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創造性破壞

Ⅰ 我想成為一名企業家。。。。想成為一名企業家必須的冒險嗎冒什麼險 還有說的 創新，離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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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
熊彼特關於企業家是從事「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創新者觀點，凸顯了企業家精神的實質和特徵。一個企業最大的隱患，就是創新精神的消亡。一個企業，要麼增值，要麼就是在人力資源上報廢,創新必須成為企業家的本能。但創新不是 「天才的閃爍」，而是企業家艱苦工作的結果。創新是企業家活動的典型特徵，從產品創新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組織形式創新等等。創新精神的實質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將已經做過的事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更象一名充滿激情的藝術家。
冒險是企業家精神的天性
坎迪隆（Richard Cantillion）和奈特(Frank Rnight)兩位經濟學家，將企業家精神與風險（risk）或不確定性(uncertainty)聯系在一起。沒有甘冒風險和承擔風險的魄力，就不可能成為企業家。企業創新風險是二進制的，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能對沖不能交易，企業家沒有別的第三條道路。在美國3M公司有一個很有價值的口號：「為了發現王子，你必須和無數個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常常意味著冒險與失敗，但是「如果你不想犯錯誤，那麼什麼也別干」。同樣，對1939年在美國矽谷成立的惠普、1946年在日本東京成立的索尼、 1976年在台灣成立的Acer、1984年分別在中國北京、青島成立的聯想和海爾等眾多企業而言，雖然這些企業創始人的生長環境、成長背景和創業機緣各不相同，但無一例外都是在條件極不成熟和外部環境極不明晰的情況下，他們敢為人先，第一個跳出來吃螃蟹。
合作是企業家精神的精華
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企業家在重大決策中實行集體行為而非個人行為。盡管偉大的企業家表面上常常是一個人的表演（One-ManShow），但真正的企業家其實是擅長合作的，而且這種合作精神需要擴展到企業的每個員工。企業家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成為一個超人（superman），但企業家應努力成為蜘蛛人（spiderman），要有非常強的「結網」的能力和意識。西門子是一個例證，這家公司秉承員工為 「企業內部的企業家」的理念，開發員工的潛質。在這個過程中，經理人充當教練角色，讓員工進行合作，並為其合理的目標定位實施引導，同時給予足夠的施展空間，並及時予以鼓勵。西門子公司因此獲得令人羨慕的產品創新記錄和成長記錄。
敬業是企業家精神的動力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寫到：「這種需要人們不停地工作的事業，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事實上，這是唯一可能的動機。但與此同時，從個人幸福的觀點來看，它表述了這類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在生活中，一個人為了他的事業才生存，而不是為了他的生存才經營事業。」貨幣只是成功的標志之一，對事業的忠誠和責任，才是企業家的「頂峰體驗」和不竭動力。
學習是企業家精神的關鍵
荀子曰：「學不可以已」。彼得·聖吉在其名著《第五項修煉》說到：「真正的學習，涉及人之所以為人此一意義的核心」。學習與智商相輔相成，以系統思考的角度來看，從企業家到整個企業必須是持續學習、全員學習、團隊學習和終生學習。日本企業的學習精神尤為可貴，他們向愛德華茲·戴明學習質量和品牌管理；向約琴夫·M·朱蘭學習組織生產；向彼得·德魯克學習市場營銷及管理。同樣，美國企業也在虛心學習，企業流程再造和扁平化組織，正是學習日本的團隊精神結出的碩果。
執著是企業家精神的本色
英特爾總裁葛洛夫有句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這意味著在遵循摩爾定律的信息時代，只有堅持不懈持續不斷地創新，以誇父追日般的執著，咬定青山不放鬆，才可能穩操勝券。在發生經濟危機時，資本家可以用腳投票，變賣股票退出企業，勞動者亦可以退出企業，然而企業家卻是唯一不能退出企業的人。正所謂「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在20世紀80年代諾基亞人涉足移動通訊，但到90年代初芬蘭出現嚴重經濟危機，諾基亞未能倖免遭到重創，公司股票市值縮水了50%。在此生死存亡關頭，公司非但沒有退卻，反而毅然決定變賣其他產業，集中公司全部的資源專攻移動通訊。堅韌執著的諾基亞成功了，如今諾基亞手機在世界市場佔有率已達到35%。
誠信是企業家精神的基石
誠信是企業家的立身之本，企業家在修煉領導藝術的所有原則中，誠信是絕對不能摒棄的原則。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更是信用經濟、誠信經濟。沒有誠信的商業社會，將充滿極大的道德風險，顯著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其實，凡勃倫在其名著《企業論》中早就指出：有遠見的企業家非常重視包括誠信在內的商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更是明確指出：「企業家只有一個責任，就是在符合游戲規則下，運用生產資源從事利潤的活動。亦即須從事公開和自由的競爭，不能有欺瞞和詐欺。」
做一個服務者也是一個企業家應有的精神
我們每個人都是服務者，長松咨詢的賈長松曾說過：「頭頂著天，臉貼著地」這就是真正切切的告訴我們每個人，都要服務好你的每一個客戶。「如果你不好好服務你的客戶，別人會願意代勞」「如果你不好好服務好你的男人，別的女人會願意代勞」。

Ⅱ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的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1、珍惜企業家精神，造就企業家隊伍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活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企業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和投機者不同，個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動機，而最突出的動機是「個人實現」，即「企業家精神」。熊彼特認為這種「企業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國，(2)對勝利的熱情，(3)創造的喜悅，(4)堅強的意志。這種精神是成就優秀企業家的動力源泉，也是實現經濟發展中創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礎。企業家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最稀缺的資源，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它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因此，許多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都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地網羅創新型人才，而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選拔人才的機制還不盡公正合理，「論資排輩」、「年齡一刀切」、「恨能」、「恨富」的現象還普遍存在，對人才的制度化激勵還相當缺乏，鼓勵冒險、容忍失敗的社會氛圍還十分稀薄，所有這些都嚴重地阻礙著我國企業家的孕育、培養和造就。因此，我國今後應對這些問題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努力造就一支優秀的企業家隊伍，在多變的市場競爭中培養出獨特的創新精神，培育出更多的實力雄厚、發展前景看好的企業。
2、有秩序的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改變社會面貌的經濟創新是長期的、痛苦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它將摧毀舊的產業，讓新的產業有崛起的空間。然而，面對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熊彼特特別指出：「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當然沒有必要，但試圖設法避免它們一下子崩潰卻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 ——可能變為加重蕭條後果的中心——變成有秩序的撤退」。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近年來，在我國存在一種自由追捧「新經濟」的現象，有些人認為我國的傳統產業已經毫無希望，應該把資源集中於「新經濟」，集中於信息產業，跳過漫長的工業化階段，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誠然，在發達國家高科技創新浪潮的推動下，全球正在展開一輪長期的、由機器經濟轉變為信息經濟、工業經濟轉變為服務經濟的產業變革。但是，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即使在發達國家仍有一批傳統產業在蓬勃發展，並與新興產業相互滲透、相得益彰。從大趨勢看，「新經濟」只有與「舊經濟」融合才有堅實的基礎和廣闊的前景，在傳統經濟結構的困境中尋求突破，確實需要進行結構調整，但同時應該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那些傳統產業的結構和素質，而不能顧此失彼，簡單拋棄傳統產業。如果進退失據，只是一窩蜂地關停，使所有傳統產業一下子崩潰，那麼，滾滾的下崗失業洪流，源源不斷的低收入人群的涌現，供求總量、供求結構的嚴重失衡，必將迫使背離「創造性破壞」的初衷，變成只有破壞而沒有創造，經濟創新將被經濟崩潰所代替。
3、通過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建立完整的創新生態體系
技術創新活動是一根完整的鏈條，這一「創新鏈」具體包括：孵化器、公共研發平台、風險投資、圍繞創新形成的產業鏈、產權交易、市場中介、法律服務、物流平台等。完整的創新生態應該包括科技創新政策、創新鏈、創新人才、創新文化。根據國家創新體系理論中新熊彼特主義者——弗里曼提出的「政府的科學技術政策對技術創新起重要作用」，為此政府的主要職責應該是通過科技創新政策來構建一個完整的創新生態，通過這個完整的創新生態，最大限度地集聚國內外優質研發資源，形成持續創新的能力和成果。針對當前我國創新動力、創新風險、創新能力、創新融資不足的問題，政府在政策架構上需要做的有：完善促進自主創新的財政、稅收、科技開發及政府采購政策；完善風險分擔機制，大力發展風險投資事業，加大對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激勵；健全創新合作機制，鼓勵中小企業與大企業進行技術戰略聯盟，實施有效的產學研合作，推進開放創新；重構為創新服務的金融體制，發展各類技術產權交易，構建支持自主創新的多層次資本市場。

Ⅲ 什麼是創新什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創造性毀滅

熊彼特是新古典經濟理論興起之後恢復企業在經濟理論中主動地位的「第一個經濟學家」。他在《經濟發展理論》日文版序言中寫道：把經濟體系「從一個均衡推向另一個均衡」的不僅僅是外部因素，「在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自動破壞可能達到的任何均衡的能量源泉」。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進化過程」，一個「非連續歷史跳躍」的過程。「資本主義就其性質來講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不僅不是，而且也永遠不可能是靜止的」。他認為，資本主義本質特徵就是創新，創新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的組合」，是一個「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過程。他對競爭過程的基本性質予以重新定義：實質性的市場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創新競爭，後者較之前者，「其效力之區別就像大炮狂轟與徒手推門之間相比」。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大飛躍。他的「創造性毀滅」的觀點，「非連續歷史跳躍」的觀點顯然與邊際替換概念不相容。他的經典之作使我們明白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是經濟進化的發動機，企業具有超越外部經濟條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夠塑造市場條件。當然，熊彼特的理論框架顯得寬乏，而把創新主體囿於企業家也招致非議。但瑕不掩瑜，他的創新理論為後來學者研究動態企業理論提供了思路。
謝國忠如是說：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創造性毀滅」
野生動物集體渡河的優勢是真實存在的，如果它們單獨渡河，就會留給鱷魚更多的獵它們的時間。如果它們想發揮人多勢眾的優勢渡河，就需要一個發起沖刺的領頭者，而第一個沖進河中的領頭者被吃掉的概率遠遠高於其他動物。個體的不理性行為實際上造福了群體利益。
在經濟生活中，有些泡沫確實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例如，IT泡沫創造的科學技術至今還令全球受益，盡管當初的投資者可能賠了錢。那些認為投資IT領域可以致富的人就好比是獸群中的領頭者，不自覺地為了公眾的利益而犧牲了自己。
大部分科技因素驅動的泡沫都有類似的特點，惠及全球但不利於投資者。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理論，講述的就是這樣的泡沫。由於大量的泡沫並不全都是有害的，所以和央行對它們很慷慨大度。

Ⅳ 創造性毀滅的意義

創造性毀滅的意義：
在熊彼特理論體系中，創造性毀滅有宏觀和微觀的雙版重含義。
在宏權觀上，熊彼特用認為創新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企業家是創新的始作俑者，而創造性毀滅則是創新的內涵和結果。創新一方面帶來新的產品與服務，開創新的市場和產生新的價值，一方面又在取代舊有產品與服務，佔領舊有市場和毀滅舊有價值。新舊交戰，引發經濟的周期性變化，金融危機和生產要素的重新分配。這種既創造又毀滅的現象，被熊彼特稱之為創造性毀滅。
在微觀上，一個產業，一個企業，以及產業之間和企業之間，同樣可能存在具備創造性毀滅特徵的創新活動，這些活動決定著產業和企業的存亡興衰。

Ⅳ 熊彼特 是什麼導致了資本主義滅亡

看這篇文章，他認為是量化寬松
通往毀滅之路：熊彼特的預言與量化寬松
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周宇
「創造性破壞」的技術革新所導致的貧富差距無法通過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縮小。貧富差距使得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不斷加劇。結果每一次衰退，都需要更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以填補總需求缺口。而這非但不能消除資本主義這一內在的不穩定性，反而將加速這一進程。
每逢歲末年終，華爾街各大投行都會發布各種回顧與展望。當然，回顧得少，展望得多。因為不會有多少人願意公開檢討當初預測的准確率。過去這一年，美國沒有陷入衰退，歐元區沒有解體，中國也沒有如做空者所言出現崩潰。在全球央行的保駕護航下，似乎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華爾街又開始信心滿滿的推銷他們來年的投資策略。
埋首於桌上堆積如山的研究報告，我試圖從中讀出來年的宏觀大勢，不過所得甚微。在我感慨華爾街每況愈下的研究質量時，在書櫃塵封的角落裡，熊彼特的著作《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映入了我的眼簾。
作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其對經濟周期(BusinessCycle)的研究和」創造性破壞」(CreativeDestruction)的概念為人所知。熊彼特認為，技術創新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之源。企業家精神驅動著技術創新，不斷淘汰舊有的生產模式，並由此帶來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終將引發社會對企業家精神的排斥，從而導致資本主義最終的崩潰和社會主義的興起。
盡管歷史未必同熊彼特當初所描繪的路徑完全吻合，但過去數十年西方國家的興起、發達與衰退，印證了技術創新是如何驅動著資本主義發展，又將如何帶著資本主義走向毀滅的。而美聯儲所推行的量化寬松，非但不能消除資本主義這一內在的不穩定性，反而將加速這一進程。
有效需求不足
「終有一日，資本主義將自取滅亡。因為我們無法一直將生產所得由勞工轉移到資本，而不造成過剩產能與需求缺乏。」–諾里埃爾-魯比尼
我們的故事先從一幅圖開始。美國勞動生產率的數據顯示，自1970年後，實際每小時產出(即勞動生產率)每年增長約2.0%，而實際勞動力報酬僅增長1.0%。隨著機械化和自動化生產的普及，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正在日趨下降。在一個勞動力、資本與技術的生產函數中，勞動力報酬相對於實際產出的不斷下降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產出歸屬與資本與技術。
圖1. 美國生產率與勞動力報酬
由於普通勞動者難以承擔技術創新所需的大量時間與經費，研發活動主要由企業家所推動。技術進步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使得企業家獲得了超額的利潤。下圖是美國的國民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的分配情況。從1970年起，包括工資、養老與保險等福利支出在內的勞動力報酬在國民收入的份額開始下降，並在過去十年間加速下滑。到今年三季度，勞動力報酬僅占國民收入的54.2%，為1955年以來的新低。而與此同時，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從2001年底的6.6%翻了一倍至13.9%。
圖2. 美國國民收入的分配 - 勞動力報酬與公司利潤
勞動力報酬在國民收入比重的降低的直接後果就是貧富差距的顯現。勞動者僅能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勞動報酬，而企業家通過投資，推動新技術的發展不斷創造出超額利潤。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不斷拉大貧富差距。
從1967年至2011年，美國收入最高的5%的人群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增長了29.7%，從1967年的17.2%增長到了22.3%。與此同時，80%以下的收入人群的份額在過去40年來處於下降趨勢。美國的基尼系數在2011年末升至0.46，為45年新高。
圖3. 美國收入階層的收入份額相對變化的百分比
貧富分化是技術進步伴隨的自然結果。而貧富差距的擴大，意味著古典經濟學中的供需關系將時不時的失衡。設想一個極端的例子，一個年收入千萬的家庭與一千個年收入一萬的家庭，盡管社會的總收入一樣，但前者的消費比後者更少。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加之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有效需求往往不足，產能過剩成為常態。
杠桿化與信貸周期
「無論是信貸繁榮還是債務緊縮，無論是滯脹、復甦、還是充分就業的高增長，都不能夠永久的持續下去。每一個階段都孕育著導致自身滅亡的力量。」–海曼-明斯基
在價格具有粘性的情況下，對產能過剩的調整就引發了經濟衰退。而凱恩斯主義認為，當價格無法及時調整時，公共部門通過借債杠桿化，實行刺激性的財政政策，並輔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能填補有效需求的缺口，從而熨平經濟周期。
除此以外，拉動需求的另一途徑是私人部門的杠桿化。富裕家庭的剩餘儲蓄推動著金融市場的蓬勃發展。房貸、車貸、信用卡、助學貸款，以及資產證券化，使得普通家庭能夠通過貸款購買當前收入本不能支付的商品與服務。
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杠桿化形成了信貸周期。當經濟從上一輪衰退中復甦時，私人部門在低利率下重新杠桿化，加速經濟擴張。經濟增長使政府逐漸退出財政刺激，政府收支重新平衡。隨著私人部門持續杠桿化，經濟開始過熱，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利率的上升使得信貸泡沫破滅，私人部門去杠桿。隨後，公共部門重新杠桿化，央行降息，信貸重新開閘，經濟由此復甦。
圖4. 信貸周期循環示意圖
理論上，隨著經濟增長，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的債務都可以實現再平衡。當私人部門杠桿化時，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可以使公共部門去杠桿，而當經濟衰退時，私人部門正在去杠桿，而公共部門的杠桿化可以拉動經濟復甦，重新開始新的周期。
事實上，盡管過去40年來，美國歷經七次衰退-復甦-繁榮-衰退的經濟周期，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信貸杠桿卻在持續上升。經濟衰退時私人部門沒有充分去杠桿化，而經濟繁榮期，政府杠桿也沒有回到原點。
圖5. 美國經濟各部門債務佔GDP百分比
毀滅的序曲
「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經濟體杠桿化不斷加深的原因，是因為技術革新所導致的貧富差距無法通過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縮小。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使得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不斷加劇。結果，隨著經濟的發展，潛在的總需求的缺口一直在擴大。
於是，為熨平經濟周期，政府難以推行緊縮，央行的利率下調的幅度遠高於上調。這是1980年以來美國經濟的真實寫照。如今，公共部門負債超過90%，財政懸崖近在眼前；基準利率降無可降，量化寬松在發達國家廣為推及。
決策者致力於刺激政策來填補有效需求不足的缺口，但只要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部門，都不可能靠經濟增長實現去杠桿化。
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金融壓制和較高較頻繁的通貨膨脹是決策者最後必然的選擇。經濟體的杠桿化不可能無限度加深，想要不知不覺的去杠桿，又不至於讓經濟跌落懸崖，政府只有通過連續的通脹過程將經濟體的累累債務稀釋。量化寬松，僅僅是一個開始。
也許杠桿化能夠靠通脹得到再平衡，但這並不是一個循環的終點。恰恰相反，量化寬松和通貨膨脹拉大了貧富差距，加劇社會矛盾與動盪，為資本主義最終的滅亡奏響了序曲。
量化寬鬆通過資產購買壓低借貸利率，使得私人部門重新杠桿化。然而，利率是資本的使用成本。通過壓低資本的成本，美聯儲實際上使得勞動力顯得更加昂貴。盡管前文中，勞動力報酬的增長遠低於生產率的增長，但實際為零，甚至負利率的資本成本使得企業家更傾向於購買或租賃更多的設備以替代勞動力。
圖6. 美國勞動力成本與資金成本
誠然，量化寬松帶來的經濟增長能夠創造工作崗位。但縱觀美國就業市場，衰退結束後所新增的就業，大多數是在低收入的行業。當技術替代勞動力的趨勢在量化寬松下得到加強後，越來越多的低技能勞動力湧入服務業，從而壓低勞動力整體工資水平，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
此外，寬松貨幣政策所引發來的資產價格上漲，其最大的受益者仍是富裕階層。 2011年的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5%人群持有了約70%的金融財富，其實際收入比起1999年僅下滑了3.0%。與此同時，衡量美國普通家庭情況的中位數實際收入，在過去10年間下滑了約8.9%。
圖7. 美國家庭實際收入水平
眾神的黃昏
「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的政治權力分布及社會心理態度將敵視資本主義，並可望積聚力量最終使得資本主義發展的引擎失去動力。」–約瑟夫-熊彼特
在經濟周期循環往復的過程中，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將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收入分配的持續惡化，使得提高富人稅率，增加福利保障，以及要求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呼聲日益高漲。
這一趨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更為明顯。在美國，民主黨持續把持朝政，打壓華爾街，加強監管，並對富人加稅。針對百分之一的階級斗爭，成了美國社會快速增長的矛盾。與此同時，法國積極推行著75%的對百萬收入者的邊際所得稅率。在日本，新當選的安倍晉三，正試圖以政府的激進干預，扭轉經濟多年不振的局面。
改善收入分配的願望是好的。但寄望於政府的想法是天真的。劫富濟貧、殺雞取卵的手段最終帶來的，是富人的大規模撤離，是對人類致富動力的扼殺，以及資本主義發展根源-企業家創新精神的消逝。
帶有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正在發達國家上演，正如熊彼特七十年前所言。這一趨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而非任何政策可以扭轉的。
也許我太悲觀了。況且這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對於只看眼前利益的浮躁的華爾街來說，這不過是一個杞人憂天的故事。不過聽說各大投行已經開始用機器和自動化交易來替代昂貴的交易員了。過去的一年，華爾街投行的利潤增長表現強勁，但伴隨著的卻是持續的裁員和降薪。技術革新的火，終於也從低端製造業，開始燒到了華爾街。
希望大家都能夠努力工作，讓自己變得更加難以替代。願大家都有一個勤勞、奮進和豐收的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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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為什麼學了很多新管理，卻依然管不好

方法不對，努力白費，建議你好好看看12Reads系列教材哈。
近幾年，隨著互聯網創業的熱潮，各種新新模式、新理念層出不窮。「顛覆式創新、O2O、微商、圈層營銷、降維打擊」……這些概念聽上去很熟悉，實際上很陌生。究其原因，管理理論創新本有一定的滯後性，新概念雖已廣為流傳，但創新的本質與效應尚未顯現。更嚴重的是，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我們身處一個復雜動盪的年代，總是要通過不斷創新探尋生存發展之路。但焦慮之中更需冷靜：什麼是管理理論創新？我們真的需要它嗎？其背後的推手是誰？是憋屈求變的創造，還是夾帶私貨的刻意鼓吹？
推動管理理論創新本是管理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我們的名聲確實不好。
據說一個企業家左右分別坐著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他往左問經濟學家：「你們是怎麼搞的，100個經濟學家有100種說法，到底聽誰的？」他剛往右一扭頭，管理學家自己就倒下了：「別說了，我自己招了吧。100個管理學家至少有101種說法，因為我們常自相矛盾。」
所以蕭伯納一百多年前如此定義專家：「所謂專家，就是把自己也搞不懂的事說得讓大家更糊塗了。」但坦率講，管理學很多觀點互相矛盾本身就是這個學科的天然屬性。因為企業以市場和社會為環境，在市場中要講經濟效率，在社會中要講和諧公正。所以管理學總是嫁接在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很難構建出獨立的理論體系，給大家造成來回搖擺的印象。
1、管理學就像中醫
管理學如同中醫，是一種「有用的偽科學」。
但管理學有沒有價值？就像西醫總是瞧不起中醫，因為中醫缺乏病理學和葯理學基礎，所以斥其為「偽科學」。直至一位牛人站出來：「從西醫角度看中醫，中醫將永遠是偽科學。但人人知道，中醫是有用的偽科學。」
由於世界和人自身復雜性系統的特徵，嚴整的科學只不過是人類知識體系中的冰山一角，其他大量的非科學、偽科學也在我們認識和改造世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管理學如同中醫，是一種「有用的偽科學」。一百多年來管理學在科學性與藝術性的搖擺中頑強成長也佐證了這一點。
我是堅信「管理立國、管理強國、管理富國」的，但首先懂得管理背後的邏輯最重要。1996年我曾在一家香港時裝公司打短工。我們是做品牌的，一套女裝動輒上千元，用的都是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進口面料。我在登記入庫時，發現法國人把面料成分和每種纖維原產地標注得一清二楚，看後就崩潰了：大多數化纖都是「Made in China」!怎麼回事？教科書教的是「一切決定於資源稟賦」啊。
中國基礎紡織原材料物美價廉，遠銷世界，為什麼一到做高檔時裝時總是要花幾十倍價格進口面料？為什麼我們不自己織？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請教香港老闆。老闆一聽就樂了：「面料好壞和原材料沒多大關系，主要在於織法。」好的編織能化平凡為神奇，壞的編織會化神奇為腐朽。所以古人雲「樹桑麻，習組織」，組織的關鍵在於編織邏輯。
回望上一代人，他們也很聰明也很努力，但被編織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之中，彼時的中國淪為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再看三十多年前，小平同志一句「別鬥了！一心一意搞建設，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GDP增長了16倍。資源沒變、智商沒變，就是變了編織邏輯。
2、誰製造了理論創新的泡沫
許多創新的本質和效應尚未顯現，但名詞和概念已廣為流傳了，這就是泡沫。
2015年似乎很熱鬧，各種新名詞、新模式、新理念層出不窮，但我依然認為它只是個創新的「小年」。諸如「互聯網思維、第三次工業革命、工業4.0、顛覆式創新、商業模式、O2O、微商、圈層營銷、深度垂直、降維打擊」……聽起來讓你怦然心動，但只要沉下心來想一想就會發現，它們只是「聽上去很熟悉，實際上很陌生」。我堅信沒有它們明天會依然繼續，世界也不會變糟。
例如：「互聯網思維」提倡「平等、開放、共享、共創」，但平等必有層級、開放必有封閉、共享必有權責界定、共創必有利益紛爭；《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充滿了烏托邦式的幻想；「工業4.0」是非常粗糙的劃分，現實中每次的工業升級都是混合與迭代的過程，從來沒有斷裂式的跨越；「顛覆式創新」並不是一個嚴整概念，現實中已接近破產；
而所謂「互聯網商業模式」稱「羊毛出在狗身上，最後讓豬買單」，這簡直是對豬智商的侮辱；「O2O」本質上只是一種營銷方式在線上與線下的配置組合，最後能否盈利還是決定於商品力與顧客感受；而「微商」一出來，我就堅信做不起來，因為「不要和朋友做生意，否則會永遠失去朋友」，從含情脈脈的情感交流到冷冰冰的利益交換，這種「高開低走」沒有出路。
熊彼特當年強調的是「創造性破壞」，而今天更能取得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往往是「創造性適應」。要做一個基於現實世界的改進者而不是幻想家。創新主要有五類：新市場、新原材料、新產品、新技術和組織管理創新。各種創新的速度和效應不盡相同，往往最終需要組織管理的協調和控制才能實現「新的組合」，所以管理理論創新相對其他幾種一般是滯後的。而如今，許多創新的本質和效應尚未顯現，但名詞和概念已廣為流傳了，這就是泡沫。
是誰製造了這么多理論的創新泡沫？
我認為主要是兩種人。
一種屬於「黔無驢」類：無視管理學「橘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時空局限，把西方一些非本質、非主流、非體系的「時尚類」東西在中國大肆傳播，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一般他們都會說：「我曾師從xx大師……我在哈佛時……你們理念太落後……你們還做質性研究，國際主流早就是實證……你們還在用回歸，我們早就用結構方程……這是國際上最流行的xxx……」一臉「言必稱希臘」的高傲姿態。
但據我接觸過的一些西方真正有水平的學者來看，一般都既朴實又謙和，散發著一種知識分子的氣息。記起小時候曾讀《黔無驢》：「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因此可將這些人歸於「黔無驢」類。這些人本意並非刻毒，只不過是狐假虎威想讓自己混得風光些，所以危害並不大。隨著國際交往的深化，他們身上的神秘光環正在逐漸褪色。
但另一類的人危害性就大了。他們有意製造新名詞、新範式、新理念，藉助網路化效應炒作傳播，從中漁利，很多人因此一攫萬金，而被忽悠者還在那裡一臉虔誠地說：「大師，謝謝啊。」
據我觀察，此類人可按「皇帝的新裝」的段子分三個等級：
初級選手：皇帝實際沒穿衣服，但不知道自己沒穿。這類人可歸於年少無知，自己會慢慢清醒的，而聽眾也不太可能比他們更弱智，所以危害並不大。
中級選手：皇帝知道自己沒穿衣服，但他以為老百姓看不見。這些人實際上很心虛，只能拚命以製造理論的時尚新潮來掩蓋自己的功力虛薄。他們的東西雖無真材實料，但可修飾得花團錦簇，所以也可以蒙蔽一些人，危害度中級。
高級選手：皇帝知道自己沒穿衣服，也知道老百姓看見了，但我就這樣了！這種赤條條就是規范、就是主流、就是趨勢，你們能奈我何！他們往往掌控著學術界的游戲規則，危害巨大。
3、誰動了我們注意力的乳酪？
衍生物過度膨脹，往往阻礙了我們對管理學本質問題的關注。
相對於各種紛繁嘈雜，我認為管理學的源概念應在10個以內，大概包括企業、市場、社會、組織、目標、管理、績效等。管理學研究的對象是企業，企業身處市場和社會的環境之中，分析市場與社會，就可以理解企業的外在規定性。而企業的內在規定性是組織邏輯，組織作為一個協動系統需要確立目標，其達成程度就是績效。但從目標到績效不會自動實現，中間需要計劃、組織、協調、控制，即為管理。
除此之外還有無其他源概念？我暫時沒有找到，感覺都可以從這幾個源概念推演出來，只是衍生物。衍生物過度膨脹，往往阻礙了我們對管理學本質問題的關注。就像金融衍生物本來是因縮減金融的系統性風險而誕生的，但最後幾乎演變成一種自我對沖的獨立產業，反而增大了金融危機的可能，所以我們要警惕衍生泡沫。
當今創新的衍生泡沫與互聯網「長尾效應」密切相關。互聯網的開放和便捷使許多破碎的、邊緣的、非主流的東西也可以聚集在其「長尾」之中，甚至可以聚合成一種勢力。我堅信它們很難顛覆主流，卻破壞力很大。環顧周邊你就會發現：互聯網讓「全世界都在看」，但無責任的言論與行為正在蔓延，世界並未變得更美。我們處在一個數據爆炸、信息膨脹，但知識依然貧乏的時代。
網路化情境下多重時空的交錯嚴重影響著我們的注意力。我們都知道：「你對什麼感興趣，才有可能關注；你關注什麼，才可能達成有效的行動。」但同時，「你感興趣的，未必能持續關注；你關注的，也未必能真正付諸行動」。所以真正有意義的注意力是極其有限的，只是「興趣－關注-可能的行動」的交集。
而互聯網的開放和便捷，讓我們自認為一切皆可感興趣、一切皆可去關注、一切行動皆有可能，這是天大的誤解。因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度的，三要素之間存在互補-替代關系：你感興趣的越多，可持續關注的則越少，現實的行動力則越差。所以網路化往往把我們帶入更加焦慮、迷茫、無法行動的困境。建議學習卓越企業的「刺蝟理念」：只做自己最感興趣的、最擅長的、能盈利的事，其他一概不碰。

Ⅶ 創造性破壞

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改變社會面貌的經濟創新是長期的、痛苦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它將摧毀舊的產業，讓新的產業有崛起的空間。然而，面對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熊彼特特別指出：「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當然沒有必要，但試圖設法避免它們一下子崩潰卻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 ——可能變為加重蕭條後果的中心——變成有秩序的撤退」。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近年來，在我國存在一種自由追捧「新經濟」的現象，有些人認為我國的傳統產業已經毫無希望，應該把資源集中於「新經濟」，集中於信息產業，跳過漫長的工業化階段，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誠然，在發達國家高科技創新浪潮的推動下，全球正在展開一輪長期的、由機器經濟轉變為信息經濟、工業經濟轉變為服務經濟的產業變革。但是，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即使在發達國家仍有一批傳統產業在蓬勃發展，並與新興產業相互滲透、相得益彰。從大趨勢看，「新經濟」只有與「舊經濟」融合才有堅實的基礎和廣闊的前景，在傳統經濟結構的困境中尋求突破，確實需要進行結構調整，但同時應該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那些傳統產業的結構和素質，而不能顧此失彼，簡單拋棄傳統產業。如果進退失據，只是一窩蜂地關停，使所有傳統產業一下子崩潰，那麼，滾滾的下崗失業洪流，源源不斷的低收入人群的涌現，供求總量、供求結構的嚴重失衡，必將迫使背離「創造性破壞」的初衷，變成只有破壞而沒有創造，經濟創新將被經濟崩潰所代替。

Ⅷ 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和克里斯坦森的破壞性創新有什麼區別和聯系

熊彼特所說創造性破壞:
創造是指創新引起新產業的興起、生產力提高，破壞是指要發展新產業就必須從舊產業處佔用資源，這無疑會影響舊產業；再即是新產業成長後可能導致一些舊產業的消亡，比如火車取代馬車。

克里斯坦森所詵破壞性創新，專指這樣一種技術創新：剛出現時不成熟、水平不高，不為主流市場所青睞，只能憑其某些新特性服務於小眾市場；待技術水平提高，原來的弱點得到長進，就會搶佔主流市場，取代舊技術。

Ⅸ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的形成、發展、主要觀點、評價和啟迪

「創新理論」最早是由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提出的, 如今, 「創新」已成為全球范圍內的一個熱門話題。作為一位博學的思想家, 熊彼 特不僅從經濟學意義上闡述了「創新理論」, 而且特別從社會哲學、經濟社會學、經濟史學等多重視角闡發了「創新理論」的豐富內涵。

1、創新的內在質變性
2、創新的社會歷史性
3、創新的系統有機性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不僅在經濟學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而且在社會哲學層面上揭示出的「創新」的豐富內涵。

「創新」一詞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於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

創新理論概述
人們對創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從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角度，探討技術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現代創新理論的提出者約瑟夫·熊彼特。獨具特色的創新理論奠定了熊彼特在經濟思想發展史研究領域的獨特地位，也成為他經濟思想發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熊彼特認為，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要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以實現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的「新組合」；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就是這種不斷創新的結果；而這種「新組合」的目的是獲得潛在的利潤，即最大限度地獲取超額利潤。周期性的經濟波動正是起因於創新過程的非連續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創新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由此形成時間各一的經濟周期；資本主義只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靜止的，也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當經濟進步使得創新活動本身降為「例行事物」時，企業家將隨著創新職能減弱，投資機會減少而消亡，資本主義不能再存在下去，社會將自動地、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當然，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具有本質性的區別。因此，他提出，「創新」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沒有「創新」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
熊彼特以「創新理論」解釋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解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趨於滅亡的結局，從而聞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影響頗大。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創新理論"以後，又相繼在《經濟周期》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兩書中加以運用和發揮，形成了「創新理論」為基礎的獨特的理論體系。「創新理論」的最大特色，就是強調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至高無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掩蓋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實質。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包括下列5種具體情況：

1、開發新產品，或者改良原有產品；

2、使用新的生產方法，比如改手工生產方式為機械生產方式；

3、發現新的市場，比如從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市場；

4、發現新的原料或半成品，比如使用鈦金屬做眼鏡的鏡框；

5、創建新的產業組織，比如新興的培訓公司。

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創新理論」以後，又相繼在《經濟周期》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兩書中加以運用和發揮，形成了以「創新理論」為基礎的獨特的理論體系。「創新理論」的最大特色，就是強調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至高無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掩蓋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實質。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和分析，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在熊彼特看來，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新組合。資本主義就是這種「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即所謂「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的「一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
在熊彼特假定存在的一種所謂循環運行的均衡情況下，不存在企業家，沒有創新，沒有變動和發展，企業總收入等於總支出，生產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資」，因而不產生利潤，也不存在資本和利息。只有在他所說的實現了創新的發展的情況下，才存在企業家和資本，才產生利潤和利息。這時，企業總收入超過總支出，這種余額或剩餘就是企業家利潤，是企業家由於實現了新組合而應得的合理報酬。資本的職能是為企業家進行創新提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從企業家利潤中償付的，如同對利潤的一種課稅。在這個創新理論中，人們只能看到生產技術和企業組織的變化，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剝削關系則完全看不見了。
經濟周期理論 熊彼特又以「創新理論」為依據，在《經濟周期》及有關書刊中，提出了他的經濟周期理論。他認為，一種創新通過擴散，刺激大規模的投資，引起了高漲，一旦投資機會消失，便轉入了衰退。由於創新的引進不是連續平穩的，而是時高時低的，這樣就產生了經濟周期。歷史上的創新千差萬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大小不同，因而周期有長有短。他綜合了前人的論點，提出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三種周期的主張：①歷時50～60年的經濟長周期或長波，又稱「康德拉季耶夫周期」;②通常所說的平均9～10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又稱「朱格拉周期」；③平均40個月的所謂短周期或短波，又稱「基欽周期」。他宣稱，這幾種周期並存而且互相交織的情況進一步證明了他的「創新理論」的正確性。
自動過渡論 熊彼特還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書中攻擊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他提出了資本主義將自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論點。他斷言：一旦經濟進步使一切都非人身化和自動化了，無需人的作用了，創新本身降為例行事物了，那時企業家就因創新職能日弱、投資機會日漸消失而變得無用，「資本主義就將活不下去」，並將自動地進入「社會主義」。然而熊彼特所謂的「社會主義」，以及作為社會主義標志的「公有」和「公營」，實際上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國有化和國營，根本沒有改變或觸動資本主義所有制。
當前熊彼特學說在西方學術界的影響有更大的擴展，特別是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受到西方更多學者的重視。

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基本觀點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基本觀點：
第一，創新是生產過程中內生的。他說：「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中並非從外部強加於它的，而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盡管投入的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變化，能夠導致經濟生活的變化，但這並不是唯一的經濟變化；還有另一種經濟變化，它是不能用從外部加於數據的影響來說明的，它是從體系內部發生的。這種變化是那麼多的重要經濟現象的原因，所以，為它建立一種理論似乎是值得的。這種另一種經濟變化就是「創新」。
第二，創新是一種「革命性」變化。熊彼特曾作過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你不管把多大數量的驛路馬車或郵車連續相加，也決不能得到一條鐵路。「而恰恰就是這種 『革命性』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也就是在一種非常狹窄和正式的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的問題。」這就充分強調創新的突發性和間斷性的特點，主張對經濟發展進行「動態」性分析研究。
第三，創新同時意味著毀滅。一般說來，「新組合並不一定要由控制創新過程所代替的生產或商業過程的同一批人去執行」，即並不是驛路馬車的所有者去建築鐵路，而恰恰相反，鐵路的建築意味著對驛路馬車的否定。所以，在競爭性的經濟生活中，新組合意味著對舊組織通過競爭而加以消滅，盡管消滅的方式不同。如在完全競爭狀態下的創新和毀滅往往發生在兩個不同的經濟實體之間；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實體的擴大，創新更多地轉化為一種經濟實體內部的自我更新。
第四，創新必須能夠創造出新的價值。熊彼特認為，先有發明，後有創新；發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發現，而創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應用。「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上的應用，那麼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因為新工具或新方法的使用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作用，最重要的含義就是能夠創造出新的價值。把發明與創新割裂開來，有其理論自身的缺陷；但強調創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應用，必須產生出新的經濟價值，這對於創新理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這個思想為此後諸多研究創新理論的學者所繼承。
第五，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定。熊彼特力圖引入創新概念以便從機制上解釋經濟發展。他認為，可以把經濟區分為「增長」與「發展」兩種情況。所謂經濟增長，如果是由人口和資本的增長所導致的，並不能稱作發展。「因為它沒有產生在質上是新的現象，而只有同一種適應過程，像在自然數據中的變化一樣。」「我們所意指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同我們在循環流轉中或走向均衡的趨勢中可能觀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轉渠道中的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是對均衡的干擾，它永遠在改變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狀態。我們的發展理論，只不過是對這種現象和伴隨它的過程的論述。」所以，「我們所說的發展，可以定義為執行新的組合。」這就是說，發展是經濟循環流轉過程的中斷，也就是實現了創新，創新是發展的本質規定。
第六，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熊彼特把「新組合」的實現稱之為「企業」，那麼以實現這種「新組合」為職業的人們便是「企業家」。因此，企業家的核心職能不是經營或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夠執行這種「新組合」。這個核心職能又把真正的企業家活動與其他活動區別開來。每個企業家只有當其實際上實現了某種「新組合」時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企業家。這就使得「充當一個企業家並不是一種職業，一般說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況，所以企業家並不形成一個從專門意義上講的社會階級。」熊彼特對企業家的這種獨特的界定，其目的在於突出創新的特殊性，說明創新活動的特殊價值。但是，以能否實際實現某種「新組合」作為企業家的內在規定性，這就過於強調企業家的動態性，這不僅給研究創新主體問題帶來困難，而且在實際生活過程中也很難把握。
學術界在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基礎上開展了進一步的研究，使創新的經濟學研究日益精緻和專門化，僅創新模型就先後出現了許多種，其代表性的模型有：技術推動模型、需求拉動模型、相互作用模型、整合模型、系統整合網路模型等，構建起技術創新、機制創新等理論體系，形成關於創新理論的經濟學理解。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和分析，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在熊彼特看來，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新組合。資本主義就是這種「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即所謂「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的「一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
在熊彼特假定存在的一種所謂循環運行的均衡情況下，不存在企業家，沒有創新，沒有變動和發展，企業總收入等於總支出，生產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資」，因而不產生利潤，也不存在資本和利息。只有在他所說的實現了創新的發展的情況下，才存在企業家和資本，才產生利潤和利息。這時，企業總收入超過總支出，這種余額或剩餘就是企業家利潤，是企業家由於實現了新組合而應得的合理報酬。資本的職能是為企業家進行創新提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從企業家利潤中償付的，如同對利潤的一種課稅。在這個創新理論中，人們只能看到生產技術和企業組織的變化，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剝削關系則完全看不見了。

創新理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1、珍惜企業家精神，造就企業家隊伍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活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企業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和投機者不同，個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動機，而最突出的動機是「個人實現」，即「企業家精神」。熊彼特認為這種「企業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國，(2)對勝利的熱情，(3)創造的喜悅，(4)堅強的意志。這種精神是成就優秀企業家的動力源泉，也是實現經濟發展中創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礎。企業家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最稀缺的資源，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它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因此，許多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都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地網羅創新型人才，而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選拔人才的機制還不盡公正合理，「論資排輩」、「年齡一刀切」、「恨能」、「恨富」的現象還普遍存在，對人才的制度化激勵還相當缺乏，鼓勵冒險、容忍失敗的社會氛圍還十分稀薄，所有這些都嚴重地阻礙著我國企業家的孕育、培養和造就。因此，我國今後應對這些問題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努力造就一支優秀的企業家隊伍，在多變的市場競爭中培養出獨特的創新精神，培育出更多的實力雄厚、發展前景看好的企業。
2、有秩序的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改變社會面貌的經濟創新是長期的、痛苦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它將摧毀舊的產業，讓新的產業有崛起的空間。然而，面對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熊彼特特別指出：「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當然沒有必要，但試圖設法避免它們一下子崩潰卻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 ——可能變為加重蕭條後果的中心——變成有秩序的撤退」。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近年來，在我國存在一種自由追捧「新經濟」的現象，有些人認為我國的傳統產業已經毫無希望，應該把資源集中於「新經濟」，集中於信息產業，跳過漫長的工業化階段，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誠然，在發達國家高科技創新浪潮的推動下，全球正在展開一輪長期的、由機器經濟轉變為信息經濟、工業經濟轉變為服務經濟的產業變革。但是，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即使在發達國家仍有一批傳統產業在蓬勃發展，並與新興產業相互滲透、相得益彰。從大趨勢看，「新經濟」只有與「舊經濟」融合才有堅實的基礎和廣闊的前景，在傳統經濟結構的困境中尋求突破，確實需要進行結構調整，但同時應該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那些傳統產業的結構和素質，而不能顧此失彼，簡單拋棄傳統產業。如果進退失據，只是一窩蜂地關停，使所有傳統產業一下子崩潰，那麼，滾滾的下崗失業洪流，源源不斷的低收入人群的涌現，供求總量、供求結構的嚴重失衡，必將迫使背離「創造性破壞」的初衷，變成只有破壞而沒有創造，經濟創新將被經濟崩潰所代替。
3、通過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建立完整的創新生態體系
技術創新活動是一根完整的鏈條，這一「創新鏈」具體包括：孵化器、公共研發平台、風險投資、圍繞創新形成的產業鏈、產權交易、市場中介、法律服務、物流平台等。完整的創新生態應該包括科技創新政策、創新鏈、創新人才、創新文化。根據國家創新體系理論中新熊彼特主義者——弗里曼提出的「政府的科學技術政策對技術創新起重要作用」，為此政府的主要職責應該是通過科技創新政策來構建一個完整的創新生態，通過這個完整的創新生態，最大限度地集聚國內外優質研發資源，形成持續創新的能力和成果。針對當前我國創新動力、創新風險、創新能力、創新融資不足的問題，政府在政策架構上需要做的有：完善促進自主創新的財政、稅收、科技開發及政府采購政策；完善風險分擔機制，大力發展風險投資事業，加大對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激勵；健全創新合作機制，鼓勵中小企業與大企業進行技術戰略聯盟，實施有效的產學研合作，推進開放創新；重構為創新服務的金融體制，發展各類技術產權交易，構建支持自主創新的多層次資本市場。

Ⅹ 熊彼特創新理論的理論啟示

1、珍惜企業家精神，造就企業家隊伍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活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企業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和投機者不同，個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動機，而最突出的動機是「個人實現」，即「企業家精神」。熊彼特認為這種「企業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國，(2)對勝利的熱情，(3)創造的喜悅，(4)堅強的意志。這種精神是成就優秀企業家的動力源泉，也是實現經濟發展中創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礎。企業家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最稀缺的資源，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它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因此，許多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都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地網羅創新型人才，而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選拔人才的機制還不盡公正合理，「論資排輩」、「年齡一刀切」、「恨能」、「恨富」的現象還普遍存在，對人才的制度化激勵還相當缺乏，鼓勵冒險、容忍失敗的社會氛圍還十分稀薄，所有這些都嚴重地阻礙著我國企業家的孕育、培養和造就。因此，我國今後應對這些問題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努力造就一支優秀的企業家隊伍，在多變的市場競爭中培養出獨特的創新精神，培育出更多的實力雄厚、發展前景看好的企業。
2、有秩序的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改變社會面貌的經濟創新是長期的、痛苦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它將摧毀舊的產業，讓新的產業有崛起的空間。然而，面對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熊彼特特別指出：「試圖無限期地維持過時的行業當然沒有必要，但試圖設法避免它們一下子崩潰卻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場混亂 ——可能變為加重蕭條後果的中心——變成有秩序的撤退」。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近年來，在我國存在一種自由追捧「新經濟」的現象，有些人認為我國的傳統產業已經毫無希望，應該把資源集中於「新經濟」，集中於信息產業，跳過漫長的工業化階段，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誠然，在發達國家高科技創新浪潮的推動下，全球正在展開一輪長期的、由機器經濟轉變為信息經濟、工業經濟轉變為服務經濟的產業變革。但是，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即使在發達國家仍有一批傳統產業在蓬勃發展，並與新興產業相互滲透、相得益彰。從大趨勢看，「新經濟」只有與「舊經濟」融合才有堅實的基礎和廣闊的前景，在傳統經濟結構的困境中尋求突破，確實需要進行結構調整，但同時應該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那些傳統產業的結構和素質，而不能顧此失彼，簡單拋棄傳統產業。如果進退失據，只是一窩蜂地關停，使所有傳統產業一下子崩潰，那麼，滾滾的下崗失業洪流，源源不斷的低收人人群的涌現，供求總量、供求結構的嚴重失衡，必將迫使背離「創造性破壞」的初衷，變成只有破壞而沒有創造，經濟創新將被經濟崩潰所代替。
熊彼特創新理論
3、通過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建立完整的創新生態體系
技術創新活動是一根完整的鏈條，這一「創新鏈」具體包括：孵化器、公共研發平台、風險投資、圍繞創新形成的產業鏈、產權交易、市場中介、法律服務、物流平台等。完整的創新生態應該包括科技創新政策、創新鏈、創新人才、創新文化。根據國家創新體系理論中新熊彼特主義者——弗里曼提出的「政府的科學技術政策對技術創新起重要作用」，為此政府的主要職責應該是通過科技創新政策來構建一個完整的創新生態，通過這個完整的創新生態，最大限度地集聚國內外優質研發資源，形成持續創新的能力和成果。針對當前我國創新動力、創新風險、創新能力、創新融資不足的問題，政府在政策架構上需要做的有：完善促進自主創新的財政、稅收、科技開發及政府采購政策；完善風險分擔機制，大力發展風險投資事業，加大對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激勵；健全創新合作機制，鼓勵中小企業與大企業進行技術戰略聯盟，實施有效的產學研合作，推進開放創新；重構為創新服務的金融體制，發展各類技術產權交易，構建支持自主創新的多層次資本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