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矛盾纠纷

㈠ 论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起施行。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历时短短三年，《人民调解法》顺应社会管理形势的变化发展便应运而生颁布实施。一项原本由民间自发地自导自演而息纷止争的方式直接上升到以国家法律形式予以规范，一方面是对多少年来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的极大肯定，另一方面说明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高度重视，关注并切实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必然。
一、人民调解的作用和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它是我国运用最广泛、最成功并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社会各界欢迎的解决民间纠纷的非诉讼方式，被国外法学界誉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通常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当民事权益发生纠纷时，一般情况下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结果才显示公平、公正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直接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们担心裁判结果与预期目的不对等和当事人不愿承担“讼累”。这时，人们会期望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简便的并且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纠纷调解机制来替他们排除身边较小的矛盾和纠纷。而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所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基于民间的调处息纷制度而来，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实践证明，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它对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对人民的爱国守法教育，防止恶性刑事案件发生、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发挥了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中央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在创新过程中，人民调解充分发挥其调解民间纠纷、法制宣传教育和预防纠纷减少诉讼、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的重要职能。我们现行的基层调解组织一般有三级，即：乡（镇）调解中心、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小组，为及时取得信息、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各乡（镇）的司法调解中心是一个多层次，有多个部门（如派出所、计划生育服务站、工商行政管理所、民政办、信访办等）参加的综合体，司法所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乡（镇）人民调解机构的职责为：依法解决干群矛盾和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村级调委会的工作；解决跨地区、跨行业的矛盾纠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法制宣传教育；解决矛盾纠纷，设立协调方案，调防结合，落实协调措施；承办上级交办的疑难问题，确保把问题解决在本乡镇内。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为：排查预防、跟踪监控、处理一般性邻里纠纷、耕地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及时向乡（镇）人民调解中心反馈信息，负责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三、新时期民间纠纷的新特点及我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有益探索
（一）新时期民间纠纷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农村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各种摩擦、碰撞随之不断产生，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引发的纠纷除了一些固有的特点以外，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一是主体的多元化，以前的纠纷多是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发生，现在则出现了许多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纠纷，有时还涉及到像村委会等集体组织；二是纠纷类型的多样化，以前的纠纷大多是婚姻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以及土地纠纷等，而现在类型日益复杂。三是纠纷争执的动因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纠纷搀杂的感情因素比较多，多是因为“咽不下一口气”，而现在的纠纷多是利益之争，比较注重经济利益。四是纠纷多因小事引起，但具有“小题大做”和易激性的特点。比如农村居户的通风、采光，排水，争地边，甚至一只鸡、一头狗这样一些鸡毛蒜皮小事都可能造成极为复杂的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的有益探索
人民调解是一项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保证人民调解工作起到维稳工作“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近年来，乡村一级的基层干部们在调解方法和技巧上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成果是他们实际工作经验和辛勤探索出来的成果，其中有一些甚至超越了人民调解制度这一基本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的框架，我们基层调解组织在化解纠纷过程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探索之一是创立“百人千事”制度、“五小制度”、“联村支部”、“调解中心户长制”、“人民调解六字经”等解决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机制和方法，使大量的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预防了民转刑、自杀等恶性案件的发生，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探索之二是“民情恳谈”制度：民情恳谈制度最初主要是针对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协调干群关系而建立的。主要内容是及时把握了解群众的思想现状；让群众评议镇村干部和前段工作，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解答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沟通干部群众的思想感情，消除隔阂和误解；集思广益，讨论修正乡村制订的改革发展措施等等。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作用，及时调节家庭、邻里纠纷，及时化解不安定因素。可见，民情恳谈与人民调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推行民情恳谈制度，逐步走出一条以民情恳谈为总抓手，以民情恳谈与人民调解中心互为依托的保稳定、促发展的新路子。该项制度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探索之三是“评理会”制度：评理会是本镇所特有的矛盾纠纷排除机制，评理会一般由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同事、老邻居等人员组成，在纠纷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以座谈会形式进行。在双方当事人提出自己的理由、成绩之后，由评理会的成员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纠纷如何处理。随后，评理会对理亏的当事人当场进行批评，不使矛盾扩大。评理会群体性更强一些，它所作出的判断对于纠纷当事人来说，权威性也就更强。所以，绝大部分小规模纠纷村民都愿意让评理会来进行评判。
四、当前矛盾纠纷发展的主要趋向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型期。这是各种矛盾和纠纷多发的时期，且日渐趋向多发性、复杂性、激烈性和不可控性。这类趋向是：
(一）涉及集体经济项目和村民利益的纠纷问题增多。
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和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许多重大矛盾相继爆发出来，可以说大部分是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纠纷，项目开发到哪里，哪里的矛盾就发生。项目涉及最多的，包括村民因土地补偿、农作物补偿等问题而长期与项目开发方或当地的政府纠缠、扯皮。
（二）国家免征农业税后,因“地租”引发的纠纷呈上升趋势。
自国家实行免征农业税政策后，因“取消农业税后谁受益”而引发的纠纷逐渐在农村暴露出来，并呈上升趋势，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成一定影响。
（三）公民之间利益矛盾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在市场体制下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特别是在体制转轨时期，各种矛盾更为突出，个人及集团的利益趋向明显增强，最终会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有利益追求，必然有利益矛盾。而公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已成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四）社会发展与弱势人群的矛盾增多。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科技进步瞬息万变，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导致很多人成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人，特别是因企业改制，工厂破产导致工人下岗、失业，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负担较重，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这部分人数量大，矛盾多，体制转轨和历史发展造成的历史性矛盾，短时间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很多群体事件、上访事件、劳动纠纷、冲击党政机关等此类群体性事件背后都能感受到这类人群的不满情绪。
五、巩固和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人民调解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
（一）人民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乡情、民情，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从文化层面看，它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的“和为贵”的观念。儒家文化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农村，传统观念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他们依然非常看重“和气”、“情面”。孔子的“中庸之道”正是民间调解工作的精髓折衷调和的根源。绝大多数的农民将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生活一辈子，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伤和气”的诉讼与“留情面”的调解之间，他们无疑会选择较为温和的后者。尽管现今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义利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仍然在历经了风风雨雨后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二）人民调解能够及时把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农村纠纷虽多因小事引起，但又有着易激性的特点，如果不及时控制解决，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获得信息后应立即介入并在相关部门配合下，解决重大纠纷，将“剑拔弩张”化解为“心平气和”，变“事后处理”为“事前解决”，及时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纠纷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在立案、审查、庭审、判决繁复的等待过程中很难保证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不会有过激的行为，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人民调解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一个“早”字上。各村镇采取排查机制，并针对农村特点在“三夏”、“三秋”加大排查力度，能够及早发现矛盾、尽快解决矛盾，尽量做到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三）人民调解制度节约了司法成本，同时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之所以“厌讼”，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负担诉讼费用问题。农民因为一些不大的纠纷而诉讼，所需要的花费往往会超过他们所期望得到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打官司“拖不起、耗不起”，“能调解最好，调解不好再打官司”，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民间纠纷多，如果全部涌到法院打官司的话，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势必会造成法院工作压力过大的后果。而人民调解制度恰恰相反，调解组织近在身边，调解形式不拘一格，田间炕头都可以成为解决纠纷的场所，调解免费，调解人员大都是兼职，对当事人来讲，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对社会来说，资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
五、基层贯彻《人民调解法》要进一步做好的几项工作
（一）进一步健全调解组织机构。各级调委会要以维稳精神为指导，第一、进一步健县、乡（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完善县、乡（镇）、村和村民小组四级调解网络，并建立健全属地管理和归口管理的工作机制，明确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责，强化问责制，对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的掌控化解不及时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启动问责制，充分调动基层和职能部门的积极性。第二、要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强化和落实“三定”（定人、定责、定时）超前排查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矛盾动态和规律，发现得早、控制得了、处置得好、化解得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真正把做好调解工作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第三、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人民调解员的身份和工作经费问题，以确保人民调解工作在人员和经费的保障下顺利进行。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在普法活动中，要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素质，提高农村基层干部依法治理、依法管理的本领，提高执行政策、依法办事的本领，提高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本领。同时加强各级调委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荣辱观教育”，努力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的排头兵作用。
（三）要建立健全调解工作的激励机制。对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基层干部和人民调解员，应由上级上人民政府授予“调解能手”或“模范调解员”等荣誉称号，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综上所述，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千头万绪，都是维护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夯实稳定的基础，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㈡ 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有哪些新特点

居民住宅架空层内，不得停放汽车，不得堆放大量的纸皮、腐臭的衣服、食物包装饮料罐，聚氨酯塑料、聚苯乙烯发泡塑料，

居民区，不得广泛地散布玻璃瓶、陶瓷瓶、大小的砖头与石块，不允许大量地囤积玻璃瓶。

不允许将小区内，居民排放出来的纸皮、衣服、食物包装饮料罐，聚氨酯塑料、聚苯乙烯发泡塑料，玻璃瓶、玻璃板、自己收集了去变卖，私吞收入。
不允许在物业人员在任何时候，收集和整理，占有这些物质。

㈢ 分析新形式下社会矛盾纠纷有哪些新特点

当前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管理方式滞后、社会矛盾复杂多样以及国际对敌斗争尖锐复杂等情况，就必须加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社会矛盾是引发案件的主要因素，案件是各类矛盾发展的结果，是最突出、最严重的矛盾。以往要求政法机关发挥职能作用更多的是强调依法办案，现在进一步要求把执法办案工作向化解社会矛盾延伸、向社会管理工作拓展。因此，审判机关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责任，把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作为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结合办案拓展和延伸审判职能，从源头上化解，从管理上预防，努力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㈣ 扬州市-宝应县-司法局-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事业编制-本科学历，新进人员，待遇如何

司法局员工工资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发放
津贴补助在事业单位中一般
总的来说
待遇一般
如果是家在宝应，第一工作，可以考虑。
谢谢！

㈤ 如何做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性质，正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及特点，正确选择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类型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覆盖领域广泛，涉及门类众多。比较受关注的有劳资纠纷、征地补偿、劳动就业、拆迁安置、社会安全、群体冲突等等。这些矛盾看起来五花八门，纷纭复杂，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劳资矛盾。近些年来劳资矛盾引发的事件频繁出现，“劳资博弈”正成为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焦点。其实，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劳动法》在很多私人企业、建筑行业、服务业等领域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特别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在很多时候尚不能运用《劳动法》来保护自身权益，往往采取“停工、拦车、跳楼、闹事、上访”等极端途径来引起领导、社会的关注来解决自己的切身利益。
第二类：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历来是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党执政前后，在官民关系、干群关系上都曾有过很好的时期，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辉煌。但必须承认，近些年来，官民关系受到了较大的损害，官民之间，芥蒂在增加，矛盾在扩大。主要表现在，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台一些维护本部门、本系统小集团利益的政策，损害老百姓利益，群众信访、上访、政府门前请愿等现象不断发生；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侵吞国家财产，严重损坏了官员的社会形象，致使不少人形成了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的极端印象；一些官员作风不正、言行不一，不关心群众疾苦，听不见群众呼声，只知道傍大款，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仇官现象屡见不鲜。
第三类：贫富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据联合国数据，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世界第三；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393户，世界第八。但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就表明社会处于可能发生不稳定状态。随着近几年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诚然，市场经济是利益差别经济，但不能听任利益差别无节制扩大，尤其不能任其超出社会所承受的范围。否则，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仇富行为会愈演愈烈。
第四类：阶层矛盾。所谓阶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每个阶层都有其独立的群体利益。勿庸讳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众多利益诉求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等。这些不同社会阶层，在当今中国虽然都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只有分工职业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不同是明显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譬如：较高层次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定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层次的社会成员；社会垂直流动呈单向性特征，上下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逐渐呈现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现象等等。此外，在一线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垄断行业职工和竞争性行业职工之间，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还出现了新的“三大差别”。
二、正确把握社会矛盾化解的原则
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人们的思想活动呈现多变性和反复性，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要冷静慎重，需要把握好四条原则。
一是坚持治旧控新。治旧，就是治理“旧帐”，通过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等手段，逐年逐步化解疑难信访积案和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努力化解老矛盾。控新，就是控制“新帐”，通过抓好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加强群众普法教育等工作，有效防范新矛盾。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控新”作为主攻方向。
二是坚持疏堵结合。新形势下矛盾表现在内容、层次和领域各方面，往往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社会生活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十分复杂的矛盾网络。因而，维稳工作光靠堵是堵不住的，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必须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有效理顺群众情绪，防止矛盾叠加、激化。对待有正当诉求的上访群众要尊重，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和困难，不能解决的，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群众谅解。对于讲明政策还死缠硬磨、无理取闹的对象，要实行重点盯防、重点稳控，不能听之任之，该硬则硬，该依法打击的就依法打击，绝不能让无理访者得利。
三是坚持打防并举。立足于以打促防、以慑促防，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全力压缩违法犯罪活动空间，有效遏制命案等严重刑事案件的发生。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进一步落实维稳工作责任制，大力推进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安全事故发生。
四是坚持专群结合。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当前公安机关肩负的压力很大，任务很重。要在充分发挥政法、综治机关在维护市区社会稳定主力军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市、区、街道、村（社区）各级组织资源、治安资源，形成群防合力，达到群治效果。
三、扎实推进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
社会要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发生纠纷，产生矛盾。社会矛盾纠纷不解决，就会阻扰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必须建立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这种解决机制应当随着社会矛盾发展的特点而不断更新，才能有效、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综上所述问题及成因，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矛盾纠纷大排查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书刊、杂志、媒体等阵地对基层基础大排查的重要意义进行广泛宣传，大力营造基层基础大排查家喻户晓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排查力量深入到基层群众，让广大群众自发地、积极地、热情地参与到大排查当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里有矛盾、哪里有发案、哪里有隐患、哪里有犯罪——群众心理都有杆称。只有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大排查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才能够获得大量的信息，才能够更好的化解矛盾纠纷。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走访、大下访活动，倾听群众呼声，分析群众诉求，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人员吸附在当地。
2.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准确排查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矛盾纠纷，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掌握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矛盾纠纷的总体情况，完善预警预测分析机制，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尤其对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要高度警惕，及时列入排查调处工作日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坚决防止形成现实危害。要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把地区排查、系统排查和单位内部排查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多层面地深入开展调查摸排，切实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的矛盾和问题排查彻底。要认真抓好重点区域、重点群体和重点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组织工作组深入基层，通过走访群众、接待群众来访、召开群众代表会议和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等办法，逐村组、逐社区、逐单位进行摸排梳理，扩大排查的覆盖面，确保把已经发生和正在酝酿的矛盾纠纷一件一件搞清楚，不留盲点和死角。对于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要逐一进行登记建档，归类梳理，逐件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3.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民生，千方百计保障民生，切实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健全由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对于排查出来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要实行领导包案、挂账督办，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集中力量调处解决，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短期内难以彻底化解的矛盾纠纷，要积极主动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帮助群众解疑释惑、理顺情绪、排忧解难，同时要逐一落实措施，防止矛盾积累，防止矛盾激化。
4.充分利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要增强调解意识，坚持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手段，在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活动中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增强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引导群众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消除分歧和隔阂，真正达到定分止争、息事宁人的目的。要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和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教育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5.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做到常抓不懈，及时总结基层典型经验做法，固化有效工作模式，进一步整合基层综治、维稳、调解、信访等方面的工作力量和社会资源，健全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着力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紧密协调配合、联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切实形成及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长效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平台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努力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为实现全面、动态、可持续的和谐稳定打牢基础。
6.正确处理好矛盾化解与稳定关系。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出路,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群众增收,并尽量缩小群体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得关系，对一些可能引起社会震动的改革，一定要有保障和缓冲机制，以减少改革的阵痛和负效应。必须严格按照“区分性质、把握时机、严格依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多做疏导、化解、劝阻工作；对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以及严重违法犯罪分子要坚决、果断、适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发展是主题，稳定是前提，没有和谐民主的优良环境，建设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就无从谈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了根基。因而，全力推进基层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安定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政治工程、民心工程，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一份义务共同关心支持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让社会多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㈥ 你好帮女郎。我是安徽定远县连江镇的。现在搞新农村。我和村里邻居家为房屋高矮闹矛盾纠纷。经过乡镇政府

讲不过他们，说明你没有理，还打不过他们，那就歇菜吧。

㈦ 如何贯彻落实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

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法律制度，以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独特作用，得到了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尤其是在现阶段的矛盾高发期，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趋完善，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农村的矛盾纠纷呈现出来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调解工作，已经成为我们人民调解员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现今农村矛盾纠纷呈现的新特点
伴随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相继出现。由于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所处的地域环境、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所掌握的政策法律知识、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所表现的行为方式以及所能承受的压力不同等差异，导致人们认识问题、理性对待问题的观念和方式各异，使得矛盾纠纷的发生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民间纠纷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传统的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呈下降趋势，而以资源权属、环境、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其中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在增加，特别是退耕还林和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后，土地纠纷大幅增多。矛盾纠纷主体构成日趋复杂化，一些跨行业、跨地区的纠纷也不时出现。二是群体性事件增多，范围和数量增大，纠纷参与人数存在群体性倾向。参与人数动辄三五成群，甚至数十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个别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周密的计划。三是个别纠纷的当事人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遇到一点小事或无虚有的事就拨打12345电话，或曝光媒体或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无理缠访。
二、新形势下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
(一)调解工作认识不足，重视还不够。有的地方对人民调解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作用认识不足，认为人民调解是“软职能”，可有可无，没有摆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全社会普遍关心、认可、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的氛围相对缺乏,一些部门没有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意识,以致司法所等调解组织孤军作战,难以处理一些复杂的矛盾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不到位。经费保障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一是区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二是镇(街)一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三是村(居)一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由于取消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村级组织经费靠财政转移支付,加之村调解员多由村(居)干部兼任,而调委会本身没有经费,调解纠纷又不允许收费,调解办公经费难以支付,影响了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制约着调解质量的提高。
(三)司法所对调委会的管理指导难度大。从行政管理体制上看,司法所对农村“两委”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村级组织对司法所安排的工作反应不够积极主动。
(四)“大调解”之间的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一是街级调处中心依托司法所设立,调处中心主任由司法所所长兼任,虽然按规定有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参与调处中心工作,但因为没有专门的领导力量和相应的制约措施,大调解机制还有待完善。二是“大调解”的功能未充分发挥,调解主体的职责仍不够明确。“大调解”工作平台不突出,调解分工不明确,衔接面过窄,信息渠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三是一些部门参与调解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遇事往往向外推,以司法所为主体的大调解中心所受理的矛盾纠纷难以分流,基本上由司法所人员承担。
(五)部分村(居)调解委员会不规范。有的村实际上只有一名调解主任或调解员,调解委员会有名无实；有的村(居)调解委员会虽有符合规定的人员,但没有调解场所,失去了调解组织的应有作用；有的村(居)调解组织人员,没有采取合适的途径和办法向村民公布,村民发生纠纷后,要求调解不知去找谁。
(六)人民调解队伍不稳定、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村级调解员一般都由村两委成员担任,每次村级换届都会引起村级调解队伍较大的变动,造成村级调委会成员的法律、政策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依法调解、规范运作的整体水平不高。
三、做好新时期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措施
(一)加强宣传，深化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认识，摆正人民调解工作的位置
人民调解制度及时便利灵活、成本低、效率高、柔性强的优点，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同时，它缓解了司法压力和当事人诉累，有效避免了矛盾激化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应加强宣传引起高度重视，把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充分保障调解经费，根据村(社区)、社实际，每年给予一定的办公费，以便基层调解组织能够正常运行，真正实现调解有组织机构，有人员办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落实解决调解员办案补贴，以调动调解员工作的积极性。
(二)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强化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
要在“六位一体”的运行机制下，巩固、完善和规范街道、村(居)委人民调解委员会，力争做到凡是有化解矛盾纠纷需求的地方都有人民调解组织。着力推进改制企业、民营企业建立调解组织，建立行业、社团组织、集贸市场、商品集散地、物业管理小区、流动人员聚居区的调解组织，努力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的组织网络体系。
(三)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新机制
一是建立并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新机制。整合调解资源，充分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统一受理、先期处置，部门分头调处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调处纠纷的质量，使人民调解工作向法制化、正规化方向发展。二是建立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预防功能、调处功能和信息报告功能，对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土地承包、农民工维权等容易引发的矛盾纠纷，坚持抓苗头，抓小抓早，做到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和因时预防，建立起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三是建立拓宽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的机制。人民调解组织应在调解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房屋宅基地等常见、多发性纠纷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调解村(居)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主动调解社会热点、难点纠纷和复杂性、群体性矛盾纠纷，不断扩大调解工作覆盖面。
(四)加大教育力度，维护村民合法权益
加强对村民的政策法制教育，扩大普法的广度，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如广播、电视、报刊、知识竞赛、文艺演出等方式在农村中深入普及法律知识，要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宣传守法、执法和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已的合法权益等知识，还应大力推广村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务治理，使干部与群众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相互支持，减少干群间的纠纷。同时，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正确处理，减少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
(五)提高调解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需要
新时期的矛盾纠纷有突发性、潜伏性和反复性等特点，化解难度大，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适应新要求的高素质的调解队伍。尤其是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和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更为重要。首先应采取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现有调解员的素质，其次端正干部思想，通过教育，提高各级干部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重要性的熟悉，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进而通过各级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
(六)不断强化农村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力度
面对新时期农村矛盾纠纷的新特点，要预防和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必须在科学建立预警机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以化解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为重点，坚持经常性与集中性排查调处相结合，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调解工作方针，及时、依法做好多发性、常见性民间纠纷调解，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和萌芽状态。工作中要注重从思想上正视矛盾，积极主动抓“苗头”；从全局上把握矛盾，集中力量抓“重头”；从客观上分析矛盾，实事求是抓“源头”；从根本上熟悉矛盾，以人为本抓“头头”。只有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
(七)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关问题的说明，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无效、可撤销或变更法定事由的，应当确认其法律效力，并以此作为确立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通过法院的裁判树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