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因认为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首先要证明原告软件著作权是否有效存在的事实。原告可以提供软件的目标程序和源程序、软件文档、发表的证据、受让或者继承的证明、软件登记证书等。软件著作权侵权的维权证据软件著作权侵权的维权需要哪些证据?第一，原告软件著作权是否有效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一点而言，原告可以提供软件的目标程序和源程序、软件文档、发表的证据、受让或者继承的证明、软件登记证书等。其中最为有力的证据是软件登记证书。尽管计算机软件与其他作品一样，其著作权在我国是自动产生的，即随着软件的创作完成而自动产生，但是，在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登记是登记人对软件享有著作权的初步的表面的证明。如果被告试图证明该软件的著作权不属于原告，事实上是近乎不可能的。第二，侵犯软件著作权行为真实发生的事实。执法机关当场查封的侵权软件是最有效的直接证据。但是由于非法复制软件的行为隐蔽性极强，不少侵权软件是根据买方的要求临时拷贝的，很难做到人赃俱获。事实上，原告也可以向法院提供侵权软件与被侵权软件的对比情况、被告销售侵权软件的发票、提单、宣传资料等间接证据。间接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在运用间接证据时，除了要求间接证据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之外，还要求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必须相互印证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并且所有的间接证据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锁链，能够得出惟一性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被告可以提供己方软件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对原告的事实主张作出反驳。对侵犯软件著作权行为是否发生的认定涉及专门性的问题，比如需要对当事人双方软件进行同一认定或者实质性相似认定，这种工作非专业人员不能胜任，需要他们运用专门知识和专门技术进行鉴定，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委托法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另外，对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为是否存在的质证过程，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有些案件需要当庭对双方软件进行演示对比。第三，原告因被告侵权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表明原告软件销售量下降的有关财务帐簿，被告销售侵权软件的财务帐簿所载明的销售数量、价款、生产成本等，都可以通过推定来证明被告侵犯软件著作权所导致的损失。第四，被告的主观过错。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侵犯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原告还必须证明被告的主观过错。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原告在查找被告的过错时并非是仅仅去考察被告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状态，而是采取中等偏上客观标准来衡量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如果衡量的结论是否定的，则被告有过错。在这里，中等偏上的标准要求行为人像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那样行为，同时应考虑行为人主客观方面的具体特点来确定该标准的具体内容。申请软件著作权有必要找代理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申请，如同专利申请一样，还是具有一定专业经验的。是否找代理，可以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判断，如果你的软件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具有很好的商业价值的，那么建议建议要找资深、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来提供指导，因为进行申请时该如何描述、代码公布到什么样的状态，如何公布，这些还是需要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帮助把握。
B. 什么可以作为软件著作权侵权的证据
能证明原告软件和被告软件是相同的或构成实质性相似，并且被告接触了或有可能接触了原告的软件，就可以初步认定侵权行为的存在。那么，什么可以作为软件著作权侵权的证据呢？下面八戒知识产权就带您了解相关法律知识。软件著作权侵权证据1、原告软件的程序和文档；2、被告软件的的程序和文档；3、原告软件和被告软件的程序和文档经比对后是相同的或实质性相似的证据，此证据最好申请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做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证明力也较高；4、被告接触了原告软件的程序和文档，只要能证明有接触的可能性就可以，比如原告的原软件开发人员跳槽到被告单位工作。5、一般情况下，原告很难获得被告软件的源程序，即使原告申请了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被告也会拒绝提供其软件源程序，此时如果原告能证明双方软件的目标程序相同或实质性相。6、或者虽不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但是被告软件的目标程序中存在原告软件中的特有内容；或者双方软件的运行界面相同的，可以认定原告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其他证据1、被告过错的证据往往包含在以上三类证据中，甚至有时是很明显的，不证自明的。2、因果关系的证据也包含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证明的难点往往不在于原告有没有损失，而是在于原告的实际损失是否全部来源于被告的侵权行为。
C. 法律中软件侵权如何界定
如何界定网络侵权的“侵权行为地”2008年12月11日 星期四 10:51最近，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各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断发生，概括起来网络侵权案件主要集中在侵犯人格权和侵 犯知识产权两大类。侵犯人格权主要表现：一是侵犯名誉权，譬如在网上散布攻击他人的言论；二是侵犯姓名权，譬如未经他 人许可，以他人名义在网上从事民事行为；三是侵犯肖像权，譬如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将权利人的照片上传；四是侵犯隐私 权，譬如在网上公布他人隐私，泄露某些与个人相关的敏感消息等。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则以侵犯著作权为主，譬如在未 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将其作品上传到网上，擅自从网上下载著作权人的作品进行营利等。
关于网上侵权问题，全国人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构成民事侵权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个决定表明，网上侵权可以适用传统法律，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根据民诉法第29条规定，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认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说，侵权行为 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而互联网空间的全球性、虚拟性、非集中管理性、人机分离性等特征，使得它与传 统的物理空间有较大的差异。网络侵权行为地和传统侵权行为地相比较具有行为地的不唯一性、行为地的跨国性、行为地的模 糊性等特点，因此，如何确定网上侵权行为的“侵权行为地”变得比较复杂，是侵权行为人住所地、侵权信息编写地、侵权信 息上传地还是所使用的网络服务器所在地？而何处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是否每一台能够浏览侵权内容的终端设备所在地都可 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
笔者结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网络侵权的“侵权行为地”分为以下五类：
一、实施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也就是侵权信息编写上传地。
二、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服务器所在地。与虚拟的网址相比，服务器位置所在地相对稳定，关联度高。由服务器所在 地法院管辖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与传统的管辖权原则更容易融合。
三、其他提供链接服务的网站的服务器所在地。实践中，侵权信息一经上传，很快就会通过大量的链接而广泛传播， 这种传播与主动上传侵权信息有所不同。此时的侵权行为地如何界定？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时的侵权行为地应当以服 务器所在地址为标准。
四、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这样规定的：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 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因此，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作为侵 权行为地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侵权行为地的规定被泛化。
五、侵权结果发生地。由于互联网的特殊性，一条侵权信息可以瞬间传遍全球各个终端，因此，从理论上讲，在全球 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所以，笔者认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也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 和被告住所地”时，才可以适用。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这是你要求的我又做了调查如下：
作为专业律师，在代理计算机软件侵权案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原告指控被告的软件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向法庭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其主张，而被告也同时向法庭提供许多证据证明其软件不构成侵权。在原、被告双方均以证据证明自己的软件是独立开发完成的情况下，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通常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准则来判断被控软件侵权与否呢？毫无疑问，明确软件著作权的归属是关键，软件开发完成的时间是重要证据之一，只有先完成的软件才有资格指控后出现的软件产品存在侵权的嫌疑，至于后出现的软件产品是否真的构成侵权，却是有许多情况存在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计算机软件产品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而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是由独立创作完成而取得的，与时间先后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法官通常依靠什么因素来认定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的法律事实就成为案件胜诉与否的关键。
在实践中，我们都知道，计算机软件的侵权行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复制程序的基本要素或结构，这一点是较容易证实的，因为复制即表明是完全的翻版，只要完全一样就构成侵权。二是按一定的规则、顺序只复制部分软件代码。在第二种情况下，法院在判定时通常要审查被告是否窃取了足够多的软件程序表达形式。实际操作中，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比较难判断，因为计算机软件产品究竟要被复制多少比例，才能确定发生了抄袭的侵权行为，并没有固定数量限定。当然，复制的数量越大，就越易于取得证明其是侵权行为的证据，但是被复制的数量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认定为侵权，司法实践中也不是很好确定的事情。
对于复制数量小的情况，目前法院大多采用的判定标准包括：
一是接触附加。依照这个准则，只要发现接触，任何复制都将被认为是一种侵权行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它忽视了查证两个软件作品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而且把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范围扩大到对计算机程序中包含的“思想”，这与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二是要求对计算机软件程序进行两步分析。首先，法院必须确认在两个计算机软件程序中所体现的“思想”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则不构成侵权；如果相同，那么第二步就应该设法查证上述两个计算机软件的程序在“表现形式上”是否有实质性相似。
三是正在受到各方面广泛同意的叠合准则。依照这个准则，原告须证明：1、被告在完成他的软件产品时未经许可“使用”了原告享有在先软件著作权的程序作品；2、被告的软件作品是一种叠合而成的再生品，即采用了原告软件产品的实质部分与他自己开发的内容进行迭合复制。这个准则主要着眼于两个软件产品之间“质和量的相似”，是实际运用中比较好的判断方法。
通过总结多年代理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的经验，我们认为，识别计算机软件侵权行为，直接、有效的判断标准是：实质性相似加接触（Substantial Similarity and Access）。
实践中判定两个软件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准则是：被指控的计算机程序是否极其类似于原告的计算机软件产品。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实质性相似”有两类：一是文字成分的相似，它以程序代码中引用的百分比为依据进行判断；二是非文字成分的相似，强调应该以整体上的相似作为确认两个软件之间实质上相似的依据。所谓整体上的相似是指两个软件产品在程序的组织结构、处理流程、采用的数据结构、产生的输出方式、所要求的输入形式等方面的相似。
计算机软件的程序有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已被用来鉴别两个程序之间是否相似，包括：
1、 两个程序产生的输出是否相类似；
2、 两个程序接受的输入是否相类似；
3、 两个程序的数据结构是否相类似；
4、 两个程序逻辑流程是否相类似。
在计算机软件侵权案的专家鉴定和技术对比工作中，上述的每一个特征都成为鉴定人员进一步详细分析两个计算机程序的表现形式是否一致的关键对比点，而鉴定人员正是通过这些关键点的对比得出供法官参考的鉴定结论。如果这些特征均不存在相似性，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当然即使每一个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同或者相似，也不能充分证明侵权行为的发生，因为除了功能上的相似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功能的计算机程序的表现形式相类似，因为通常功能性的特征主要是体现软件开发者的设计“思想”(Ideas)，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种设计“思想”本身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因为实现同一功能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仅仅是功能性特征相同并不能证明计算机软件程序代码相同。
证明计算机软件侵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接触，所谓“接触”是指原告的软件产品已公开销售，或者被告主要的软件开发人员曾在原告处工作过，或者原、被告之间曾有过合作关系等，这些通常可以证明被告曾有机会接触原告软件产品的核心内容，从而使得被告软件的开发工作有“借鉴”原告软件核心内容的嫌疑。
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运用“实质性相似加接触”这一标准进行侵权判断时，“接触”是容易证实的，因为前期存在的聘用、合作关系往往有相应的文件作为证据，而软件已经公开发表、销售的证据也不难取得。比较难证实的是“实质性相似”，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是盗版者，则其对计算机程序的复制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一成不变的复制，它还包括侵权者为掩盖其剽窃行为而对计算机程序所做的伪装性改动，这点在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中，文本编辑程序的使用，使得一个软件盗版者，可以通过更改名称和重新排列操作运算的指令序列顺序，来掩饰其对他人源代码和目标码的抄袭行为，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员，往往不能识别这一情况。鉴于太多的计算机软件侵权行为存在，许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在软件开发工作中往往运用“掺假”的办法，即：在计算机程序中加入没有意义和作用的指令，或者采用不太可能为盗版者发现和修改的较为独特的代码序列，作为“伪装记号”来保护程序。这样，如果侵权者进行了复制工作，就会在其计算机程序和文档中出现与原始软件著作权人同样的特征或错误，在法院审理侵权案件过程中，侵权者往往无法向法官提供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从而成为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确定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只要确实存在侵权行为，不管软件著作权人用不用上述“掺假”的技术保护手段，也不论盗版者做了多少非实质性的表面上的改动，侵权的法律责任都是要承担的。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技巧，想真正通过法律惩罚盗版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客观事实必须通过法律事实予以认证才能受到法律保护。
在法院审理案件确定是否侵权的过程中，如果原告能够出示被告已经“接触”了其计算机软件产品的证据，又能出示在两个软件作品中存在实质性相似的证据，则法院会认为原告完成了对指控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一旦原告出示了这两方面的证据，举证责任便移转至被告方面，法官将要求被告证明其软件产品是独立创作的，或者是有合法授权的，被告需要向法庭提交其独立创作、完成软件产品的相关证据，以及得到合法授权的相关证据。举证责任的转移有助于原告主张自己的权利。
通过“实质性相似加接触”形成的相互映证的证据链，向法庭呈现的初步的、表面的事实就是：被告自己的软件是否是通过“使用”原告软件程序中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信息而形成？原告受保护的关键软件程序的表现形式是否受到被告的侵犯？这样的判断标准与法院通常采用的传统判定侵权行为的方法不同，而且这种判断方式更为全面、客观，其结果往往较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也比较容易被原、被告双方所接受。
“实质性相似加接触”标准在立法中尚未得到完全认可，但是司法实践中已在广泛应用。在我们办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过程中发现，许多法官正在慢慢接受这种新观念，尤其在美国，由于英美法系采用判例法制度审理案件，上述判断标准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司法审判中已广为采用，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知识产权突出的重要地位已得到共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已由立法领域逐渐扩大到司法、执法领域，计算机软件日益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点。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参照国际惯例、依据我国参加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章程，建立、健全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完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已势在必行。相信在强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氛围和社会环境下，“实质性相似加接触”的判断标准不仅有利于法官正确审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而且更有利于软件企业建立软件著作权保护意识，从而在充分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D. 软件著作权侵权维权需要哪些证据
首先要证明原告软件著作权是否有效存在的事实。原告可以提供软件的目标程序和源程序、软件文档、发表的证据、受让或者继承的证明、软件登记证书等。
第一，原告软件著作权是否有效存在的事实。
对于这一点而言，原告可以提供软件的目标程序和源程序、软件文档、发表的证据、受让或者继承的证明、软件登记证书等。其中最为有力的证据是软件登记证书。尽管计算机软件与其他作品一样，其著作权在我国是自动产生的，即随着软件的创作完成而自动产生，但是，在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登记是登记人对软件享有著作权的初步的表面的证明。如果被告试图证明该软件的著作权不属于原告，事实上是近乎不可能的。
第二，侵犯软件著作权行为真实发生的事实。
执法机关当场查封的侵权软件是最有效的直接证据。但是由于非法复制软件的行为隐蔽性极强，不少侵权软件是根据买方的要求临时拷贝的，很难做到人赃俱获。事实上，原告也可以向法院提供侵权软件与被侵权软件的对比情况、被告销售侵权软件的发票、提单、宣传资料等间接证据。间接不能单独证明待证事实。在运用间接证据时，除了要求间接证据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之外，还要求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必须相互印证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并且所有的间接证据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锁链，能够得出惟一性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被告可以提供己方软件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对原告的事实主张作出反驳。对侵犯软件著作权行为是否发生的认定涉及专门性的问题，比如需要对当事人双方软件进行同一认定或者实质性相似认定，这种工作非专业人员不能胜任，需要他们运用专门知识和专门技术进行鉴定，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委托法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另外，对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为是否存在的质证过程，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有些案件需要当庭对双方软件进行演示对比。
第三，原告因被告侵权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表明原告软件销售量下降的有关财务帐簿，被告销售侵权软件的财务帐簿所载明的销售数量、价款、生产成本等，都可以通过推定来证明被告侵犯软件著作权所导致的损失。关于原告所遭受损失的计算容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
第四，被告的主观过错。
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侵犯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原告还必须证明被告的主观过错。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原告在查找被告的过错时并非是仅仅去考察被告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状态，而是采取“中等偏上”客观标准来衡量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如果衡量的结论是否定的，则被告有过错。在这里，“中等偏上”的标准要求行为人像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人那样行为，同时应考虑行为人主客观方面的具体特点来确定该标准的具体内容。
E. 软件著作权侵权如何举证
1、侵权行为的证据这是最主要的，司法实践中采用“实质性相似加接触原则”，即要有证据能证明原告软件和被告软件是相同的或构成实质性相似，并且被告接触了或有可能接触了原告的软件，就可以初步认定侵权行为的存在。(1)原告软件的程序和文档;(2)被告软件的的程序和文档;(3)原告软件和被告软件的程序和文档经比对后是相同的或实质性相似的证据，此证据最好申请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构做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证明力也较高;(4)被告接触了原告软件的程序和文档，只要能证明有接触的可能性就可以，比如原告的原软件开发人员跳槽到被告单位工作。上述程序和文档，主要是指相应软件的源程序和与源程序开发有关的开发文档;但一般情况下，原告很难获得被告软件的源程序，即使原告申请了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被告也会拒绝提供其软件源程序，此时如果原告能证明双方软件的目标程序相同或实质性相似;或者虽不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但是被告软件的目标程序中存在原告软件中的特有内容;或者双方软件的运行界面相同的，可以认定原告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这样做的法理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2、原告损失的证据这是主张赔偿的主要依据。原告首先要根据其实际损失要求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时，可以按照被告的违法所得要求赔偿。注意这是个递进的关系。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者被告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3、其他证据(1)被告过错的证据往往包含在以上三类证据中，甚至有时是很明显的，不证自明的。(2)因果关系的证据也包含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证明的难点往往不在于原告有没有损失，而是在于原告的实际损失是否全部来源于被告的侵权行为。
F. 软件著作权纠纷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向法院提交哪些证据
现实困惑
原告青岛某通信有限公司系“来电防火墙”技术的专利权人和著作权人。原告发现，被告北京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于2006年年底生产销售的手机使用了“来电防火墙”专利技术，手机、说明书及宣传册中使用了“来电防火墙”的表述。同时，原告发现还有其他手机生产商也在手机中使用了“来电防火墙”的表述，原告认为上述被告的生产、销售行为侵犯了其享有的专利权或者著作权，请求法院判令多家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原告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交哪些证据?律师点评
根据《关于审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原告青岛某通信有限公司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准备证据:(1)侵权的程序、文档以及与之进行对比的原告的程序、文档; (2)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其他证据;(3)原告的软件与被告软件的对比情况。
此外，原告主张其享有著作权的软件未经登记的，应提交该软件的源程序、文档以及其他能证明其享有权利的证据。原告主张其享有著作权的软件已经登记的，应提交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部门颁发的软件登记证书。
著作权人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起诉的，应当提交证明其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真实有效的文件，包括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或取得权利的合同等。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五十三条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醒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当事人以强迫、引诱、欺骗或者其他不合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可以委托公证机关公证其收集的证据与收集证据的方法的真实性、合法性。对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的证据，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直接认定其效力，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当事人收集证据确有困难，而该证据又很重要的，可以请求法院依职权收集，但当事人应提供证据线索。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书面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申请保全的证据涉及有经济价值的物品，或者因证据保全可能会给被申请人带来经济损失的，申请人应提供担保。法院采取查封的方式保全软件证据的，应当立即封存。当事人之间交换的有关软件证据，应由法院复制或者在审判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复制并交给对方当事人。
G.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一 权利主体资格的认定
1、注册证明
在计算机软件侵权诉讼中，原告一般为讼争软件的著作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如授权的发行人）。如果是前者作为原告提起侵权之诉，则软件著作权人应当举证证明其为适格的主体，证据一般为该软件的注册证明，依各国通例，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便产生，所以享有或行使著作权勿需以是否出版或履行登记、注册或其他任何类似的程序为前提，但为诉讼起见，提供著作权来源国的登记或注册证明或出版物以证明自己为著作权人，无疑为较便捷的途径。如果是利害关系人为原告，则其应提供使用许可合同，如果合同就侵权诉讼的资格做了明确约定，被许可人可以按约定来决定是否提起诉讼。一般而言，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排他许可使用合同的被许可人，只有在取得讼争软件的著作权人明确授权的情形下或讼争软件的著作权人明确放弃的情形下，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2、公证与认证要求
如果原告提供的著作权证明为域外形成的，为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1款对域外形成的证据要求①，该著作权证明还必须经过权利来源国的公证机关或公证人的公证及中国驻该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的认证。
3、《伯尔尼公约》的缔约国或双边协议
作为著作权人的外国公司或自然人，在提供该软件著作权在本国或第三国的注册证明书的同时，应确保其著作权的来源国与中国均为《伯尔尼公约》的缔约国或与中国有双边协议，若两国均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则根据其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其可以直接享有中国的法律为其著作权提供的保护，即与中国的著作权人享有同等的待遇。若在双边协议中，约定有同等待遇或互惠的要求，则也可以受中国的著作权法的保护。
二 侵权证据的搜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l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在软件著作权侵权诉讼中，侵权证据的收集与提供是一个决定胜诉与否的关键环节，由于侵权人使用侵权软件的隐秘性与封闭性，以及软件本身易删除的特性，所以著作权人或利害关系人自己独立收集侵权证据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他们经常借助公证机构、法院或行政机关来调查或收集证据，所以原告提供的证据通常为公证的证据、法院诉前或诉讼中保全的证据或行政机关（如版权局）现场检查记录。尽管取证的成本比较高，但是这些证据的效力在形式上通常高于原告自己独立收集的证据。例如在Autodesk公司诉龙发公司的计算机软件著作侵权纠纷案中，原告Autodesk公司的提供的有关被告龙发公司侵权的证据就涵盖公证证据，诉讼保全的证据以及北京市版权局的现场检查记录清单。
三 实际损失与合理开支
1、实际损失
在诉讼中，原告通常把涉诉软件的市场价格作为其实际损失，被告的抗辩一般为市场价格并非实际的购买价格，其中的优惠部分应当排除的实际损失之外。法院在认证实际损失通常以市场价格为基准，但是如果其认为某软件的定价过高时，其可以参照同类型软件的市场价格，作出适当的调整。
2、合理开支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0月12日公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二十六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内。”
总之，开支应为制止侵权行为或诉讼而支出的，而且应合理，然后才可能为法院所支持。
四 侵权之主观因素的考量
在确定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时，法庭会综合侵权人使用侵权软件的商业目的、侵权的主观故意状态、侵权方式及后果等因素，而后确定赔偿数额。在所列举的几项考量因素中，法庭在界定是否为“商业目的或商业性使用”时，遵循的是“用于经营并获取利益”的原则，若将侵权软件用于经营并获取利益，显然使用目的为商业性的，但是若实际用于经营但无法确定是否获利，则只能依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了。然而笔者认为，只要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安装并使用，不论是否获取了利益，都可以推定为“商业目的或商业性使用”。
关于侵权的主观故意状态则较容易认定，一般而言，只要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安装并使用即可推定为侵权行为为“故意的”，若受到著作权人或行政机关的警告或处罚后继续使用，其侵权的故意将十分明显，这时，法官将极可能支持原告提出的登报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