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創造物

⑴ 談談人工智慧創造物也是否應該考慮道德問題

人工智慧本身沒有道德觀念
但是創造人工智慧的人應該有道德觀念，讓其用在正途
望採納

⑵ 為何人工智慧在汽車行業開展如此艱難

當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第三次發展浪潮洶涌而來，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上至聯合國文件、大國戰略，下至智庫報告、報紙雜志、社交媒體，都充斥著人工智慧的相關信息，人工智慧儼然已成為世界焦點議題。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人工智慧的新一輪發展浪潮會受到如此關注？它與歷史上出現的重大技術究竟有什麼不同？本文認為，此次人工智慧技術浪潮之所以受到世界廣泛關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具有諸多不同以往技術的獨特特點，可總結為下述四個方面。

自主性

從本質上看，自主性（autonomy）是人工智慧技術的核心特性。自主性、智能化是與人工智慧相伴相生的兩個概念，正是自主性的不斷提升才能助推智能化時代的到來。如今，智能製造、智能醫療、智慧城市、智能化戰爭等與「智能化」相關的詞彙層出不窮，「自主性」更是屢被提及。例如，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2017年發布的《勾勒武器系統自主發展藍圖》報告，新美國安全中心資深研究員保羅·斯查瑞近期出版的新書《無人軍隊：自主武器與未來戰爭》等作品都聚焦人工智慧的自主性特徵。不同於傳統的機械自動化，人工智慧所具有的「自主性」特徵意味著機器可以通過演算法和大數據進行自主學習進化，甚至不排除演化出「自我意識」的可能。一般而言，人工智慧的智能程度與「自主性」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與人的介入程度則呈負相關。自主性越強，智能化程度越高，所需人的監督和干預越少。

快速進化性

從升級能力看，人工智慧具有其他技術甚至人類難以比擬的在訓練中快速進化升級的能力。以圍棋領域為例，在AlphaGo擊敗李世石兩個月後，AlphaGo升級版Master豪取60連勝，橫掃人類圍棋界翹楚。再過一個月，採用強化學習演算法的AlphaGo Zero 零基礎起步，在三天內與自身對弈490萬棋局，並以100：0的成績擊敗「前輩」 AlphaGo，足見人工智慧的學習進化能力之快，令人瞠目結舌。人工智慧的快速進化能力意味著傳統的「列裝—損耗—報廢」模式將被顛覆，只需局部更換零件，關鍵系統則會在訓練中不斷升級進化。根據未來學家庫茲韋爾的「加速回報定律」，人類社會發展速度會越來越快，進步也會越來越大，人工智慧將在2040年引發智力爆炸，這也反映出了人工智慧的快速進化性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慧還具有系統復雜性。人工智慧演算法是一個「黑箱」，這意味著哪怕演算法設計者本身也不能完全了解其工作機制和准確預測其行為後果，即可預測性和可解釋性很低，這為人類運用人工智慧帶來了很大隱憂。例如，設計者和用戶可能無法准確預測自動駕駛汽車何時將改變車道或進行其他操縱行為。現實中，2012年，金融交易公司奈特資本集團因財務故障而癱瘓，導致他們的演算法在45分鍾內執行了400萬次錯誤交易，導致4.6億美元的損失。由此可見，擁有快速進化能力的人工智慧既可以是「阿里巴巴的寶庫」，也可能成為「潘多拉的魔盒」。

結構性去勞動力化

從影響來看，人工智慧技術還有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結構性去勞動力化，即「機器取代勞動力」是人工智慧時代的顯著特徵。這種勞動既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一方面，人工智慧技術的蓬勃發展帶來新產業革命和經濟結構調整，使原有勞動力市場結構與社會勞動力需求發生偏移，由此產生「結構性失業」。另一方面，人工智慧具有的「機器取代人力」的特性使得現有的人力工作崗位削減，由此可能帶來大規模失業的風險。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此次產業變革是不同以往的？因為它涉及到了之前機器無法做到的層級由低到高的各類任務，低至流水線上的重復工作，高至決策分析、藝術創作等原本只有人類智能才能企及的工作。

誠然，以往重大技術的出現和應用也會不同程度導致舊有行業勞動力的轉移。比如汽車的風行使馬車行業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馬車夫可轉行成為汽車司機。但此次人工智慧新一輪發展浪潮明顯指向各領域的自動化和智能化，也自然帶來了去勞動力化。比如，無人駕駛技術的日益成熟將可能打碎世界上龐大司機人群的「飯碗」。當然，新技術的出現也會帶來新的工作崗位。人工智慧技術將會創造包括研發、使用、監督、維護人工智慧技術和產品的工作，以及應對人工智慧帶來範式轉換所產生的相關工作，比如為無人駕駛進行設計的城市規劃者、人工智慧介入網路安全所產生的法律從業者等。但是這些新出現的工作能夠在數量上彌補結構性失業狂潮嗎？目前我們還無法斷定，但前景並不十分樂觀。美國白宮發布的《人工智慧、自動化與經濟》研究報告就預測，在未來的10到20年間，美國現有工作的47%可能會被人工智慧取代。人類的現有工作崗位也無疑會受到人工智慧去勞動力化的強烈沖擊，如何應對或將到來的失業狂潮成為各國不得不前瞻思考和應對的重大問題。

總而言之，人工智慧具有區別於歷史上出現技術的諸多顯著特徵。其中一些特點雖然在以往出現的技術中或多或少也涉及一些，但這次浪潮無疑更為明顯和徹底。自主性和系統復雜性是其核心特徵，廣泛適用性、易擴散性和快速進化性是其在適用范圍和傳播升級能力上的突出特點，而智能化和結構性去勞動力化則是其帶來的顯著影響。擁有這些特徵的人工智慧技術既有促進產業升級、科技創新、經濟增長、軍事賦能等積極影響，也會給人類社會的安全、法律、倫理帶來嚴峻挑戰。正如約翰·桑希爾在《金融時報》撰文所言：如何將人工智慧的積極貢獻最大化，同時將有害後果控制在最低范圍？這個問題考驗著人類的整體智慧，也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最大公共政策挑戰之一。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企業、科學家共同體等社會各界都需要積極行動起來，共同推進人工智慧的研究和有效引導控制，使其成為人類「最好的發明」而非「最後的發明」。

⑶ 智商的黑歷史：為什麼人類會恐懼人工智慧

20世紀後半葉，我在英格蘭長大。那時，智商的概念已經火了起來。人人都在談論——最重要的是——和測試智商。到了11歲的時候，整個國家成千上萬的同齡人都會被送到一個仿若桌子形狀的大廳，參加被稱為之「11+」的IQ測試。整個測試不到一個小時，測試結果將決定哪些孩子會去讀語法學校，以期為之後的大學和職業生涯做准備；哪些孩子命中註定會去讀技術學校，然後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哪些孩子應該被送去讀職業高中，接受基礎訓練，然後成為一個低端的手工勞動者。

智商能夠像血壓或鞋碼一樣被定量測試，這種做法直到我參加測試的時候才只有區區100年的歷史，而測試結果會決定我在世界中的位置。然而，智商可以決定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地位，這種觀念卻要久遠得多。它就像一根紅線，貫穿了整個西方思想史，從柏拉圖的哲學到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的政策。說一個人聰明或不聰明，決不僅僅是在評判他/她的心智能力，而是在論斷他/她有資格做什麼事情。換句話說，智商就是政治。

有時候，對智商高低的重視是有道理的：我們都希望醫生、工程師和官員不是傻瓜。但過於重視智商的作用卻是有負面後果的。一旦通過智商判定一個人能做什麼，其他人就會利用這個人的智商水平——或假定這個人智商很低——來對待他/她。貫穿整個西方歷史，那些被認為智商較低的人，成了智商論斷的犧牲品：被智商更高的人殖民、奴役、絕育和殺害（事實上，如果算上非人類的動物，低智商動物常常成為人類的盤中餐）。

事實上，這是一個老故事，一個年代久遠的故事。但隨著人工智慧（AI）的崛起，這個問題在21世紀以有趣的面目重新出現。近年來，AI研究獲得了顯著進展，很多專家相信，這些技術突破很快會給人類帶來更多的麻煩。專家們在恐懼和興奮之間來回搖擺，有些甚至在Twitter上把AI視為是人類的「終結者」。為了理解為什麼我們會擔心AI的威脅，以及我們真正害怕的是什麼，我們必須要把智商理解成是一個政治概念——尤其是，在關於智商的漫長歷史中，它一直被當作是（高智者）統治（低智者）的理由。

「智商」這個術語本身從未在英語哲學家中流行過。它在德語和古希臘語言中都沒有直接的對應詞彙，而這兩種語言都是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偉大語言。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英語哲學家們對智商沒有興趣。實際上，他們非常沉迷於對「智商」的研究，或者更准確地說，是沉迷於「智商」的某一部分：狹義的理性或者合理性。隨著當今心理學學科的崛起，「智商」這一術語失去了在流行話語和政治話語中的傳統涵義，而被當成一種專門的知識被人們所研究。盡管今天很多學者呼籲人們要更加寬泛地理解智商的概念，但理性仍是智商的核心部分。因此，當我談論智商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時，我肯定會涉及到前人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智商的。

智商的故事始於柏拉圖。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賦予了思考以極高的價值，他（通過蘇格拉底之口）斷言，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柏拉圖從一個深陷神話和神秘主義的世界中跳出來，講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人們可以通過理性或者通過運用今天所謂的智商，獲得關於現實世界的真理。這讓他在《理想國》中得出結論，最理想的統治者就是「哲學王」，因為只有哲學家才能正確理解事物的真相和秩序。所以，他推論說，最聰明的人應該統治其餘的人——這就是一個理性的精英社會。

這個觀點在那個時代是革命性的。雅典人已經在運作民主制度了——由人民統治。但是，要成為人民，你必須是一個男性公民，而不必非得是一個聰明的人。而在其他地方，統治階層由世襲的精英（貴族政體）組成，或者，統治者是那些相信自己獲得了神聖天啟（神權政體）的人，或者，是那些最信奉強權暴力的人（獨裁政體）。

柏拉圖的新奇思想被他之後的知識分子所接受，其中就包括了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一直是一個重視哲學實踐和知識分類的思想家。他接受了理性至上的思想，然後把它用於建構一種他所信奉的自然社會等級。在《政治學》這本書中，他解釋道：「有些人應該成為統治者，而其他人應該成為被統治者，這一觀念不僅很有必要，而且很有實踐意義。從人們出生之時起，有些人註定成為順從者，而有些人註定成為統治者。」統治者的特徵是，他們擁有「理性能力」。受過教育的男人最有理性能力，因此，他們應該很自然地成為女人的統治者，成為「那些使用自己的身體做苦工的人」的統治者，成為「天生就是奴隸的人」的統治者。順著等級的梯子，更低一等的自然是非人類的動物。它們完全沒有智商，因而，「被人類統治是再好不過的事情」。

因此，在西方哲學的早期，人們將高智商的人等同於受過教育的歐洲男性。這成為男人統治女人、低等階層、未受開化人群以及非人類動物的理由。盡管最初是柏拉圖提出了理性至上原則，並將它置於一種相當拙劣的烏托邦之中，但僅僅一代人之後，亞里士多德就將勞心者統治勞力者當成了一條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則。

可以說，過了兩千多年，這些哲學家所設定的思想火車仍然還沒有脫離軌道。當代澳大利亞哲學家和保守主義者Val Plumwood認為，古希臘哲學巨匠所提出的一系列相關的二元論持續影響著我們的思想。某些二元對立的類別，比如，聰明/愚蠢、理性/感性、心靈/身體，或清晰或隱晦地與其他二元對立的類別，比如，男人/女人、文明/原始、人類/動物，有著密切關聯。這些二元論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位於更大范疇的二元論之內，亞里士多德很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那就是統治/順從、主人/奴隸的二元論。總之，這些思想構建起了統治關系，比如，父權社會或者奴隸社會，而這種關系成為了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近現代西方哲學通常被認為是從二元論者勒內·笛卡爾開始的。與亞里士多德不同，笛卡爾甚至不認為非人類的其他動物的智商具有從高到低的連續譜系。他聲稱，認知能力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他的思想反映了超過一千年的基督教神學思想，後者認為智商是靈魂的屬性，是至高者的靈光一現，只有那些信奉上帝的人才可能擁有這種能力。笛卡爾推論說，自然世界毫無心智可言，因此，也缺乏內在價值——這種想法將問心無愧地虐待其他動物合理化了。

智商定義了人類，這種思想一直持續到啟蒙運動時代。伊曼努爾·康德，這一自古希臘以來最具影響力的道德哲學家熱情地擁抱這種思想。對康德而言，只有理性創造物才有道德地位。理性存在被稱為「人」，並且以「人自身作為目的」。另一方面，非理性的存在「只有相對的作為工具的價值，因此，被稱為事物」。我們可以對事物做我們想做的任何事情。

根據康德的思想，理性存在——今天，我們會說是智能存在——有著無限的價值或尊嚴，而非理性或非智能存在則沒有價值或尊嚴。他的論證更加精妙，但最終他還是得出了跟亞里士多德一樣的結論：現實社會存在著自然的主人和自然的奴隸，而是否具有智商是區分兩者的關鍵。

這種想法後來被擴展開來，成為殖民邏輯的核心。該邏輯論證如下：非白人沒有白人聰明，因此，他們沒有資格統治自己和自己的土地，因而，摧毀他們的文化，奪下他們的土地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一種義務，一種「白種男人的負擔」。此外，由於智商定義了人類，而殖民地的人智商更低，他們就更少有人類的價值和尊嚴。因此，他們就不可能完全享有人類的道德地位——所以，殺害他們或者奴役他們完全沒有問題。

同樣的邏輯也被用到了女人身上。女人被認為過於輕浮和感性，不具有「理性男性」所享有的特權和能力。正如歷史學家Joanna Bourke在倫敦伯克貝克大學所說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婦女的法律地位甚至不如被馴養的動物。也許這種情況毫不奇怪，因為自從智商測試被發明以來，幾十年間，這種測試不但沒有顛覆男性對女性的壓制，反而誇大了男女之間的智商差異。

Francis Galton先生通常被認為是心理測驗學——測量心智的「科學」——的開創者。他受到表親查爾斯·達爾文寫的《物種起源》（1859）的影響，相信智商是遺傳性的，可以通過選擇性繁育得到提升。他決心找到一種方法，用以科學地辨別社會中最聰明的一群人，鼓勵他們相互交配繁衍。出於種群質量的考慮，智商低下的人不應該被鼓勵生育，甚至應該被阻止生育。於是，優生學和智商測試同時誕生了。接下來的幾十年，歐洲和美國有相當多的婦女因為智商測試得分不高而被迫絕育——僅在美國加州就有2萬個案例。

歷史上，有些最殘暴的罪惡行徑正是打著人種（智商）優劣的旗號進行的。然而，（狹義的）理性統治一直不乏批評者。從大衛·休謨到弗里德里希·尼采，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再到後現代主義，很多現代哲學思想挑戰了那種傳統的思想：我們就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聰明，並且，智商是人類的最高美德。

盡管高智商的精英們的確是很有影響力的一個群體，但他們只是社會價值的一部分。進入某所學校或某個專業領域，比如，英國公務員機構（UK Civil Service），需要智商測試，但其他領域則強調人所具有的不同品格，比如，創造力或企業家精神。盡管我們希望我們的官員們都很聰明，但我們沒有必要總是選擇那些智商測試得分最高、最聰明的政治家（然而，即便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的民粹政治家也仍然覺得有必要宣稱，他的內閣成員們的「IQ得分是目前為止歷史上最高的」）。

很多評論家根本沒有發現隱藏在智商概念背後的權力體系，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攻擊政治體制上，這種體制讓白種男性精英攀上了政治山峰的最高點。我所參加的「11+」測試就是這樣一種有趣但卻相當可疑的權力體系，它試圖從所有階層和宗教信徒中把聰明的年輕人發掘出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通過智商選拔出來的年輕人大多來自條件優渥的家庭，也即，白人中產階級。通過選拔，這些家庭的每一個成員的社會地位和優勢就再次得到了確認。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智商的概念經常被用於為某類人群的特權和統治地位作辯護。當我們回顧這一現象時，毫不奇怪，我們會對即將充斥於這個世界的超級聰明的機器人感到恐懼。

在《2001太空漫遊》這部電影中，作者設想了機器人反抗人類的場景。現在，我們知道為什麼機器人會起義了。如果我們習慣於相信，最聰明的事物應該占據社會的最高位置，當然，我們就應該想到，更聰明的機器人將使人類變得多餘，並把人類掃到世界的最底層。如果我們習慣於相信這樣的觀點：智商更高的人可以正當地殖民並統治智商更低的人。那麼，很自然，我們就會擔心比我們更聰明的機器人會奴役我們。如果我們以智商高低作為權力地位和成功與否的唯一標准，那很容易理解，我們一定會將超級AI視為人類的威脅。

正如生活在紐約的學者和技術專家Kate Crawford所說的那樣，智商的特權敘事可以解釋，為什麼西方白種男人普遍對超級AI感到憂心忡忡。其他人群已經被人類自我認定的高智商人群統治了很長時間，至今，他們仍在為反抗現實生活中的壓迫者而努力。另一方面，白種男人習慣了高居食物鏈的頂端，如果新生事物在他們最有優越感的地方超越了他們，他們將是損失最慘重的一群人。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所有關於超級AI的擔憂都是毫無根據的。在如何使用超級AI方面，確實存在著真實的風險（當然，也存在著巨大的潛在利益）。然而，如果我們擔心的是，比如說，機器人會像歐洲殖民者鎮壓澳洲土著那樣鎮壓人類，那這決不應該成為我們對超級AI最擔心的問題。

我們最應該擔心的是，人類如何使用AI，而不是AI自己能做什麼事。我們人類更有可能利用超級AI來對付人類自己，或者過於依賴超級AI。有一個關於AI學踢足球的笑話是這樣說的：如果機器人把我們踢傷了，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教會了機器人踢球的意圖，但還沒教會他們踢球的方法，而不是因為他們故意想要毀滅我們。人類自己的蠢笨，而非人工智慧的蠢笨，仍然是智商世界最大的風險。

如果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智商，如何看待AI的崛起就是一個很有趣、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柏拉圖相信，哲學家應該被人們抬上國王的寶座，因為他們天生就喜歡思考如何統治他人。而其他思想傳統，尤其是來自東方的傳統，則認為聰明人是視權力為虛浮之物的人，他們試圖擺脫日常事務的瑣碎和麻煩。

想像一下如下觀點已經被廣泛接受：如果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最聰明的人不是自稱有權統治他人的人，而是偏居一隅打坐冥想的人，將自己從世俗慾望中解脫出來；或者，如果最聰明的人是那些重回現實世界，傳播和平和啟蒙思想的人。我們還會擔心機器人比人類更聰明嗎？

⑷ 人工智慧的利與弊辯論

利

第一，人工智慧讓人類生活更美好。例如，人工智慧的醫療應用惠及大眾。我們醫生或許難以保持最新治療方案和方法，也無法了解所有醫學例案。人工智慧可以在短時間內分析大量數據，精確判斷病症，並找到最佳的治療方案，為人們提供最好的治療。再說，先如今已經被廣泛運用的無人駕駛不僅減輕了人們的負擔，更是大大降低了事故率。再比如說，如今蘋果系統的SIR手寫版系統、生物識別系統都是人工智慧的應用，都讓人類的生活質量得到顯著提高。

第二，人工智慧推動社會進步，實現人類進一步解放。人工智慧應用後，各行業的生產效率大幅提高，人類財富以幾何形式快速增長，為人類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人工智慧將人類從重復的、無意義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從高危險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讓人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從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更有意義的領域中去。人工智慧也讓人類突破得以發展的瓶頸。例如，人工智慧可以探索外太空、山海冰河這些人類無法企及的地方，可以讓復雜的大數據得到高效的分析與合理的運用，讓人們探索到更深層次的知識。所以人工智慧使人類超越了自己本身的局限，實現了人類的進一步解放。

第三，人工智慧推動了人類的理性進步，可以反過來促進人類的發展。人工智慧研發過程的本身就具有研究人腦認知與功能的需求和特性，而使人類在這個過程中就學習了學習的方法，從而增強人類的邏輯思維能力。人工智慧更新了人類應對問題的方法，比如依靠大數據的分析，沃森醫生可以提供對病人傷害最小的、全新的治療手段和技能范圍。比如，從而豐富人類應對各種問題的方法。人工智慧也拓寬了人類知識技能范圍，比如，人工智慧根據對大數據分析得到各種新知識、新信息，使人們難以預測的洪水、地震等災害的預報的精確程度大大提高，使人類在自然面前的約束變得更強大。

弊端

首先，當前高度發展的是弱人工智慧。而高度發展弱人工智慧全方位對人類發生異化作用。異化作用最早源於馬克思，是這樣的，人的創造物同人這個主體相脫離，不僅擺脫了人的控制，而且反過來對人類進行反控制，違背人的意願，從而成為奴役人、支配人的與人相對立的異己力量。難道這樣的發展是人類所想要看到的嗎？

其次，對方講到失業潮，很好，我要告訴你，人工智慧帶來的失業潮比任何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失業潮完全不一樣。它帶來了失業潮，但是最可怕的是人工智慧它自身產生足夠巨大的商業利益，而人類不被人工智慧供養著。人工智慧供養著人類，人類達到馬斯洛理論當中的基本需求，人類真的還有動力去追求更宏偉的目標嗎？他們還有動力去追求自我實現嗎？還是只是純粹整天無所事事，而醉生夢死。

最後，根據人類發展的必然性，以及強人工智慧的特性，即使人工智慧毫無毀滅人類之心，它們也會由於人類的……（差二字）而逐漸發展，這種溫水煮青蛙的發展到時候使它們逐漸、漸漸取代它們在社會中的主體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