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⑴ 如何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如何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不能照搬美國或者其它國家的經驗。但智庫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幫助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智庫的核心工作是研究公共政策問題並提出政策主張,當前改革所面對的問題變得日益復雜,智庫可以提供專業、公正的分析,幫助提高決策的質量,相信這也是中央推動智庫建設的初衷。
從國內外經驗看,成功的智庫大都具有獨立性、專業性和有效性等特點。獨立性表示政策主張不受資助者、利益集團的影響,保持公正的立場。專業性要求政策建議既有嚴謹的學術基礎、又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而有效性則是指研究人員能夠真正影響政府的決策。為了讓「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揮應有的作用,政府應該考慮在決策程序、稅收政策和智庫體制等方面進行一些改革,智庫需要逐步建立一些必要的行業規范與准則。
一、成為優秀智庫的重要條件:
優秀智庫通常都具有獨立性、專業性和有效性等特徵。而支持這些結果的,主要是兩大重要條件,一是密切的政府關系,二是優秀的研究質量。
為什麼有的智庫做得好而另一些卻做得一般呢?國內外成功的智庫通常都有一個傑出的創始人或者領導者。有了優秀的智庫領導者,其它條件就相對比較容易滿足。智庫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籌資,財務獨立性可以讓智庫有充足的資金聘請優秀的研究人員,並且可以保證研究獨立性。
二、智庫建設需要防範的幾個傾向
第一,智庫不是決策者幕僚。 智庫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庫研究人員放到決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難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主張與現行政策不一致的時候。
第二,智庫不是單純的意見領袖。智庫工作強調建設性,可以批評政策,重點還是要放在如何改進上。
第三,智庫不是媒體。 智庫影響決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參與公共政策辯論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詢。媒體曝光率對於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幫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體或公關,效果也可能適得其反。
第四,智庫也不是學術機構。 智庫工作要有學術性,保證政策研究的質量。但如果按照學術機構的標准來辦智庫,相信很難產生高質量的政策研究報告。
第五,智庫不應該是游說團體。 智庫需要資助,有游說需求的企業可以提供大量的資金,尤其在一些資助規模大、項目相對集中的領域,如電信、醫葯和國防等行業。但如果智庫演變成為游說組織,就違背了發展智庫的初衷。智庫研究要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基準,而不能成為個別利益集團的工具。
三、對中國的智庫建設提出六條建議。
首先,政府要為「智庫市場」主動創造需求。 現在國家領導人定期地召開專家座談會,探討當前形勢與對策,已經成為政府與智庫溝通的重要機制。中央的各重要決策部門都應該建立一些常規性的機制,選擇性地接收智庫的研究報告,直接聽取智庫專家的意見。這些機制對於民間智庫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採取一些財政措施增加智庫的資金供應。 在稅收上可以提供一些優惠鼓勵公眾和機構向智庫捐款、提供資助。
第三,智庫也要進行機構改革。 官方機構和社會科學院應該相對獨立於黨政系統,一些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義嚴重,應該予以大力精簡,同時要杜絕政府部門辦智庫,防止部門利益操控智庫的政策主張。
第四,智庫行業需要建立高標準的行為規范。 不過政府最好不要指定專門的智庫主管部門,維持秩序的責任可以由媒體、市場與司法來共同承擔。智庫工作要盡可能地保證獨立性,智庫應該公開全部資金來源。
第五,優秀智庫領導者的遴選至關重要。這個領導者必須同時具備組織管理、籌款和與政府溝通的能力。我國高校系統大多按學術水平選拔院校領導,重點高校還形成了院士才能當校長的潛規則,其實對高校發展十分不利。智庫建設中一定要盡量避免這個問題。
第六,不要鼓勵智庫排名,政府也不要試圖設立統一的智庫考核指標。 智庫的評估應該留給董事會、出資人和決策者來做,智庫應該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過度重視智庫排名或者考核指標,只會鼓勵智庫做一些跟政策研究無關的事情。智庫的工作重點還是應該放在政策研究上。
⑵ 中國聲音和中國方案為什麼在當今社會中這么重要
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引起廣泛關注。《經濟日報》記者就此《意見》的出台背景、重要意義和政策亮點,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隆國強。
智庫謀遠是時代的召喚
《意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關於推動發展智庫的綱領性文件,標志著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號角聲起,也昭示著一個發展中大國匯聚民智、科學決策的信念與胸襟,更是時代的需要。
隆國強表示,智庫並不是新事物。國際上,上世紀20年代開始發展智庫,二戰後得到蓬勃發展。智庫的基本功能大致分四個方面:一是資政輔政,給決策者提供意見。二是啟迪民智、教育公眾。為公眾接受公共政策而營造良好氛圍。三是選賢聚才,儲備人才。四是平衡分歧。公共政策往往影響不同的利益集團,因此,智庫提供就其關心的利益達到溝通、博弈和妥協的功能。
隆國強表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時代賦予的使命。當前,我國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正發生深刻變化,已發展到了一個需要密集回答重大問題的時期。
中國的崛起,使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異常復雜。一方面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機遇;另一方面又出現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要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很多問題需要統籌把握、妥善處理。
從國內看,經濟進入新常態,全面深化改革處於攻堅期,社會建設處於深層次矛盾凸顯期。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是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的重要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智庫建設政策有三大亮點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智庫建設。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智庫發展。《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的頒布,體現了中央對智庫發展的高度重視,體現了對智庫工作的關懷,同時也提出了方向和期望。其政策亮點歸納起來,有三點:
第一,寬闊的國際視野。「軟實力」是比出來的,需要與國際智庫去比。《意見》是在研究了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的高端智庫運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第二,緊密聯系中國國情。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須和中國特定國情相結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一個鮮明特徵。新型智庫深深植根於中國特有國情、體制機制之下,把握正確政治方向至關重要。「中國特色」特在要堅持中國道路、採用中國視角、聚焦中國發展,堅持黨對智庫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和道路。要善於運用中國視角,立足中國國情和我國在世界經濟地位的變化,從維護國家根本利益出發,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倡議」、提供「中國方案」。要致力於研究提出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深化改革開放、國家安全穩定方面重點難點問題的建設性意見,創造高質量思想產品。
第三,體現了全面性。《意見》對智庫發展的主要方面都做了闡述,指明了改革發展方向。比如對智庫發展格局,包括社科院、黨校系統、科技智庫、黨政政策研究機構等都指出了發展方向,對不同智庫定位、人事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國際合作管理制度等都做出了全面權威的規定。
打造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智庫與一般研究機構有區別。智庫聚焦研究公共政策,必須具有三個特性:一是專業性。公共政策的制定異常復雜,需要相當的專業化知識。決策是一個科學過程,要大力提倡專業化、精準化。二是客觀性。唯實求真,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三是建設性。不僅要發現問題,始於問題,還要終於建設,告訴決策者怎麼去解決問題。
《意見》對一些發展中的共性問題提出了改革方向:比如經費保障問題。我國智庫的經費來源跟國際比不太一樣。中國智庫目前很多是政府背景。大量的中國智庫缺乏穩定經費來源。對於那些要打造成高端智庫的,政府應承擔起保證基本運行的責任,否則會出現一些為了生存而走偏的現象,脫離應有的客觀中立立場。
還比如,經費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創新。西方智庫的經費管理是績效導向,把錢給你,考核結果,但不管過程。我國目前是從計劃經濟而來的,重物不重人,過程導向。但恰恰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是人的創造性。因此,科研經費要改革,要花更少的錢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因此,目前智庫機構有經費不足的困難,也有浪費的一面。《意見》對方向性改革提出了要求,需要相關部門深入研究,結合實際改革經費使用問題。
再比如,人事制度改革。智庫需要強調專業化,而不能是官本位。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體制機制,讓頂級人才到智庫工作,來了能夠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這需要更多的改革創新。
總的來看,中國智庫數量多,但制度基本參照政府機關或者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的體制設立,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與智庫的有效運行尚不適應。打造新型智庫,一定要從體制機制創新入手。新型智庫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開展研究工作,要保持立場的客觀性。其次新型智庫不是機關,需要淡化行政色彩,增強靈活性,營造研究探討氛圍,聚引高端人才,做到智力制勝。
《意見》的出台,對於整個中國智庫的建設水平、改革創新將起到一個非常大的推動作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方向和目標已經明確,需要各級智庫結合單位具體情況推進改革。未來中國智庫會呈現一個多層級、多領域的智庫系統,既有綜合性智庫,也有專業性智庫。每個智庫都需要找準定位,整體上形成一個多層次、多領域、專業化分工、有機協調的良好格局。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是一個漸進演化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⑶ 如何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日前,科技部辦公廳調研室和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邀請業界專家圍繞如何更好地發揮智庫在決策中的作用進行了深入研討。現將與會代表關於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對策的發言簡要歸納如下。
深化智庫功能認識
過去,人們更多地認為智庫功能只是為政府提供決策服務。而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王元明確指出,從整個社會發展歷史來看,智庫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是,帶領社會未來發展的、主流的和先進的思想和精神。對於未來先進性和主流思想的闡述,盡管可能是多元的,也可能是矛盾的,但總是朝著進步的方向。對於智庫這個非常重要的促進社會進步的功能,應當給予更多的重視。
培育思想品市場
智庫是產生思想品、產生智慧的人才庫。現在「庫」很多,「智」的質量不高,庫里邊的生產品、思想品也不夠。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認為,要引導一部分官方、半官方智庫去行政化,變成第三方獨立智庫。使之在深入研究和持續性研究基礎上發表獨立見解,逐步走向市場,並且在向決策層和市場需求者提供思想品方面,形成平等的智庫競爭機制。誰的思想品有影響力,誰的觀點和建設性意見或戰略設計對國家戰略、國家決策、國家政策及其社會作出的貢獻大,誰就應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曉晶認為,智庫是思想庫。良好的思想市場環境是智庫得以生存、發展,孕育獨立精神的土壤。在這個思想的市場上,應該有大量的、多樣化的思想產品。在開放的環境下,大家獨立發表自己的意見,才能集中大量的思想資源,激發思想產品不斷產生。
王元也指出,在諸多因素中,決策行政機制對智庫的影響更為深刻。決策行政機制決定了思想市場的規模、供給渠道和市場的多樣性。沒有決策的需求,不可能創造出一個多樣化、大規模的、嚴肅的思想市場。
創新智庫運管機制
良好的智庫運行管理機制是建設新型智庫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涉及智庫的科研和人員的管理、成果發布等方面。對此,陳文玲主張應借鑒發達國家智庫運行管理經驗,引進他們的制度設計,消化吸收再創新,由一個部門負責設計、轉化為適合我國國情的政策。在頂層設計中,應給智庫參與決策的機會,只有了解國家需要什麼,才能提供出適應需求的智庫產品。此外,智庫還要建立轉化機制,要把研究成果轉化為決策報告、重要論文和有影響力的著作等,拓寬轉化的方法和路徑,這樣才能更有效地為決策服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葛延風也強調,要推進智庫發展,必須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其中包括待遇水平、發展機會、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圍和環境、研究視野、成果發布渠道等,綜合運用各種激勵措施,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當然,也需要建立必要的約束機制,規范行為。
重視戰略研究
根據我國智庫研究現狀,國務院參事室劉燕華認為,國外很多知名智庫都投入大量的資金研究中國發展戰略,如中國能源發展戰略等等,並得出了很多具有政策指導意義的結論。反觀國內,我們有翔實的資料,很好的科研積累,但更注重研究技術,對戰略研究卻不那麼重視。事實上,戰略失誤才是最大的失誤。我們應當建設一流的智庫,為一流科學家提供充足的資金,讓他們創造思想,營銷思想,並且把思想轉換為政策。
陳文玲也指出,美國有2000多個智庫,研究實力非常強。這些智庫就一些專題已經連續研究多年,對一些重大問題都有非常強大的戰略儲備,甚至深入到具體實施環節、談判重點,等等。我國智庫在競爭力、戰略設計能力等方面面臨嚴峻挑戰。如何專門針對國際重大戰略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如何打破部門分割,在國家層面進行跨領域的綜合戰略研究。這是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
強調練好智庫內功
練好內功也是建設新型智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智庫內功包括智庫人員的研究能力、智庫的產品質量和種類、支撐智庫產品生產的數據和知識基礎及設施的建設等方面。對此,葛延風指出,目前,有些智庫的研究成果質量不高,主要是一些成果缺乏足夠的理論和實踐依據,行文八股化,而且常常把重點放在過於宏觀的改革方向、原則等方面,在具體方案設計尤其是操作性政策設計方面則很不夠。這和研究習慣、表達方式有關,但更大程度上表現出智庫的整體研究尤其是操作性整體研究的能力不足。因此,必須著力提升研究能力,強化理論和實踐以及國內外經驗的結合,突出操作性政策研究,強化比較分析和政策評估。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趙志耘則強調,中國智庫面臨很多問題,如外部環境問題、運行機制、管理制度等。但更為關鍵的是智庫首先需要明確自己為誰提供產品,應當提供什麼樣的產品,提供的產品是不是政策決策層所需要的,質量是不是值得信賴。趙志耘還進一步指出,智庫的產品總體上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參鑒類的研究報告,核心是梳理總結國外的經驗做法和對中國的啟示。第二類是分析類的研究報告,分析類的研究報告首先要把事實說清楚,其次要把問題分析清楚。第三類是政策類的研究報告。政策類的研究報告需要滿足服務對象的特定需求。首先要了解政策制定和適應的環境;其次要合理合法,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滿足決策者的政策需求;再次要清楚政策可能產生的後果,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能性分析不夠,不掌握政策執行可能產生的後果,就可能產生誤導和偏失。
王元認為,我國官方智庫承擔了很多短期的政策研究任務,這些任務使得中國智庫對於政策的延續演化、實際的觀察、問題的把握等方面有了持續的積累。但問題是,中國官方智庫並沒有就此建立一個很持續的數據基礎,沒有建立相應的研究範式。因此,他強調中國智庫需要建立自己的數據和知識支持基礎,將過多經驗性研究轉向更為科學的規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