正確使用的典型。當時，以傅作義為首的55萬國民黨軍隊盤踞京津地區。如果硬打，只能是城毀人亡，其後果不堪設想。毛澤東高瞻遠矚，一方面在軍事上兵臨城下，以造成大軍壓境之勢；一方面開辟第二條戰線，進行政治瓦解。最後迫使傅作義起義，北平和平解放，使古老的名城絲毫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
（四）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簡單地說，是指毛澤東指導戰爭和指揮作戰的原則和方法。它是毛澤東高超戰爭指導藝術的總結，它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規律，是毛澤東軍事思想中十分精彩的部分。
1、立足全局，審時度勢
立足全局，審時度勢，是毛澤東指導戰爭和指揮作戰的第一個原則。不考慮長遠利益的人，就不能策劃好眼前的問題；不考慮全局利益的人，就不能策劃好局部的問題。"謀萬世"、"謀全局"，就是全局觀念，就是戰略意識。
例如：1947年上半年，蔣介石雖然在軍事上處境日益不利，但同我軍相比，其兵力、兵器仍占優勢。蔣介石決心不變，繼續貫切將戰爭引向解放區的戰略方針，加強對山東、陝北的重點進攻，力求迅速解決這兩個戰場的問題，再行轉兵其他戰場，以達到最後摧毀解放區、消滅我軍主力的目的。蔣介石的這一"啞鈴"戰術，棋著不為不高，用心不為不絕。
從受敵人重點進攻的山東和陝北兩個解放區來看，形勢也相當嚴峻。山東解放區已大部被敵佔領，只剩下膠東半島的片偶之地；陝北方面，胡宗南的25萬大軍已佔領延安，毛澤東率領著中央機關和警衛人員組成的小分隊，經常被敵人追擊，爬山越嶺、風餐露宿。可就在這種險惡的情況下，毛澤東堅持不過黃河。他目光敏銳，審時度勢，對全局作了透切的分析。他認為，中國的時局將要發生一個新的變化，軍事形勢在朝著有利於人民的方向發展。毛澤東抓住影響整個戰爭全局的重要關節，作出了"大舉出擊，經略中原"的戰略決策。
毛澤東胸有全局，高瞻遠矚，而各路大軍指揮員又能創造性地貫切統帥部的意圖。劉鄧大軍為了全局的勝利，面對著40個師的國民黨軍隊，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英雄氣概，長驅直入，一舉插進敵人的戰略縱深。劉鄧大軍占據大別山，東震南京，西挾武漢，南控長江，北瞰中原，象一把利劍插入國民黨的心臟。象這種戰略全局上的出敵不意的進攻行動，在戰爭史上是絕無今有的。三路大軍突破黃河以後，與國民黨主力逐鹿中原，我軍由戰略防禦轉入了戰略進攻，拉開了大決戰的序幕。
2、靈活用兵，因敵制勝
我國歷代有作為的軍事家無不重視靈活地使用兵力。兵聖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宋代軍事家岳飛說："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些名言，都強調了要根據敵情的變化和戰場的情況，靈活地使用兵力。
毛澤東說："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作靈活。根據毛澤東的論述和他指導戰爭的實踐，靈活用兵可概括為五個方面：
（1）因時用兵。所謂因時，即天時，指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戰場情勢變換無窮，戰機稍縱即失。因時用兵，要抓住戰機，分秒必爭；定下決心要當機立斷，切不可猶疑寡斷，貽誤戰機。
（2）因地用兵。戰爭指導者不僅要巧借天時，還要會妙用地利，根據戰場環境擺兵布陣。解放戰爭時期，首先發起遼沈戰役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遼沈戰役戰役打響以後，我軍先克錦州、再殲廖耀湘、後取沈陽和營口。遼沈戰役，我軍歷時52天，殲滅了衛立煌集團38個師47萬人，取得了我軍第一次戰略大決戰的偉大勝利！
（3）因敵用兵。解放戰爭，對國民黨軍隊作戰，我軍多以大兵團決戰，一次殲敵幾萬乃至幾十萬人。但到了朝鮮戰爭時期，美軍有強大的空中優勢，且戰術上採取集團滾進、齊頭並進。尤其是作戰初期，遭到幾次慘敗以後，變得謹慎小心，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對此，毛澤東變換戰法，採取了"零敲牛皮糖"的戰術，最終將美和南朝鮮的軍隊控制在三八線以南，並簽訂了板門店協定。
（4）因己用兵。毛澤東因己用兵，有兩大要則：一是擇其優，避其弱；二是知人善任，擇優選將。毛澤東對其統領的將帥知仁善任，非常了解，非常信任，除委以重任外，還賦於其指揮決策權。而各路將帥都能根據毛澤東總的戰略意圖，臨機處置，靈活指揮，在各自統領的戰場上，打得有聲有色。
（5）因勢用兵。勢指態勢、氣勢。簡明地說，"勢"是"形"的運用，也就是軍隊實力的發揮。因勢用兵，要因勢而乘，因勢而動。毛澤東向來重視謀勢，三大戰役結束後，我軍控制了大半個中國，長江以北地區已基本解放。這時，國內外許多人提出了窮寇莫追，劃江而治的主張?quot;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澤東吸取了項羽未能乘勢擊敗劉邦，縱虎歸山，最後落得霸王別姬、自剔烏江的教訓，乘勢發出了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令。毛澤東一聲令下，於1949年4月20日，我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突破湯恩伯、白崇禧兩個集團70萬大軍防守的長江天險。以大迂迴、大包圍的戰術對敵實施戰略追擊，奪南京、戰上海、攻武漢、取重慶，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江南各省，終於贏得了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3、集中兵力，運動殲敵
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是毛澤東一貫的作戰指導思想，並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他提出?quot;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 例如：
（1）重點用兵——牛刀戰術。即要想集中兵力，必須重點用兵。
（2）是後發制人——貓盤老鼠戰術。意思是說，同強大的敵人作戰，要象貓盤老鼠一樣，盤軟了再吃。盤的過程，就是調動敵人，將肥的拖瘦，瘦的拖疲，疲的拖垮，使其由強變弱。爾後集中兵力，加以各個殲滅。
（3）是擊其要害——虎口拔牙戰術。先弱後強，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並不排除在必要和可能的情況下打"強"敵。打敵要害，往往能夠取得全盤皆活的效果。
（4）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 —— 叫花子打狗戰術。
古今中外，聰明的軍事家都力爭打運動戰。在毛澤東的著作里，軍隊的機動被他簡單地稱之為"走"。毛澤東善打運動戰。為此，西方軍事界稱毛澤東為"東方運動戰的大師"。還有人稱毛澤東是以走起家的統帥。
戰爭不僅是力量的競賽，而且是雙方智慧的較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是毛澤東軍事思想中戰略戰術的精髓。
在戰爭指導上，毛澤東從不按常規辦事，他的辦法是"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在戰爭年代，我軍除濟南戰役等少數戰例外，大多是運動戰。如被毛澤東稱為"一生中的得意之的四渡赤水河戰役、三次反圍剿戰役，都是運動戰。
解放戰爭時期，我軍的運動戰規模越打越大，從幾萬人的仗發展到幾十萬乃至上百萬軍隊參加的大戰役。毛澤東說："大踏步進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動作戰，....調動敵人各個擊破"。

『玖』 毛澤東建軍思想的核心，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是

選A。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是毛主席建軍思想的核心，根本原則。要黨指揮槍，絕不允許槍指揮黨。

『拾』 哪次會議首次確立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軍建黨

古田會議成功地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找到了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會議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內容豐富，核心部分是開篇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心內容就是要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設無產階級的政黨和人民軍隊。古田會議是我黨建黨建軍的光輝里程碑。

古田會議是紅四軍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龍岩市上杭縣古田召開的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
古田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認真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建軍建黨的經驗，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核心內容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等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的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至今仍然是人民解放軍行動的基本遵循和原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該會議解決了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中共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它所確定的著重從思想上建黨和從政治上建軍的原則，為後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思想的形成、發展和成功實踐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古田會議因此稱為是黨領導下的軍隊 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黨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思想的形成、發展，則是黨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豐富的內容和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