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土地所有权

『壹』 土地产权的历史变迁

纵观建国五十多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从土地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农地流转的出现等几个阶段。 农村土地制度
1、所有权主体虚位。 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该规定实质上是模糊的，“农民集体”的含义并不明确。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无论是村民小组还是村委会都不可能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这样就造成了农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实践中，村民小组、村委会、乡政府，甚至一些集体经济组织都成为集体土地的实际支配者，行使着所有人的权利。由此导致现实中的严重后果是，村干部和乡干部成了农村集体土地的实际支配者和最大受益者，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已被虚化，乡村干部“寻租”成为一种较为突出的现象。
2、所有权效力的相对性和权利内容的不完全性。与国家土地所有权相比，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受到相对保护。 [4] 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其运作来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所有权。国家对其用途、流转、处置进行严格地管制。对照所有权的权能构成，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则表现残缺不全。我国农村土地的法律所有权(即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完全不一致。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的真正主体是国家(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只是这个所有权主体的代理人，乡、村、组集体是国家所有权的基层代理人。这些规定违背了所有权平等的要求。
3、农地承包合同性质不明。在理论界，农地承包合同的性质有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两种观点。行政合同说认为，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使农民通过与政府签订行政合同获得土地使用权，以行政合同代替了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命令或指令性计划，国家在农业领域管理方式上行政合同占据了主导地位。 [5] 而民事合同说认为，农地承包合同如同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一样是平等主体间签订的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6]理论上的争议在立法上也得到了相关的支持。由于行政与民事关系不分，承包合同已不限于发包人与承包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失去了本来的含义，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治理的手段。
4、农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不清。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物权说 [7] 与债权说 [8] 之间，除上述两种观点外，还包括劳动关系说、物权兼债权说、债权兼物权说、(复合)所有权说、田面权说(所有权为田底权)、附加土地所有权说、社会保障说等。
5、土地流转制度存在缺陷。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了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但我国农村并未形成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如流转客体有限，流转性质不明确，流转种类的不科学性和流转程序的不规范性。流转障碍主要在于：一是将农业承包合同定位于债权合同，因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转包土地或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需经发包人同意;二是依我国《担保法》第37条之规定，耕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不可抵押。不可抵押限制了农地流转。 [9]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这一规定未必合适，农地使用权都可以转让，为何就不能设定抵押权呢?” [10]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生产力无法重新配置，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处于要么重新调整土地承包关系，要么放弃规模经营的尴尬局面，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土地问题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陷入困境，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失范。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涉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相关规定表现出含糊不清、相互矛盾或严重背离社会现实等问题。例如，对农村土地仅规定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对“农民集体”的含义、表现形态未做明确界定，并将“农民集体”与农村、农业经济组织混用。《土地管理法》中规定村民小组具有经营土地的权利，而在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村民小组却隶属于村委会，无独立地位，其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也就当然地收归村委会了。
村民委员会并不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它只是村集体事务的实际操作者，我们应该把村民委员会与农民集体本身相区别。一方面，从村民委员会性质来看，我国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另一方面，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可见，法律并没有赋予村民委员会以土地所有权，村民委员会只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并非土地所有者。
尽管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说明具体规定体现了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然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却由发包方和承包方约定，并未法定化。另外，根据该法第5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难以得到物权法的保护。
2、行政介入。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矛盾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利益驱动下的政治操纵和强势介入。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划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如何分配，土地的控制权事实上不在所有者，而在国家手中。在实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后，国家基于其利益的需要，仍未放松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控制，只是变换了方式，通过政策和法律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实际控制。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使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支配更加畅通无阻。现实中，圈地和拆迁问题不断，一些政府或部门滥用行政权征用土地，损害了农民利益，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
3、理论缺失。根据我国《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然而《土地管理法》却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经营”职能，这与根本法相冲突。
村民委员会即不是行政组织也不是民事组织，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是民法上的“第三主体”，然而《农村土地承包法》却规定了它的民事责任，该组织的民事责任基础是什么?最典型的是无财产基础，这一问题颇值探讨。另有不足的是，该法仅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民事责任，却未涉及村干部的责任，因为在实践中村民委员会侵犯农民利益实际上表现为村干部在缺乏应有的监督情况下滥用“职权”。

『贰』 土地所有权属于谁

土地所有权应该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应该属于个人所有的

『叁』 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的演变

1、井田制：

【发展过程】形成于商代，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废除于战国。

【内容和实质】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所有权属于周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诸侯臣下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
【作用】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
【瓦解】随着春秋时期铁器牛耕的使用，大量井田之外的荒地得以开垦成为私田，奴隶主破坏井田制，井田制开始瓦解。
2、均田制：
【形成与发展】485年，北魏孝文帝采纳汉族谋臣建议，在不触动官僚地主土地前提下，颁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隋朝和唐朝前期基本的土地制度。
【目的】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内容】①国家将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丁男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受露田20亩，奴婢和耕牛也相应受田。②土地不得买卖。受田者年老或死亡，露田归还国家，桑田传给后代。③官吏在任时可按级别在官府所在地就近受田。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较完备的一种土地制度。它以法律形式确认受田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
【性质与作用】①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度。②确认了受田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③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恢复经济和民族融合。
【瓦解】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的均田制，限制了土地的买卖和无限占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日益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
3、更名田：
【概念】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更种人所有，叫作“更名田”。
【作用】一定程度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对清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重点提示】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国家土地所有制（如均田制等）、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民主革命后的土改才被消灭。东汉时的豪强地主的田庄、各封建王朝时的田庄和土地兼并，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集中体现。农民土地所有制虽不占支配地位，但却广泛而分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基础。均田制始于北魏，流行隋唐。这种形式往往是在经历了一场战乱和社会动荡之后，国家控制了大量无主土地的情况下实行。授田时，既不触动地主的土地，又能使农民得到一定土地，因此，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和经济的发展。

土地兼并是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无法克服的经济现象。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后期表现突出，它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力量增强的表现。如：西汉末年、唐朝中后期、北宋中期、明朝中后期时，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当土地兼并严重时，两种矛盾突出起来。一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国家同地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将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直接导致农民战争的爆发。如北宋中期王安石为抑制兼并而采取“方田均税法”；明朝中后期张居正则采取“一条鞭法”；唐朝杨炎实行“两税法”也有限制土地兼并的用意。上述三例的措施在默认了土地兼并这一社会现象的前提下而采取的增加政府收入以巩固经济的做法，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对地主兼并土地有所约束，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而导致的农民战争有唐末、北宋中期、明末农民战争。

『肆』 我国土地所有权变化的历史原因何在

是从资本主义变到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共产化了？公有制是最大原因吧

『伍』 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演变

所有权就是两种形式，公有和私有
在原始社会，土地是集体公有制
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就便成了私有制，奴隶社会是周王土地私有制，封建社会主要是地主土地私有制
建国后，经过土改，土地变成农民土地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后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陆』 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所有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1949.9～1953年春）.土地改革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根据地“分田分地”探索在夺取政权条件下的一次充分的实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延续、扩展和深化.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出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1950年6月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我国土地改革在全面展开.到1953年春,除了中共中央决定不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约700万人）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已宣告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免除了350亿公斤的粮食地租,实现了几代人“耕者有其田”的夙愿.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文献看出：“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是作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农民私有土地可以买卖、租佃,但要受一定的限制.为保护农民土地私有财产权利,当时的县人民政府普遍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这份全国基本统一法律文本中规定：农民土地房产“为本户（本人）私有产业,耕种、居住、典当、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土地改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在随后几年的农业增长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年平均递增13.14%；棉花总产量由44.4万吨增加到130.4万吨,年平均递增43.15%；油料由256.4万吨增加到419.3万吨,年平均递增21.17%.
第二次是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土地制度变革（1953～1957）.互助合作运动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全国解放到1955年夏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二是自1955年夏至1957年的高级社阶段.互助组有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等形式,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在保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户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户间通过人工互变、人工变畜工、搭庄稼 、并地种、伙种等形式,相互提供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或者借此提高收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主要特点是,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必须交给初级社统一使用,允许社员保留小块自留土地,年终的分配时,农民土地股份参加分红,因此,初级社有时也称土地合作社.高级社是在初级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它实行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股份）入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但仍允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5%由农户分散经营,自由种植蔬菜或其他园艺作物.自留地归集体所有,不征公粮,不交集体提留,规定经营者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综上可以清楚看到,农户私人 所有的土地被改造为社区（高级社）集体公有土地的过程和路径.
第三次是公社体制下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制度安排（1958～1978）.公社体制下实行农村土地三级所有.其做法是：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实行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但要指出,公社体制是在长达25年的运行过程中不断整顿和完善的,从“整顿和巩固公社的组织……”（1958.12）,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1959.2）,到要求“各地人民公社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1959.4）,再到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60条）（1962.9）,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所有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等三个阶段,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人民公社60条最终将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分配核算也以生产队为单位,形成分别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的社区性全员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农村经济管理格局.
第四次是“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改革（1979～今）.改革30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9）,恢复和拓展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第二阶段（2000～2008）,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是继续完善并用立法规范承包土地制度；二是探索和推进土地征用制度及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30年变迁采取了农民自发制度创新与国家强力推行相结合的方式,沿着“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保障收益权、尊重处分权”路径前行,至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成型的新型土地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充分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利益的同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制度的政策内容包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长期不变,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经营权,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拍卖荒山、荒地、荒坡、荒滩的经营权,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有偿转让集中土地的经营权来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这些精神和政策以法律形式载入了《农村土地承包法》.

『柒』 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所有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2013·新课标）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各省自发的农民游击战争，只有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起来”，才可能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这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模式。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批评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从而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阐明了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孕育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
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提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得胜利”的设想。
1930年8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在政治上，主张“平民革命”，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平民政权；在经济上，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军事上，策动反蒋活动。
……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山县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高。
在红色地区粮食之所以能够价格那么低，很重要的就是在红色区域实行了土地革命，做到了农民有田可以种，这就大大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捌』 历史中说的土地所有制是什么意思

是土地制度的抄核心和基础。土地所有制 封建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夏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井田制； 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战国时期，井田制被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曹魏时期曾经实行屯田制；北魏到唐朝中期，实行均田制。均田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产生于北魏，继之后的北齐、北周以及隋唐都承袭了这一制度。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壮大，土地兼并也随之日益严重。均田制形同虚设；到了唐代中叶，均田制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主要意义：维护统治和社会安定 井田制（西周始），土地国有，是周王私人财物相地而衰征，初税亩（战国始），土地开始私有，封建化编户齐民制（西汉始）租调制（北魏始）租镛调制（唐始）两税法（唐）：以资产和土地为依据，代替人丁税方田均税法（北宋）一条鞭法（明）摊丁入亩（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