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發明將軍
1. 將介石如何看待國民黨特赦將領
1949年初，淮海戰役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完勝宣告結束，這場戰爭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一位國民黨將領的命運，他就是杜聿明。當杜聿明被俘的消息傳到上海後，他的結發妻子曹秀清頓時慌了手腳，曹秀清和杜聿明共育有六個子女，如今兒女尚在幼年，家中突然失去了頂樑柱，一家人的生活頓時陷入了困境。曹秀清無奈之下，只好隻身前往南京，准備找蔣介石討要一個說法。
此時的蔣介石已被戰爭搞得焦頭爛額，哪還有閑心去管一個被俘將領的妻子。曹秀清抵達南京後，根本沒有見到蔣介石的面，就被工作人員三言兩語打發了。蔣介石翻臉不認人，曹秀清也不是一個好欺負的主，她掙脫工作人員的糾纏，一下子沖進了蔣介石的辦公場所，大喊蔣介石怠慢軍人家屬，以後誰還會為你賣命？
曹秀清大鬧了一場，終於換來了蔣介石對家人的許諾。杜聿明一家跟隨其他將領家屬一起到了台灣，子女們被安排進了學校讀書，一家人靠一點微薄的補助總算可以勉強度日了。1953年，杜聿明的長子赴美求學，美國的學習生活需要大筆的學費，杜家拿不出錢，只能向台灣銀行貸款，三年的美國生活，讓杜家負債七千餘元，眼看著還有一年，即可完成學業，台灣銀行卻突然中斷了杜家的貸款，逼迫他們必須馬上還清。
沒有了學費，杜聿明的長子則有了輟學的危險，眼看兒子三年的努力即將化為泡影，曹秀清心急如焚，她沒有辦法，只好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請求蔣介石開恩，再借三千元錢，以幫助兒子完成學業。兩周之後，蔣介石給出了答復，三千元不行，只能借一千元，還要分兩年支付，一次只能借款五百元。
五百元對杜家所需簡直是杯水車薪，杜聿明長子身在美國，眼看學業無望，一時想不開，吃了一整瓶的安眠葯，死在了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幾年後，杜聿明得到特赦，恢復了自由，曹秀清抵達北京，終於和丈夫團聚。十多年的分別，其中的苦澀也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知曉。
當杜聿明聽聞長子去世的消息後，難受的悲痛欲絕，他傷心的指責蔣介石說，我為國民黨賣命，打了一輩子仗，到頭來，想不到蔣介石竟然薄情寡義，讓家人承受這樣的待遇。曹秀清接著對杜聿明說，他們還罵你是叛徒呢！杜聿明聽後更加生氣，怒氣沖沖的辯解道：「我是向人民投降，只要我沒有背叛真理，我就不是叛徒！」
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特赦了那些戰犯戰犯生平事跡
（《世紀風采》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新中國建立之初，為了鞏固新生政權，進行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運動中，有些地方出現了過火行為。
為了控制界限，制止這一傾向，毛澤東在1951年4月30日特意批示：「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
5月8日，毛澤東又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分採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正式提出了「死緩」一詞。毛澤東多次強調：「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在一次接見外賓的談話中，他特別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動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為什麼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進步呢？問題是方針和政策問題，還有方法問題。」
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發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斗」的號召。當天，他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向台灣展開相應的宣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的批示中，提出了「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意見。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並對各方面情況作了分析和研究，認為已經初步具備了釋放一批戰犯的條件。當時，根據周恩來闡明的對台方針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國民黨去台人員只要回到祖國，不管什麼人，將一律既往不咎。在這種時候釋放一批戰犯，將會有利於加強台灣與大陸的聯系。
為了更好地處理戰犯問題，中共中央同時也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進行政治協商。3月14日，在北京召開了政協常委二屆十九次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毛澤東、周恩來關於釋放戰犯的提議。會上，公安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作了關於戰犯問題的專題報告。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具體說明這一重大決策的目的、方針和步驟：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轉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起消極作用。對台灣的影響相反，使他們覺得戰犯的下場只是要殺的，增加了台灣的恐慌。這與我們的政策不相符合。」
會上，對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一種意見認為應該立即全部釋放；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逐步釋放。周恩來同意後一種意見，他說：「雖然前一種意見處理起來很簡便，但工作不完滿，收獲也不大，一下子轟動一時，過去後就沒有下文可作了。」周恩來提出：「我們要影響台灣還是一步一步地來做好，先放少數的，試一試，看看有效沒有，放出後的工作也要循序漸進，急不得。」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進一步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作了說明。毛澤東提出：黨的政策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
對釋放戰犯的時間，毛澤東經過反復考慮後，在5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麼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沒這個必要。」
對戰犯釋放後的安排，周恩來也提出了具體意見。他說：「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後到各地去參觀，允許親友看望他們。等這些人對新生活適應後，對祖國的形勢有所了解後，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們一起討論如何開展對台灣的工作。都去台灣的意見是不現實的，蔣介石消受不了這些高級將領，同時也會狐疑鬼猜，會認為我們放人是有鬼的，他什麼都懷疑，連美國人稍微青睞一下孫立人他都不能忍受。」
周恩來還說，台灣的工作是要做的，至於如何做可以跟這些「將軍」們談談。他表示，如果他不是總理，倒願意跟這些人多談談。他還說：「毛主席的指示是應跟他們講清楚，放他們出去，允許他們來去自由，願意去台灣的可以去台灣，願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罵我們。連海外的人在內，罵我們的有那麼多人，這幾百人數目很少，如果你們罵完了，又想回來，我們照樣歡迎。會不會回來再把你們抓起來？不！我們保證。我們不跟你們絕交。」周恩來強調：「這個話，我們說了算數！」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進一步發揮了他那篇《論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明確提出溥儀等人是「大蔣介石」，對處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簡單地處決。他說：「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抓起來一批，管制一批。」
中共中央對國民黨戰犯實行「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的方針確定後，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成立了由羅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榮組成的「處理戰犯專案小組」，專門負責此項工作。
1959年，在北京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聽取了關於國民黨戰犯和偽滿蒙戰犯的學習改造情況報告後，非常滿意，隨即研究了這些戰犯的處理問題。9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
9月17日，全國人大二屆九次會議討論並同意毛澤東的建議，作出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特赦令：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1959年9月）
在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經過十年的英勇奮斗，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
為了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根據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決定，對於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
一、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關押已滿十年，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處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處徒刑5年）、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判處徒刑5年以上、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處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處徒刑5年）、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判處徒刑5年以上、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四、判處死刑、緩刑2年執行的罪犯，緩刑時間已滿一年、確實有改惡從善表現的，可以減為無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時間已滿7年、確實有改惡從善表現的，或以減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個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劉少奇
1959年9月17日
特赦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功德林一號關押的戰犯，他們欣喜若狂，無比激動，感謝黨和政府的英明決定。10月2日，他們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以表達他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
敬愛的毛主席：
當此偉大祖國國慶十周年之際，黨和政府對我們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頒布特赦令，對確實改惡從善的給予釋放，這是無產階級崇高的革命人道主義的體現，是中外歷史上對於罪犯從來未曾有過的深恩厚德，使我們深深地感到無比的興奮和無限的感激！
我們過去都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人民內戰的實際執行者，破壞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種手段殘酷地壓榨和殘害人民，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把國家拖到了絕境，論罪真是死有餘辜。十年來，在黨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們逐漸恢復了人性，明辨了是非，從而樹立了認罪服法、改惡從善的思想基礎。黨不僅寬恕了我們的罪行，而且把我們的靈魂從罪惡的深淵里拯救出來，使我們得有今天的新生。黨之於我們，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當我們將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們謹向您庄嚴保證，今後在思想上、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在工作和勞動中，誠懇踏實，力爭上游，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解放台灣的斗爭中，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後，我們謹以無限感恩圖報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禮！
蔣介石集團戰爭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在各地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有全體在押戰犯參加的特赦釋放大會，宣布了特赦釋放的戰犯名單。
首批特赦戰犯共3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30名。在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們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
特赦釋放後的戰犯，全部獲得了新生。這些人被釋放安置後，都由各級統戰部門負責管理。他們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陸的都與家人團聚了，有一些人還安排了重要職務，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還有一批人被安排為地方政協委員、常委。他們參政議政，發揮了積極作用。
中國共產黨採取的教育改造戰犯的方針獲得巨大成功，為人類創造了一個亘古未有的奇跡。
3. 《特赦》中走出功德林的十個人，為啥沒理工男和羅盤將軍
電視劇《特赦1959》中，有兩個人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就是機電專家理工男葉立三和神機妙算羅盤將軍蔡守元，這二位一個嚴肅得近乎古板，另一個滑稽得近乎可笑，但他們卻是功德林里給大家留下比較深刻印象、表現也不錯的兩個戰犯。看到最後，人們不禁生兩個疑問：為什麼首批特赦的戰犯中不包括葉立三和蔡守元？他們的歷史原型又是誰？
《特赦1959》是一部比較嚴肅的歷史片，如果把葉立三蔡守元列進去，就違背了起碼的歷史真實——電視劇可以匯總融合而衍生出一個有特點的人物，但是卻不能違背起碼的歷史真實，這跟《飛虎神鷹》和《亮劍之雷霆戰將》是有本質區別的，後者好像根本就沒有播出。
葉立三的原型不好找，但是“每次打仗之前都要算一卦”的“蔡守元”，在歷史上還真有.這個人名字叫張淦，他的外號就叫“羅盤將軍”。
這位羅盤將軍張淦，資格可是老得不能再老，官職也不比杜聿明黃維王耀武低，此人給陸榮廷當過少校副官，後來加入桂系，先後任第八軍、第四十八軍參謀長、第七軍軍長，後來還當過二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三兵團司令官。
正像對聯里寫的那樣，“早進來晚進來早晚進來”，張淦後來也進了功德林，但是他沒有熬到第一批特赦，在1959年2月，就病逝了……
4. 國民黨軍隊姓彭的高級官員名單（解放後才去世的）
彭進之（1891--1950）中將。又名德森，湖北沔陽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4期步科畢業。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1師參謀處長兼武漢衛戍司令部參謀處長，後任第1師2旅副旅長，1928年任獨立第12旅旅長，1930年任第1師2旅旅長，1931年兼任鄭州警備司令，1932年任第1師副師長，1935年7月任河南省保安處少將處長，1938年2月任第90軍中將軍長，6月任第17軍團副軍團長，1940年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參謀長，1941年辭職，抗戰勝利後退役，在武漢經商，1949年拒赴台灣，發動組織「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任副主任委員，同年5月在武漢迎接解放。
彭曠高（1902--1951）中將。又名光霽、運鴻，湖北天門人。北京陸軍通信軍官學校、陸軍大學特別班第2期畢業。1927年2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第13通信所所長，後任無線電通信總隊總隊附，1933年任交通兵團團附兼通信營長，參加圍剿中央蘇區，1937年9月任第15集團軍總部少將高參，旋任第54軍參謀長，參加淞滬會戰，1938年秋任陸軍通信兵學校教育處長，1939年任西南遊擊訓練班教務處長，1940年10月任湖北省第1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並兼任湘鄂贛挺進軍鄂南指揮官，1942年任第6戰區司令長官部少將高參，1943年春任第29集團軍參謀長，參加常德會戰，1944年5月任湖北省第7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並兼任鄂湘川黔邊區第1清剿區指揮官，1945年8月任湖北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7年調任湖北省第6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並兼任湖北省第3、5、6區聯防指揮官，1948年任中央訓練團辦公廳中將主任，1949年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0月任第3兵團副司令官，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西南軍區高參。1951年9月26日在湖北天門以反革命罪被處決，1982年撤銷原判，予以平反。
彭傑如（1900--1980）中將。號芝生，湖南益陽人，生於1900年8月14日。黃埔軍校第1期、陸軍大學將官班乙級第1期畢業。1929年任中央軍校第6期少校區隊長，不久任第11師31旅中校參謀主任，1930年4月任第11師獨立旅3團團長，1932年任第10師參謀長，參加圍剿鄂豫皖蘇區，1933年任第10師30旅少將旅長，參加鎮壓福建事變，進攻第19路軍，後任第10師副師長，抗戰爆發後參加忻口會戰，1938年6月任第14軍10師師長，1939年1月任第14軍副軍長，1940年任第1戰區干訓團教育長，1941年4月任新編第7軍中將軍長，1944年春被免職，回鄉閑居，1946年任中央訓練團兵役訓練班副主任，後任國防部兵役署專門委員，1948年8月任東北剿匪總部副參謀長兼第1兵團副司令官，9月底又任東北剿匪總部葫蘆島指揮所副主任兼參謀長，不久脫病離職，11月返回湖南，1949年4月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8月4日在長沙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第21兵團53軍軍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參事，武漢市人委參事室副主任，武漢市人委委員，民革武漢市委主委，民革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團結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80年2月23日在武漢病逝。
彭智芳（1887--1968）中將。廣東欽縣人，生於1887年8月20日。廣東欽廉軍官教練所畢業。長期在粵軍任職。1911年加入同盟會，1922年任粵軍第1師3團團長，1927年春任直魯聯軍第13軍62師121旅旅長，同年8月任第13軍第4支隊司令，1928年4月任國民革命軍第49軍1師師長，1929年部隊縮編，改任旅長，1930年任第8路軍總部少將參議，1931年任第8路軍補充團團長，1932年任第1集團軍警衛旅3團團長，1934年升任副旅長，1936年6月任抗日救國西南聯軍第13師副師長，同年7月任第4路軍153師457旅少將旅長，1938年任第63軍153師副師長，1939年春任第63軍153師師長，1940年1月任第7戰區司令長官部中將高參，1941年任南韶師管區司令，1944年秋退役，1949年移居澳門，1950年1月受廣東省人民政府委派，為中共進行策反工作。後任廣州市政協委員。1968年7月29日在廣州病逝。
彭毓斌（1890--1945）中將。字紹周，湖北黃陂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6期騎兵科畢業。1927年任山西督軍署主任參謀，1930年任反蔣聯軍第3方面軍騎兵集團軍騎兵3師師長，參加中原大戰，1932年任山西警備騎兵第3旅旅長，後任晉綏騎兵第1師騎兵2旅旅長，1935年4月任少將，1936年兼任紅格爾圖前方總指揮，參加綏東抗戰，1937年5月任中將，8月任騎兵第1軍騎兵1師師長，參加太原會戰，1938年任第2戰區暫編第1師師長，1939年6月任第34軍軍長，1941年3月任第7集團軍副總司令，後兼任第2戰區南區作戰總指揮，1945年9月任長治援軍總指揮，10月12日在山西上黨戰役中兵敗自殺身亡。
彭林生（1897--1951）少將。別號雲山，湖南祁東人，生於1897年11月4日。粵軍講武堂、中央軍校高教班第3期畢業。曾任第8路軍教導旅旅長，抗戰爆發後參加淞滬會戰，1938年任第64軍187師師長，同年因作戰失利，調任第4戰區傷兵管理處處長，1940年任第4戰區挺進第7縱隊司令，1941年任第7戰區廣陽守備區指揮官，1944年任第62軍少將高參，同年任祁東抗日自衛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抗戰勝利後退役回鄉，1949年6月與中共取得聯系，任解放軍湖南遊擊第1縱隊副司令員兼1支隊司令員。後任解放軍零陵軍分區高參。1951年8月23日被錯誤處決，1985年予以平反。
彭籽國（1896--1974）少將。名鈞，湖南長沙人。雲南講武堂韶關分校第1期畢業。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6軍19師56團團長，參加北伐，1927年任第6軍17師副師長，1928年6月任第6軍教導師師長，抗戰期間曾任天水行營少將高參，1948年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將高參，1949年8月在長沙參加起義。後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1974年7月29日病逝。
彭秉信（1904--1988）少將。河北高陽人。長期在西北軍任職，曾留學法國學習軍事，1933年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軍官大隊大隊長，1948年任第3綏靖區司令部少將高參兼干訓班副教育長，同年11月8日在江蘇賈汪參加起義。後任華東野戰軍第33軍教導團副團長，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員，山東省濟陽縣政協副主席，山東省政協常委。
彭鍾麟 少將。號冰如，遼寧鐵嶺人。陸軍大學第8期畢業。1946年6月任國防部保安局副局長，1948年任國防部少將部員，同年10月在沈陽投誠。
彭傑 少將。號子言，四川巴縣人。黃埔軍校第3期、陸軍大學將官班乙級第3期畢業。曾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少將高參，1949年9月任國防部新軍訓練處直屬縱隊司令，12月任新編第12軍軍長，12月23日在四川溫江起義。
彭誠 少將。土家族，又名景仁，字傳正，湖南保靖人，生於1904年。黃埔軍校第6期步科畢業。曾任憲兵第13團團長，1949年1月任第49軍327師少將師長，12月在貴州盤縣起義。1950年率部叛變。
彭勱（1910--1952）少將。號近仁，湖南長沙人。中央軍校第7期步科、陸軍大學第15期畢業。1942年初任第11集團軍總部參謀處長，不久任預備2師參謀長，參加滇西抗戰，1944年任第6軍預備2師副師長，參加滇緬抗戰，1947年任整編第42師227旅少將旅長，1948年8月任第14集團軍參謀長，1949年8月任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參謀長，12月19日在四川峨眉被俘。1952年被錯誤處決，1992年5月予以平反。
(彭勱是長期追隨宋希濂的「四大金剛」之一，1933年鎮壓「福建事變」時，就在宋的第36師任參謀，後陸軍大學深造，中途因抗戰全面爆發回部隊任營長參加凇滬戰役，而後回校完成學業。
1938年畢業後，回部隊任職。一般簡歷中多說他擔任過團長，但是沒有查到比較確實的番號等資料。1941年秋，出任中央訓練團教務組長。後任第11集團軍參謀處長、預備第2師參謀長、副師長。抗戰勝利時，他已經調任國防部第5廳第2處處長了。
一般說他擔任過第227旅旅長，這支部隊應該是隸屬整78師，而非整42師。此後，他又隨宋希濂到湖北，1948年9月任第14兵團參謀長、第118軍副軍長、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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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斌（1900--1978）少將。原名基純，號澤中，四川榮昌人。四川陸軍講武堂畢業。曾任第21軍軍官學校戰術教官，1931年任長江上游剿匪總部參議，1932年任第21軍警衛大隊副大隊長，1936年任第21軍162師486旅971團團長，1938年任新編第18師1旅少將旅長， 1943年冬任新編獨立第1旅旅長，1945年10月任重慶警備司令部新編25師副師長，1947年任內政部第2警察總隊總隊長，1948年8月兼任華鑾山清剿指揮官，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灌縣通電起義。後任解放軍遵義軍分區副司令員，貴州省軍區參事。後作為戰犯被捕關押，1961年12月25日獲特赦。後任四川省宜賓市政協常委。
彭熙（1897--1960）少將。名邁蓀，號戒之，湖南平江人，生於1897年10月28日。黃埔軍校第2期畢業。1933年任國民革命軍第1師駐湘辦事處上校處長，1936年任河南省政府少將參議，1948年任湖南省政府少將參議，1949年8月在長沙參加起義。
彭少臣（1914--1977）少將。號振翮，湖北雲夢人。中央軍校第8期工兵科畢業。1947年底任陸軍總司令部工兵處上校參謀，1949年4月任第118軍副參謀長，11月任第118軍少將參謀長，12月24日在四川郫縣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第50軍167師副參謀長，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1977年7月在武漢因車禍去世。
彭月翔 少將。號旦宇，江蘇如東人，生於1906年。黃埔軍校第6期步科、中央軍校高教班第1期、陸軍大學特別班第5期畢業。抗戰爆發後任教導總隊第2旅3團中校團附，參加南京保衛戰，1938年2月任第46師136旅271團團長，1942年任第89軍少將參謀處長，後任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軍務處長，1946年10月任甘肅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兼保安處長，1948年任甘肅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5月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9月24日在甘肅酒泉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第4軍副參謀長，解放軍高級步兵學校軍事教員，江蘇省如東縣政協副主席，江蘇省政協委員。
彭禮崇（1904--1990）少將。字道欽，湖南湘鄉人，生於1904年11月2日。黃埔軍校第2期、陸軍大學將官班乙級第2期畢業。抗戰爆發後任第26軍33師政治部主任，參加淞滬會戰，1938年初任預備第11師政治部主任，7月改任第36軍預備8師政治部主任，1939年9月任第22集團軍政治特派員，1941年8月任第73軍暫編5師少將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參加浙贛會戰，1943年參加常德會戰，1944年參加長衡會戰，1945年4月任第73軍77師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參加湘西會戰，1947年任國防部少將部員，1948年2月任滇西師管區參謀長，1949年8月任雲南綏靖公署少將高參，12月9日在昆明參加起義。後任雲南省人民政府參事，雲南省政協常委。1990年11月25日在昆明病逝。
彭邦機 少將。字建中，湖北沔陽人。陸軍大學第13期畢業。曾任軍政部交通司機械化業務處少將處長，汽車4團少將團長，1948年任聯勤總部新疆供應局副局長，1949年9月在新疆參加起義。後任新疆自治區人民政府參事。
彭光漢（1895--1971）少將。名煥章，四川永川人。四川陸軍軍官傳習所畢業。長期在川軍任職，1932年任第21軍1師1旅少將旅長，1938年任第56軍164師師長，1944年3月加入民盟，1946年5月任整編第56師164旅旅長，1947年1月任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少將高參，不久調任重慶行轅少將附員，1948年任四川省第6區（宜賓）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賓起義。後任川南人民行署農林廳廳長兼水利局局長，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四川省內江專區副專員，四川省政協委員，民盟四川省委主委。1971年12月3日在四川內江病逝。
彭懷霖 少將。湖南人。1948年10月任第17兵團318師副師長，1949年任第318師少將師長，同年4月在浙江東陽投誠。
彭振寰 少將。湖南湘鄉人。黃埔軍校第6期步科畢業。抗戰期間曾任湖南省政府保安處上校主任秘書，抗戰勝利後曾任長沙警備司令部少將副參謀長，1949年8月在長沙參加起義。
彭銘鼎（1907--1999）少將。字介夫，湖南益陽人，生於1907年5月20日。黃埔軍校第6期步科、陸軍大學特別班第7期畢業。1933年任第8師22旅44團少校團附，抗戰爆發後任第76軍8師22旅主任參謀，參加淞滬會戰，旋任第76軍8師軍械主任，1938年任第1軍中校參謀，1942年6月任第37集團軍總部參謀處補給科長，1946年3月任少將高參，不久任副參謀長，6月任新疆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9月任西北行營參謀處長，1947年任西北行轅第3處處長，1948年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1949年9月24日在甘肅酒泉參加起義。後任解放軍第2兵團副參謀長，中央軍委裝甲兵司令部研究室主任、軍事訓練處副處長，坦克兵學校訓練部副部長，湖南省林業廳副廳長，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1999年3月30日在長沙病逝。
5. 72年赦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1972中共大陸方面應該沒有赦免過國軍「戰犯」。民國72年（1983年）也沒有相關事件發生
提供從1959年到1975年之間，中共大陸方面特赦所謂「戰犯」的簡單情況供您參考。
以下文字表述來自大陸官方立場，如行文措辭冒犯國民政府、領袖、國軍將領等皆與本人無關
從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戰犯。全部戰犯共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蔣幫戰犯263名(將級：113名，校級：119名，黨政：23名，特務：8名；)偽蒙戰犯5名；偽滿戰犯28名。占戰犯總數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沒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戰犯，共293名。這樣，7批特赦戰犯共589名。還有267名戰犯是刑滿釋放、到了年齡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錯了的起義投誠人員。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蔣幫戰犯30名(將級：16名，校級：9名，黨政：4名，特務：1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鄭庭笈、宋希濂、陳長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蔣幫戰犯45名(將級：13名，校級：26名，黨政：5名，特務：1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漢傑、羅歷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蔣幫戰犯61名(將級：27名，校級：28名，黨政：4名，特務：2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偉儔、何文鼎、孫楚等。
第4批是1963年4月，特赦了35名。其中蔣幫戰犯30名(將級：17名，校級：11名，黨政：1名，特務：1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4名。包括康澤、孫渡、嚴翊等。
第5批是1964年12月，特赦了53名。其中蔣幫戰犯45名(將級：20名，校級：23名，黨政：2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7名。包括王陵基、王靖宇等。
第6批是1966年4月，特赦了57名。其中蔣幫戰犯52名(將級：20名，校級：22名，黨政：7名，特務：3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4名。包括方靖、孔慶桂等。
第7批是1975年3月，特赦了293名。其中蔣幫戰犯219名，黨政21名，特務50名，偽蒙戰犯1名，偽滿戰犯2名。
6. 在功德林中，有哪兩個人表現很好，可沒能在首批特赦
電視劇《特赦1959》中，有兩個人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就是機電專家理工男葉立三和神機妙算羅盤將軍蔡守元，這二位一個嚴肅得近乎古板，另一個滑稽得近乎可笑，但他們卻是功德林里給大家留下比較深刻印象、表現也不錯的兩個戰犯。看到最後，人們不禁生兩個疑問：為什麼首批特赦的戰犯中不包括葉立三和蔡守元？他們的歷史原型又是誰？
《特赦1959》是一部比較嚴肅的歷史片，如果把葉立三蔡守元列進去，就違背了起碼的歷史真實——電視劇可以匯總融合而衍生出一個有特點的人物，但是卻不能違背起碼的歷史真實，這跟《飛虎神鷹》和《亮劍之雷霆戰將》是有本質區別的，後者好像根本就沒有播出。
葉立三的原型不好找，但是“每次打仗之前都要算一卦”的“蔡守元”，在歷史上還真有.這個人名字叫張淦，他的外號就叫“羅盤將軍”。
這位羅盤將軍張淦，資格可是老得不能再老，官職也不比杜聿明黃維王耀武低，此人給陸榮廷當過少校副官，後來加入桂系，先後任第八軍、第四十八軍參謀長、第七軍軍長，後來還當過二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三兵團司令官。
正像對聯里寫的那樣，“早進來晚進來早晚進來”，張淦後來也進了功德林，但是他沒有熬到第一批特赦，在1959年2月，就病逝了……
7. 特赦《1959》里功德林國民黨各位分別是什麼職務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對於被俘虜的國軍將領，往往採取思想政治教育的專方式，送到戰俘管理所進行屬改造。到了1959年，鑒於有些改造人員表現良好，思想有了極大轉變，於是我國開始了特赦釋放戰犯。當時，第一批獲得特赦的人員之中，有六個原先是國軍中將級別將領，今天我們就來說一
8. 從前有位將軍不小心觸犯了法律，由於其戰功赫赫，國王想赦免他，但又怕百官不服，於是想出一個辦法，給將
他問其中一個士兵說，如果我問他（指另一個士兵）那扇是生門，他會說哪扇門？ 然後根據答案走相反的就好了！
9. 特赦國名黨將領有哪些
曾澤生：曾澤生先後擔任過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並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會代表，第三、四屆政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70年，戎馬一生的曾澤生脫下軍裝，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軍長的位置上退下來。1973年2月22日，病逝於北京，享年71歲。
張克俠：建國後歷任華東林業部部長、共和國林業部副部長兼林業科學院院長。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廣西農村勞動。第二年，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回到北京治病。1984年7月7日病逝，享年84歲。
傅作義：建國後任水利部部長，為新中國水利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197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9歲。
董其武：解放後，綏遠起義部隊改編為解放軍第23兵團，入朝擔負修建空軍基地和防空任務。回國後，部隊改編為69軍，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68年離休，78年任政協副主席。1982年12月23日，83歲高齡的董其武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3月3日逝世，享年90歲。
鄧兆祥：建國後被任命為新中國第一所海軍學校——安東海軍學校校長，隨後，又擔任了大連海軍學校的副校長。 1955年，鄧兆祥被授予少將軍銜。後從海軍學校調到了青島的海軍某基地工作，先後擔任副參謀長、副司令員、北海艦隊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等職。以7旬之年仍駕艇出海，指揮若定。1985年離休，1998年8月6日逝世，享年95歲。
陳明仁：歷任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第四野戰軍二十一兵團司令員，第五十五軍軍長，湖南省臨時政府主席，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代表及第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74年5月21日，因患癌症與世長辭，享年71歲。
陶峙岳：1949年12月，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任兵團司令員。後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兼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予上將軍銜。是第一屆、二屆、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一屆、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四屆、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第六屆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四屆湖南省政協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病逝於長沙，享年97歲。
盧漢：1950年3月4日雲南省軍政委員會成立，任主任。其後調任西南行政委員會任副主任。新中國成立後．盧漢歷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國家體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74年5月13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終年79歲。
方鼎英：解放後，方鼎英歷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參事室主任、省司法廳廳長、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員。1976年6月1日，因腦溢血逝世，享年88歲。
田頌堯：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會參事室參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四川省政協第一、二屆委員。1975年10月25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7歲。
馬瑛：1950年3月，調任雲南省軍政大學高級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因故被捕關押，1961年12月被特赦。1975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逝，終年82歲。1982年，經最高人民法院復查，「馬瑛確系國民黨起義人員」，將原特赦通知書予以撤銷，恢復馬瑛起義人員名譽。
張軫：解放後，歷任解放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湖北軍區副司令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國家體委委員兼全國民族形式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河南省政協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在鄭州病逝，享年87歲。
裴昌會：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業廳長、西南紡織工業管理局局長、重慶市副市長。還是第一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1992年3月23日，在重慶病逝，享年96歲。
陳鐵：解放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農林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貴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政協副主席、貴州省林業廳廳長。1982年2月19日，在貴陽逝世，享年84歲。
何基灃：建國後歷任南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水利部副部長、農業部副部長。1980年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李覺：建國後先後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全國政協任職。文革後任政協常委。1987年逝世，享年87歲。
李振：解放後歷任川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員、西南軍區高參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協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省參事室主任。還是第四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1月1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歲。
朱鼎卿：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湖北省政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82年5月 24日逝世，享年80歲。
唐生明：解放後任國務院參事。是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六屆常委。文革中，被關進監獄七年半。1987年10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