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發明使

Ⅰ 醫學上有哪些重大發明

太多了。CT，磁共振，腹腔鏡，麻醉機，體外循環轉流機，神經刺激儀，腸道吻合器，纖維支氣管鏡，鈥激光等等，這些不僅在診斷治療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大大接觸了患者的病痛，還促進了醫學的發展。

Ⅱ 西醫的發明人是誰

西方沒有西醫這個說法，西醫是中國對現代醫學的稱呼。
現代醫學之父是希波克拉底

Ⅲ 西醫的歷史

Ⅰ、近代西方醫學發展概述
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症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辟了病理學的新階段。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 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發現。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後，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 R．)發明聽診器；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後，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葯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葯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葯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斗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Ⅱ、西方醫學的再次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後，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志。
廣州是近代中國最早與西方世界接觸的前沿，也是西方醫學最早輸入和最先繁榮的城市。早在1835年廣州就有了傳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醫院，1838年「中國醫學傳教協會」在廣州組成。鴉片戰爭後，1842年11月伯駕從美國回到廣州於舊址重開醫院，在1845年以前，教會醫院的外科切割手術都是在無麻醉下進行。1846年伯駕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醫院第一次試用，使醫院在實施外科手術上有重大進步。同年10月，伯駕又從波士頓買到傑克遜(Jackson CT．)醫師研製的麻醉儀和一批乙醚，隨同附來的一封信介紹有使用這種儀器和葯物的方法。這種儀器的安全性顯然更好。時隔兩年伯駕很快又引進氯仿麻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對一例膀胱結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結果十分成功。麻醉葯引入教會醫院，使教會醫生外科手術的選擇范圍大大擴展。以伯駕為代表的教會醫生在引進麻醉劑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國醫生摩頓(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國1846年12月，倫敦外科醫生也開始應用乙醚於外科手術，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醫生在愛丁堡皇家醫院首先用氯仿於外科手術。這兩種麻醉葯為西醫外科發生根本性變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教會醫生和他們本國教會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系，使他們能即時地輸入一些新技術，為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保持技術優勢。1842年後廣州教會醫院的治療范圍逐漸擴大，眼病雖然是醫院的治療重點，但是疾病的種類已涉及到內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術包括腫瘤、膀胱結石、乳腺疾病、壞死性骨骼切除等。
廣州眼科醫局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小診所。例如，1848年美國公理會鮑爾(Ball D．)醫生在城內公理會教堂里開有一個診所，185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哈珀(Happer AP．)在廣州開辦惠濟診所。
五個口岸的教會醫院的根本宗旨當然是為了傳教，但同時它還發揮著另外一個作用，即給口岸上的外國商人、僑民和駐軍服務。譬如寧波舟山教會診所為駐扎舟山的英軍提供大量葯品。上海倫敦會醫院開創之初的主要經費都是向上海的英國僑民募捐的。
英國傳教士洛克哈特開創了在上海建立教會醫院的歷史。他看到了上海作為華東沿海一個商業中心的重要性，於是停止舟山診所工作轉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醫院報告中說，他的醫院一年時間治療的病人達一萬餘人次，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蘇州、松江等附近城鎮的患者。鑒於這種有利的形勢，1846年起他又計劃建立更大的醫院和購買更多的設備。1849年上海醫院開始用氯仿進行外科手術。
在上海從事醫葯事業的教會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會和法國天主教會。1847年美國浸信會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來上海開診所。1848年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辦診所持續了5年，1854年由凱利醫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國聖公會的菲什(Fish MW．)醫師1856年到上海，在城裡聖公會教堂附近設有一個診所直到1858年。法國天主教會於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開診所，神父勒麥特里(lemaitre)和法國兩名外科醫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這個天主教診所負責醫務工作，診所維持到1867年。
寧波、廈門、福州三個同時新辟的口岸,傳教士當然不會放棄。這三個口岸醫葯傳教的情形與上海、廣州沒有根本區別，不過規模較小。1843年11月浸禮會的麥高恩(Macgowan DJ．)就在寧波城內商業區利用一個中國商人提供的房屋辦起診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國長老會的麥卡特夫婦(McCartee DB．)到寧波傳教，在住宅里看病，他們在這里收養中國女孩金韻梅並給予教育，然後送到美國紐約學習醫學，學成回國後一直為教會作醫療工作，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留學醫科的女醫生。1841年廈門被英軍佔領。1842年6月，英國傳教士卡明(Cumming WH．)醫生在靠近廈門的鼓浪嶼開辦診所，1843年11月，美國長老會赫伯恩（Hepburn JC．)也來到鼓浪嶼在卡明的診所工作。但是，根據教會的指示，他們很快從鼓浪嶼轉到廈門市區內。1848年倫敦會醫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廈門開始醫葯傳教工作。1850年美國長老會揚(Young JH.)醫生到廈門開辦診所。1853年赫希伯爾格(Hirschberg HJ．)從香港來到廈門接替揚，直到1858年。福州教會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會懷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開診所，1851年威爾納（Wiley）來繼續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國。1850年英國聖公會的韋爾頓到福州，在一個佛教廟宇辦診所到1856年。
1842年後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國駐軍和外國商人，當內地發生戰爭時大部分傳教士和僑民便選擇香港作暫棲地，這個狹小的港島成為出入中國的重要門戶。港島因此變得擁擠，加之氣候炎熱和潮濕，經常流行瘧疾、痢疾和黃疸病。病人不僅有原島上的中國居民，還有英軍士兵。英軍艦船上的軍醫院無法適應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療需要，軍醫院從船上搬到島上。1843年軍醫院全部遷入港島上一幢新建的樓房裡，同年，香港成立公共衛生和清潔委員會，1844年3月，香港頒布「維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潔」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國內外科學會」，由英國海軍醫生塔克(Tocker A．)任會長，合信(Hobsen B．)任秘書，成員共7人。學會下面設一所圖書館，他們和內地教會醫生有密切的關系，定期召開醫學討論會，與內地醫生共同研究中國常見的流行病和中國植物葯物等問題。由塔克代表該醫學會提議在香港建立一所教會醫院和醫學校，教會醫院計劃很快得到實現，但關於香港醫學校的計劃後來因為經費來源出現了困難和香港內外科醫學會的悄灰解體沒有得到實施。
在學會直接組織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個教會醫院落成。醫院的主要工作除門診部外還有可以容納40多人的病房。實際醫療工作是合信和另一個醫生承擔，同時經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國醫生幫助，1848年初，倫敦會派赫希伯格來香港負責醫院工作，並於1848年3月20日在中國九龍增加一個診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後轉到廈門。合信培養的兩名中國青年參與眼科病的治療和手術工作。合信對醫學教育抱有濃厚的興趣，1844年他向香港內外科學會建議盡快發展香港醫學教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6到10人的醫學班，前期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然後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範。醫學會雖然批准了他的計劃，但在三年後，1847年當合信再次從英國回到香港時，他帶來的在國內籌集的經費遠遠不夠用於建立一個學校，加之香港醫學會的解散，合信設想建立香港醫學校的願望最終沒有實現。(後來香港出現的醫學校與合信無關)但是，1850年，合信卻在廣州發表出版中文書籍《全體新論》，合信希望這本醫學著作成為向中國人講授西方醫學有益的教材。《全體新論》有過幾次再版重印，一度成為為數不多的幾本中文標准醫學著作。

Ⅳ 為何說醫學史上的重大發明就在一瞬間

1816年，在巴黎待了十幾年也沒被政府醫院任用的雷奈克已經歲，正准備回到南特大學參加叔叔的執業行列時，意想不到的一件事不僅改變了他的一生，而且也改變了醫學的歷史——內克醫院決定聘用他！非常可笑的是，這位在歐洲大名鼎鼎的醫學研究者之所以能獲得他期待許久的工作，不是因為他超凡的能力和巨大的發展潛力，而是單純地因為人際關系。雷奈克的一個名叫貝菲的朋友正好從次國務卿升任為內政部長，有權決定誰到內克醫院任職。

不管怎麼說，雷奈克就是在內克醫院發明了使整個醫學前進一大步的聽診器。他的一位名叫格拉維爾的學生在關鍵時刻正好在場，這個來自英格蘭的年輕人記下那天是9月13日。格拉維爾的記錄帶有幾分野史意味：「早上雷奈克醫師在盧浮宮廣場散步時，看到幾個孩子正在玩他在孩提時代常玩的一種游戲——一個孩子附耳於一根長木條的一端，他可以聽清楚另一個孩子在另一端用大頭針刮出的密碼。絕頂聰明的雷奈克一下子想到他的一個女患者的病情……他立即招來一輛馬拉篷車，直奔內克醫院。他緊緊捲起一本筆記本，緊密地貼在那位美麗少女左邊豐滿的乳房下——長久困擾著他的診斷問題迎刃而解了！於是，聽診器誕生了！」然而，雷奈克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1816年我去探視一位年輕的女患者，她正因心臟病的症狀而受苦。由於她體形肥胖，以手敲診或觸診斷又起不了作用，而附耳於其胸口做診斷又不被風俗允許，我忽然想到少年時用木桿傳遞聲音的游戲，我的意思是，音響學里指出，聲音透過某些固體的傳遞可以達到放大的效果。靈光一現之後，我立刻用紙捲成圓筒，結果一點也不意外，我聽到心臟運動的聲音，比我以前任何一次直接附耳於患者胸口來得更清晰。那一刻，我思索著，這是一個好辦法，除了心臟以外，胸腔內器官運動所製造的聲音，應該也可以使我們更確認其特性……」顯然就在一瞬間，一個捲起的紙筒使臨床醫學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Ⅳ 西醫是誰發明的

Ⅰ、近代西方醫學發展概述
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症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辟了病理學的新階段。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 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發現。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後，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 R．)發明聽診器；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後，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葯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葯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葯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斗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Ⅱ、西方醫學的再次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後，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志。
廣州是近代中國最早與西方世界接觸的前沿，也是西方醫學最早輸入和最先繁榮的城市。早在1835年廣州就有了傳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醫院，1838年「中國醫學傳教協會」在廣州組成。鴉片戰爭後，1842年11月伯駕從美國回到廣州於舊址重開醫院，在1845年以前，教會醫院的外科切割手術都是在無麻醉下進行。1846年伯駕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醫院第一次試用，使醫院在實施外科手術上有重大進步。同年10月，伯駕又從波士頓買到傑克遜(Jackson CT．)醫師研製的麻醉儀和一批乙醚，隨同附來的一封信介紹有使用這種儀器和葯物的方法。這種儀器的安全性顯然更好。時隔兩年伯駕很快又引進氯仿麻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對一例膀胱結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結果十分成功。麻醉葯引入教會醫院，使教會醫生外科手術的選擇范圍大大擴展。以伯駕為代表的教會醫生在引進麻醉劑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國醫生摩頓(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國1846年12月，倫敦外科醫生也開始應用乙醚於外科手術，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醫生在愛丁堡皇家醫院首先用氯仿於外科手術。這兩種麻醉葯為西醫外科發生根本性變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教會醫生和他們本國教會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系，使他們能即時地輸入一些新技術，為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保持技術優勢。1842年後廣州教會醫院的治療范圍逐漸擴大，眼病雖然是醫院的治療重點，但是疾病的種類已涉及到內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術包括腫瘤、膀胱結石、乳腺疾病、壞死性骨骼切除等。
廣州眼科醫局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小診所。例如，1848年美國公理會鮑爾(Ball D．)醫生在城內公理會教堂里開有一個診所，185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哈珀(Happer AP．)在廣州開辦惠濟診所。
五個口岸的教會醫院的根本宗旨當然是為了傳教，但同時它還發揮著另外一個作用，即給口岸上的外國商人、僑民和駐軍服務。譬如寧波舟山教會診所為駐扎舟山的英軍提供大量葯品。上海倫敦會醫院開創之初的主要經費都是向上海的英國僑民募捐的。
英國傳教士洛克哈特開創了在上海建立教會醫院的歷史。他看到了上海作為華東沿海一個商業中心的重要性，於是停止舟山診所工作轉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醫院報告中說，他的醫院一年時間治療的病人達一萬餘人次，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蘇州、松江等附近城鎮的患者。鑒於這種有利的形勢，1846年起他又計劃建立更大的醫院和購買更多的設備。1849年上海醫院開始用氯仿進行外科手術。
在上海從事醫葯事業的教會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會和法國天主教會。1847年美國浸信會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來上海開診所。1848年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辦診所持續了5年，1854年由凱利醫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國聖公會的菲什(Fish MW．)醫師1856年到上海，在城裡聖公會教堂附近設有一個診所直到1858年。法國天主教會於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開診所，神父勒麥特里(lemaitre)和法國兩名外科醫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這個天主教診所負責醫務工作，診所維持到1867年。
寧波、廈門、福州三個同時新辟的口岸,傳教士當然不會放棄。這三個口岸醫葯傳教的情形與上海、廣州沒有根本區別，不過規模較小。1843年11月浸禮會的麥高恩(Macgowan DJ．)就在寧波城內商業區利用一個中國商人提供的房屋辦起診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國長老會的麥卡特夫婦(McCartee DB．)到寧波傳教，在住宅里看病，他們在這里收養中國女孩金韻梅並給予教育，然後送到美國紐約學習醫學，學成回國後一直為教會作醫療工作，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留學醫科的女醫生。1841年廈門被英軍佔領。1842年6月，英國傳教士卡明(Cumming WH．)醫生在靠近廈門的鼓浪嶼開辦診所，1843年11月，美國長老會赫伯恩（Hepburn JC．)也來到鼓浪嶼在卡明的診所工作。但是，根據教會的指示，他們很快從鼓浪嶼轉到廈門市區內。1848年倫敦會醫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廈門開始醫葯傳教工作。1850年美國長老會揚(Young JH.)醫生到廈門開辦診所。1853年赫希伯爾格(Hirschberg HJ．)從香港來到廈門接替揚，直到1858年。福州教會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會懷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開診所，1851年威爾納（Wiley）來繼續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國。1850年英國聖公會的韋爾頓到福州，在一個佛教廟宇辦診所到1856年。
1842年後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國駐軍和外國商人，當內地發生戰爭時大部分傳教士和僑民便選擇香港作暫棲地，這個狹小的港島成為出入中國的重要門戶。港島因此變得擁擠，加之氣候炎熱和潮濕，經常流行瘧疾、痢疾和黃疸病。病人不僅有原島上的中國居民，還有英軍士兵。英軍艦船上的軍醫院無法適應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療需要，軍醫院從船上搬到島上。1843年軍醫院全部遷入港島上一幢新建的樓房裡，同年，香港成立公共衛生和清潔委員會，1844年3月，香港頒布「維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潔」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國內外科學會」，由英國海軍醫生塔克(Tocker A．)任會長，合信(Hobsen B．)任秘書，成員共7人。學會下面設一所圖書館，他們和內地教會醫生有密切的關系，定期召開醫學討論會，與內地醫生共同研究中國常見的流行病和中國植物葯物等問題。由塔克代表該醫學會提議在香港建立一所教會醫院和醫學校，教會醫院計劃很快得到實現，但關於香港醫學校的計劃後來因為經費來源出現了困難和香港內外科醫學會的悄灰解體沒有得到實施。
在學會直接組織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個教會醫院落成。醫院的主要工作除門診部外還有可以容納40多人的病房。實際醫療工作是合信和另一個醫生承擔，同時經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國醫生幫助，1848年初，倫敦會派赫希伯格來香港負責醫院工作，並於1848年3月20日在中國九龍增加一個診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後轉到廈門。合信培養的兩名中國青年參與眼科病的治療和手術工作。合信對醫學教育抱有濃厚的興趣，1844年他向香港內外科學會建議盡快發展香港醫學教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6到10人的醫學班，前期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然後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範。醫學會雖然批准了他的計劃，但在三年後，1847年當合信再次從英國回到香港時，他帶來的在國內籌集的經費遠遠不夠用於建立一個學校，加之香港醫學會的解散，合信設想建立香港醫學校的願望最終沒有實現。(後來香港出現的醫學校與合信無關)但是，1850年，合信卻在廣州發表出版中文書籍《全體新論》，合信希望這本醫學著作成為向中國人講授西方醫學有益的教材。《全體新論》有過幾次再版重印，一度成為為數不多的幾本中文標准醫學著作。

Ⅵ 西醫的發展歷史

西醫發展概述

關於現今國人所說的西醫學，它的完整名稱是「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它起源於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是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的學者在摒棄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之後發展出來的。由於它起源於西方國家，因此我們習慣的稱為西醫。在過去的中國被稱為新醫，與舊醫（中醫）相對立。

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症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辟了病理學的新階段。

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 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發現。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後，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 R．）發明聽診器；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後，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

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葯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葯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葯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斗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6)西醫發明使擴展閱讀：

西醫起源

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醫學是以哲學形式出現的。人類在對自身身體理解的基礎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醫學理論。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起源於古希臘，它的它奠基人是希波克拉底，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的「四體液學說」認為人體是由血液、粘液、黃膽液、黑膽液組成的，而且各個部分是相互聯系的，身體中充滿了各種液體，這些液體的平衡是機體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它們的平衡與否反映在氣色、氣質和性情上；

同時，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還強調心與身、人體與自然的相互聯系，並非常重視保持健康，認為健康主要取決於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緒狀態、環境、飲食、鍛煉、心態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體系要求醫生應當特別重視研究每個病人個體健康的特殊性和獨特性，所以它關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強調的是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主動合作。

到十七世紀時，「四體液」學說遭到了猛烈抨擊，因為它被認為是沒有任何物質基礎的空洞理論。從此以後，西方國家的學者就摒棄了古代西方國家的醫學，採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在近代時期發展出了一門建立在科學和實驗的基礎上的全新醫學體系，這門學科就是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也就是當今在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發展的西醫學。

科學的進步使近代西方人認識到，大自然有著自己的運動規律，不能按人們的意願或者猜想來解釋，而是只能用機械理論並以幾何和數學語言來表述清楚。這種機械論的觀點大大推動了醫學的發展，人們開始認為機體的不適並不隨個體的不同而不同，實際上任何疾病都是由於機體內受到某種傷害而引起的，葯物和外科手術可以治癒或者緩解疾病。

20世紀後期，「社會-心理-生物」綜合醫學模式的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興起，隨著系統生物學與系統生物技術的發展，21世紀伊始開始走向後基因組時代的系統醫學與個性化醫療衛生時代。

Ⅶ 西方醫學的奠基是誰，歷史是什麼

西方醫學即西醫學，是最近三四百年來建立在解剖學、生物學及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以「解剖人、肉體人」為概念的、新興的現代醫學科學理論體系。主要採用科學實驗方法，從宏觀到微觀，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層次水平，發展極為迅速，超過其它任何一門醫學科學，成為世界醫學史上的主流。
他並沒有奠基者。
面是關於西醫的發展,西醫比中醫晚很多呢!
16世紀的醫學
封建社會後期，手工業和商業開始發展，生產力的增長促進了對新市場的尋找。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7年達·伽馬發現好望角，1519～1522年麥哲倫環繞世界……，這些都加強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許多葯物也由東方傳入歐洲。美洲發現後，歐洲也有了金雞納、愈創木、可可果。
由於資本主義的興起，首先在義大利形成了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是敢於向教會思想挑戰，反對宗教迷信的束縛。他們的口號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應該了解」，以此來反對神學的統治。他們一方面傳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鑽研和模仿古代希臘的文化，因此稱為「文藝復興」。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體運行論》，標志著科學史上文藝復興的開始。
文藝復興運動中，懷疑教條、反對權威之風興起。於是醫學界也產生了一場以帕拉切爾蘇斯為代表的醫學革命。
中世紀的醫學學校中，主要講阿維森納的《醫典》，以及加倫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師照本宣科，一切墨守陳規，毫無生氣。文藝復興的狂潮，很快就波及醫學領域。帕拉切爾蘇斯首先指出人體的生命過程是化學過程，他在巴塞爾大學任教時主張用流行的德語寫書和講演，使醫學易為大眾所接受，這是一件偉大的改革。他重視實踐，反對煩瑣的經院哲學，反對中世紀的傳統和權威觀念。他說「沒有科學和經驗，誰也不能成為醫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證古代權威的著作，而是依靠最大的教師—經驗寫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陳規和盲目崇拜進行斗爭，公開焚毀了加倫和阿維森納的著作。
在封建社會，各民族無例外地禁止解剖屍體，因此人體解剖學得不到發展。這個時代的醫書，解剖圖幾乎全是根據動物內臟繪成的。而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把人作為注意的中心，這反映在醫學領域內，人們首先重視的就是人體的構造。
首先革新解剖學的是義大利的達·芬奇，他認為作為現實主義的畫家，有必要深入了解人的解剖結構，尤其需要了解骨骼與肌肉，於是他開始從事人體解剖。他所繪制的700多幅解剖圖，傳至今日只有150餘幅，畫得大都准確、優美。
達·分奇首先對加倫的解剖學發生疑問。他曾往氣管吹入空氣，但無論如何用力，也不見心臟膨脹起來，由此證明加倫所謂肺與心相通的學說是錯誤的。他還檢查過心臟的構造與形態，他所畫的心臟圖較以往有關圖畫正確得多。此外，他還發現了主動脈根部瓣膜的活動及其性質，證明瓣膜的作用在於阻止血液迴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問題，不久就引起了醫學家們的注意。
根據直接的觀察來寫作人體解剖學教科書是由維薩里完成。維薩里肄業於盧萬大學，後轉入巴黎大學。當時，這兩所大學講解剖時，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講課，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內最多隻允許進行三或四次解剖。維薩里不滿足這種狀況，曾夜間到野外去盜竊屍體來進行解剖。當時義大利的帕多瓦大學有歐洲最好的解剖教室，於是他就到那裡任教。1543年，他將工作中積累起來的材料整理成書，公開發表。這本書就是《人體構造論》。維薩里雖然也受到當時保守派的指責，但他的學生們發展了解剖學。
中世紀，由於手術操作污穢而受到輕視，一般的外科手術都由理發師進行。法國的帕雷就是理發師-外科醫生，他曾任軍醫，在戰傷處理中，用軟膏代替沸油處理火器傷，取得了很好的療效；他還用結扎法取代燒灼法進行止血；做過異位胎兒倒轉術；創制過假手假足。他不懂拉丁文，又不信仰天主教，他的作品用本國文字法文寫成的。
14～16世紀，傳染病非常流行，曾奪去無數人的生命。這時弗拉卡斯托羅提出有關傳染病的新見解，認為傳染病是由一種能繁殖的「粒子」造成的，還指出了三條傳染途徑。
總之，16世紀歐洲醫學擺脫了古代權威的束縛，開始獨立發展，其主要成就是人體解剖學的建立。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的醫學
在17世紀，英國科學處於領先地位。
17世紀，量度觀念已很普及。最先在醫學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聖托里奧，他製作了體溫計和脈搏計，還製造了一個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運動、進食。在排泄前後，他都秤量自己的體重，如此不厭其煩地進行了30餘年。他發現體重在不排泄時也在減輕，於是認為其原因是「不易覺察的出汗」，這可以說是最早的新陳代謝研究。
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哈維畢業於帕多瓦大學，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學的解剖學家們曾相繼發現並解釋了血液在心臟循環的過程。1553年，西班牙學者塞爾維特確認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時，不是經過中隔上的孔，而是經過肺臟進行了「漫長而奇妙的迂迴」。
哈維最先在科學研究中應用活體解剖的實驗方法，直接觀察動物機體的活動。同時，他還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總動脈，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動脈的血量。他分析認為血液絕不可能來自飲食，也不可能留在身體組織內，他斷定自左心室噴入動脈的血，必然是自靜脈回歸右心室的血。這樣就發現了血液循環。哈維於1628年發表了著作《心臟運動論》。
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17世紀初出現的。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在這以後，科學家利用顯微鏡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
義大利馬爾皮吉觀察動物組織，發現了毛細血管，他還觀察過脾臟、腎臟等組織的微細結構。荷蘭業余科學家列文胡克也作過許多顯微鏡觀察，最先看到精子、血細胞；他在觀察蝌蚪的尾巴時發現血細胞從毛細血管中流過的情形。他和馬爾皮基的觀察填補了哈維在血液循環學說中留下來的空白，說明血液怎樣由動脈進入靜脈的。但是，17世紀的顯微鏡觀察很不深入，真正的人體組織學是19世紀才發展起來。
17世紀時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都有了進步，醫學家也開始不滿意過去的醫學學說，出現了一些新的學說，這主要有三種派別。其一是物理學派，醫學機械論者、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爾對醫學的見解就是代表。他主張一切疼痛、恐怖等都是機械的反應；認為人有靈魂，而靈魂存在於松果體中。
化學派則以化學原理解釋生理和病理現象，荷蘭人西爾維烏斯可為其代表。他曾致力於鹽類的研究，認為身體的三要素是水銀、鹽和硫磺；「酵素」在生命活動和生理功能上有重要的作用。他是加倫學說的信奉者，認為疾病的發生是酸性和鹼性的平衡失調所致，所以其治療方法也是以平衡兩者的關系為主。這個學派是當時醫學上有勢力的一派，他們在唾液、胰液和膽汁方面的研究對生理學有一定的貢獻。他們認為血液是中樞，一切病理過程都由血液產生。對所有疾病都用化學原理進行解釋和治療。
另一位英國的化學派代表，牛津大學的威利斯注重臨床觀察。在西方他第一個知道糖尿病的尿是甜的，所以糖尿病也曾稱威利斯氏病，他記述過現在所稱的重症肌無力，還描述並命名過產褥熱和大腦基底動脈環。
還有一派叫做活力派，認為生命現象不能受物理或化學的支配，生命現象是由生命特有的生命力來維持的，這種生命力亦即活力。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斯塔爾，他認為疾病的原因在於生命力的減少，而其消失就是死亡。此派到18世紀更為盛行。
這三個學派雖然開始於17世紀，但其影響都很大，直到20世紀各種學派中還能找到它們的蹤跡。
內科學直到17世紀一直沒有什麼進展，醫術與中世紀相仿，四體液論依然是疾病理論的基礎。由於當時醫生多研究解部學和生理學，似乎忘記了醫生的責任，所以17世紀的臨床醫學家西德納姆指出「與醫生最有直接關系的既非解剖學之實習，也非生理學之實驗，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醫生的任務首先要正確探明痛苦之本質，也就是應多觀察同樣病患者的情況，然後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識，以導出疾病之解釋和療法」。同時，他非常擁護希波克拉底關於「自然治癒力」的思想。這既說明了當時臨床學還很落後，也表明他對人體抗病能力的重視。

18世紀的醫學
到18世紀，醫學家已經解剖了無數屍體，對人體的正常構造已有了清晰的認識，在這基礎上，他們就有可能認識到若干異常的構造。
義大利病理解剖學家莫爾加尼於1761年發表《論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書，描述了疾病影響下器官的變化，並且據此對疾病原因作了科學的推測。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損傷，而且認為每一種疾病都有它在某個器官內的相應病變部位。在他以後醫師才開始用「病灶」解釋症狀，這種思想對以後的整個醫學領域影響甚大。
18世紀後半期，奧地利醫生奧恩布魯格發明了叩診。他的父親是酒店老闆，常用手指敲擊大酒桶根據聲音猜測桶里的酒量。後宋，奧恩布魯格把這個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尋找「病灶」。經過大量經驗觀察，包括屍體解剖追蹤，他創立應用至今的叩診法。但叩診法的推廣應用，還是19世紀的事。
在17世紀以前，歐洲並無有組織的臨床教育，學生到醫校學習，只要讀書，經過考試及格就可領到畢業證書。17世紀中葉，荷蘭的萊頓大學開始實行臨床教學，並取消宗教派別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國學生。
到18世紀，臨床醫學教學興盛起來，萊頓大學在醫院中設立了教學病床，布爾哈維成了當時世界有名的臨床醫學家。布爾哈維充分利用病床教學，他在進行病理解剖之前，盡量給學生提供臨床的癥候以及這些與病理變化關系的資料，這是以後臨床病理討論會的先驅。
詹納發明牛痘接種法是18世紀預防醫學的一件大事。16世紀中國已用人痘接種來預防天花。18世紀初，這種方法經土耳其傳到英國，詹納在實踐中發現牛痘接種比人痘接種更安全。他的這個改進增加了接種的安全性，為人類最終消滅天花作出貢獻。

19世紀的醫學
19世紀初，細胞學說被提了出來。到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菲爾肖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研究深入到細胞層次。他學說的基本原理包括：細胞來自細胞；機體是細胞的總和；疾病可用細胞病理來說明。
19世紀中葉，由於發酵工業的需要，再加上物理學、化學的進步和顯微鏡的改進，細菌學也隨之誕生了。法國人巴斯德開始研究發酵的作用，後研究微生物，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還提出科赫三定律。他們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學的基礎。
19世紀後30年，是細菌學時代，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被發現。巴斯德還研究了雞的霍亂、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並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了經典免疫學。以後，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系統闡述了吞噬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提出了微生物間的對抗和它們變異的論述；20世紀初，發現乳酸菌與病原菌在人腸中相互拮抗，並用乳酸菌制劑來治療某些腸病。他對早期免疫學作出很大貢獻。
19世紀初期，在葯理學方面，一些植物葯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例如，1806年由鴉片中提取出嗎啡；1819年由金雞納樹皮中提取出奎寧；至19世紀中葉，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楊酸鹽類解熱鎮痛葯合成成功；19世紀末精製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葯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以後，人們開始研究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臨床醫學和生理學為基礎，以動物實驗為手段，產生了實驗葯理學。
19世紀，人們應用物理、化學的理論和實驗方法研究機體，從而逐漸興起實驗生理學。法國的馬讓迪，德國人彌勒和法國人貝爾納先後用動物實驗對神經和消化等系統進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們的工作奠定了現代生理學研究的科學基礎。
由於病理解剖學和細胞病理學的影響，當時的臨床醫學中特別注意對內臟器官病理變化的研究和診斷，想盡各種方法尋找「病灶」，使診斷方法不斷充實，診斷手段和輔助診斷工具不斷增多。到19世紀末，檢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從直接觀察病人轉變為研究化驗室的檢驗結果。
發明聽診的是拉埃內克，他是法國病理學家、臨床家。他從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對於心肺可以聽診的啟示。起先他用耳直接聽診，後來製成紙制聽診器，後用木製。他檢查了許多病人，研究了用聽診器發現的各種最微小的現象，並進行了許多屍體解剖，把解剖結果與臨床現象相對照，從而改進了聽診法。1819年，他發表論文《間接聽診法》，並根據這種新的檢查方法用來診斷肺和心臟的疾病。
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裝置和光學器具，一系列光學器械相繼發明和使用。較早的有德國人赫爾姆霍茨的檢眼鏡，繼之喉鏡、膀胱鏡、食管鏡、胃鏡、支氣管鏡等先後發明，這豐富了臨床內科診斷手段，並使其後體腔內進行治療成為可能。
由於化學的發展，臨床醫學利用化學分析檢驗方法以檢查血液的內容物，大大改進了診斷法。顯微鏡學的不斷進步，促使形態診斷學在臨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機體體液和固體部分的組織結構和有形成分，並研究正常和異常排泄物的結構成分。至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由於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的成就，醫生的診斷方法更為豐富。
19世紀之前，外科非常落後。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問題未得解決，這限制了手術的數量和范圍。19世紀中葉，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麻醉法的發明。19世紀中葉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繼被用作全身麻醉葯，外科手術能夠在無痛情況下施行，這是外科學的一大進步，是外科手術學得以發展的前提。19世紀末又發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續繁雜、副作用多的不足。
創傷手術後的化膿並發症是最麻煩的事，在巴斯德發現病原微生物以前，維也納的產科醫生塞梅爾魏斯於1847年證明，產褥熱的真正原因是手和產科器械帶進了感染因素，主張用石灰水洗手。
根據巴斯德的發現，英國外科醫生利斯特認為傷口中的腐爛和分解過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進行復雜骨折手術荻得成功，他還用石炭酸消毒手術室、手術台、手術部位和傷口。並用復雜的包紮法包紮傷口。防腐法大大地減少了創傷化膿和手術後的死亡率，但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傷口的感染問題。
1886年貝格曼採用熱壓消毒器進行消毒外科，才標志著真正進入了無菌手術的時代。止血方面也有些初步進步，如止血鉗、止血帶以及血管結扎的方法的應用等。
以上幾方面的重要成就，為外科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
18世紀時預防醫學有某些改進，但大多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實施范圍也很有限。到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英國於1848年設立衛生總務部，規定一些預防疾病的法令。
之後不久，英國發生霍亂大流行，死亡約六萬人。統計資料顯示疾病的傳染媒介是飲用水，於是採取了適當的預防方法，而逐漸遏止了疫情。
使衛生學成為一門精確科學的人是德國的佩滕科弗，他將物理和化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衛生學方面，研究了空氣、水、土壤對人體的影響；測定了大氣中二氧化碳對呼吸的意義，並發明了測定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研究了住宅的通氣和暖氣設備。繼他之後，研究職業病的勞動衛生學、研究食品工業的營養和食品衛生學相繼產生。
護理工作歷史悠久，但從事護理的人長期地位低下，19世紀之前工作條件一直十分惡劣，人員素質差，待遇低。英國的南丁格爾曾在德國學習護理知識，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率護士進行戰地救護，收效顯著。1860年她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了一門科學。

Ⅷ 醫學史上最偉大的發明是什麼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研發新葯似乎是又神秘又費勁的一件事，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倒騰幾年瓶瓶罐罐，就會耗費掉巨額資金，即使這樣也經常失敗。然而，對 於新葯研發，尤其是早期的研發而言，邏輯嚴謹的實驗室研究並不總是全部。有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葯，往往是在偶然的巧合，甚至是沾上不少「運氣」因素中， 得以被發現的。
青黴素：弗萊明的奇幻冒險
眾所周知，亞歷山大·弗萊明在觀察一個偶然進入 青黴菌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培養皿時，發現了歷史性的奇跡——青黴菌生長范圍之外，出現了一個「空白帶」，原本在此范圍內的葡萄球菌全部被殺死。根據這一發 現，弗萊明進行了後續研究，成功為青黴素應用於臨床奠定了堅實基礎。不過關於發現青黴素的趣聞，普通人知道的可能不是很多。實際上，青黴素的發現，正是一 個如同奇幻冒險一般的「運氣事件」。

1928 年的弗萊明，正為了研究一個關於葡萄球菌的課題，而在實驗室里大量培養金黃色葡萄球菌。不過，實驗室里卻接連發生了一串奇特事件：首先，天氣驟變直接導致 葡萄球菌的生長受到了抑制，而實驗室周圍的青黴菌孢子則隨風掉進了培養皿里；不久之後弗萊明回老家度假，實驗室外面的天氣也逐漸溫和，青黴菌和葡萄球菌在 無人看管的情況下，同時進行生長，從而形成了後來的情景。
可回到實驗室的弗萊明，似乎並沒把這些培養皿當回事，他看到它們已經被青黴菌污染 之後，直接把受污染的培養皿扔進了消毒液里殺菌。在這之後，又一次的奇跡出現了——有幾個培養皿沒有完全浸入消毒液，反而浮在了上面，弗萊明總算在進一步 消毒之前瞟了一眼培養皿，這才有了後面的故事。
氮芥：戰爭慘劇背後的抗癌神葯
即使是在癌症治療領域各種新興療法異軍突起的今天，傳統的放化療依舊是必不可少的抗癌武器。因為仍然有很多種癌症，僅需要聯合化療或放化療即可治癒，而放化 療配合新型療法，則往往可以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今天的癌症患者正在享受醫學進步所帶來的好處，但卻少有人知道，葯物征服癌症的第一步，居然和戰爭慘 劇密切相關。
1942年8月，美軍參與了英軍在北非的作戰，以打擊隆美爾和他的北非軍團。1943年5月作戰結束後，盟軍北上進攻義大利和 西西里島，並選擇義大利的港口城市巴里（Bali）作為盟軍港口，用以運輸、儲存各種物資。8月，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警告德軍，一旦德軍使用芥子氣，盟軍 很有可能以牙還牙。與此同時，美軍向巴里運送了一批含有芥子氣的毒氣彈。
1943年12月2日，德軍毫無預兆地空襲了巴里，盟軍損傷慘重。 不幸的是，那艘裝滿毒氣彈的貨船被炸沉，刺鼻的蒜味瞬間充滿船艙，絕大多數人中毒身亡。至於少部分跳船逃生的士兵，衣物上也沾滿了毒氣和油、水的混合物， 導致全身芥子氣中毒。在救治這批傷員的過程中，醫生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些傷員在中毒後的第3~5天，表現出骨髓受抑制的特徵--白細胞減少。由於 戰時的消息封鎖，這一現象並沒有被公之於眾。但在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這些數據被公開，隨即引起了葯理學家路易斯·戈德曼（Louis S. Goodman）的注意。
戈德曼認為，既然芥子氣能夠對正常細胞造成傷害，那麼它也有殺死腫瘤細胞的潛力。他和他的團隊大膽地進行了動物試 驗：給患有淋巴瘤的老鼠注射芥子氣，觀察腫瘤的變化。幾天之後，當他們檢查腫瘤的生長情況時，突然發現淋巴瘤的體積大幅縮小。進一步的解剖發現，縮小的腫 瘤內存在著大量已經被殺死的癌細胞。在「毒氣之王」面前，癌細胞似乎低下了頭。
芥子氣雖然被證實能夠殺滅腫瘤，但過於「彪悍」的特性使它投 入臨床的可能性幾乎為0，團隊再一次陷入了沮喪中。功夫不負有心人，戈德曼通過查閱文獻發現，芥子氣的一位「近親」氮芥 （Mechlorethamine）具有相對較小的毒性，但療效同樣喜人。戈德曼的研究團隊在開展了大量的動物實驗後，試驗性地用氮芥治療67位患有霍奇 金病（淋巴瘤的一大類型）或白血病的患者，研究於1946年9月21發表於頂尖醫學雜志《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後，隨即震驚了醫學界。在多方共同 努力下，氮芥成功上市，開啟了化學葯物治療癌症的新時代。盡管今天氮芥本身的用途已大為減少，但科學家絕對不會忘記，它在葯物歷史上的功勞。
西羅莫司：復活節島的「土生」怪傑
以石像聞名的復活節島，一直是不少人所憧憬的旅遊勝地，而諸如紅黴素、阿奇黴素之類的大環內酯類抗生素，是臨床上對付細菌感染的一大利器。倘若這兩者之間碰 撞出了火花，會是怎麼樣的情景呢？實際上還真有這一類葯物，它們「出生」於復活節島的土壤，是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家族的一員，然而它們並非優異的抗生素，而 是抗癌利器和幫助器官移植患者重獲新生的免疫抑制劑。
1964年，一群科學家前往復活節島開始「探險」，他們採集了島嶼上多個位置的土壤， 希望能在土壤寄居的微生物中，發現能對抗感染的新型抗生素。他們在結束旅程後，決定將土壤交給著名葯企惠氏（現在已被輝瑞收購），惠氏公司的研究員在幾年 後對這些樣本進行了研究，發現其中一份樣本中所含的吸水鏈黴菌（Streptomyces hygroscopicus，放線菌的一種）所分泌的物質能夠抑制真菌的生長。研究人員將這一發現寫成論文發表，並給這種物質起了一個名字--雷帕黴素 （Rapamycin，名字來源於復活節島的別名「Rapa Nui」，後來改名為西羅莫司）。可惜的是，後續研究發現雷帕黴素對免疫細胞具有很強的抑製作用，不能成為抗真菌葯物，這也使得研究擱置了一段時間。
復活節島上由惠氏公司於2000年11月設立的紀念牌，旨在紀念西羅莫司的發現
不過隨著後來對預防器官移植免疫排斥的免疫抑制劑的研究大潮（因為他克莫司、環孢素等著名免疫抑制劑，也是天然來源的），雷帕黴素也被撿了起來，研究它在這 一方面的潛力。功夫不負有心人，雷帕黴素在預防腎移植的免疫排斥方面較其他療法有著明顯的優越性，使得它於1999年成功地成為了一種新型免疫抑制劑。當 然，這還不算是故事的結束。幾年之後，基於它的兩種衍生物--坦羅莫司和依維莫司，均成為了表現優異的抗癌葯物，被用於治療多種癌症。而這一家族的化合物 由於具有抑制細胞增殖的效應，也被塗在心臟支架上，作為預防冠狀動脈再次病變的葯物得以廣泛應用。

Ⅸ 西醫是如何傳入中國的又是如何取代中醫成為中國主流醫學的中醫能否並如何受到西方社會的歡迎

沒有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