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合同

① 《承诺书》是属于合同法上的合同吗

单方面的承诺不是合同，但经双方同意了的，就是合同，是双方合意后版的协议。
承诺，是权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的法律效力在于，承诺一经作出，并送达要约人，合同即告成立，要约人不得加以拒绝。
承诺的方式：
（1）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表示承诺，这是表示承诺的一般方式。
（2）以行为方式表示承诺。
《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承诺的法律形式是通知，通知的方式是指受要约人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承诺，包括采用对话、信件、电报、电传明确表达承诺的意图。但是，合同法关于承诺方式的规定属于任意性规定，要约人完全可以在要约中确定其他特殊的承诺方式。同时，根据交易习惯，也可以采用法律不禁止的承诺方式。如果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内容并不禁止以行为承诺，则受要约人可通过一定的行为作出承诺。

② 承诺书和合同的区别

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承诺书是单方意思表示，不具有合同效力。承诺书是否产生法律约束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③ 单方承诺与合同的区别

所谓复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制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即合同为双方行为，而且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合议。
单方承诺用法律术语可解释为一种要约行为，也可解释为承诺行为，这都是合同成立的一个阶段，如果只有要约或只有承诺，都不构成完整的合同。
单方承诺也可理解为赠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被赠与人不表示拒绝，则此赠与行为成立

④ 合同法中承诺的定义是什么

您好，所谓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接受要约的全部条件以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
根据《合同法》
第二十一条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二条 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
(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二、承诺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作为使合同得以成立生效的承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必要条件是：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要约是要约人向特定的受要约人发出的，受要约人是要约人选定的交易相对方，受要约人进行承诺的权利是要约人赋予的，只要受要约人才能取得承诺的能力，受要约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享有承诺的权利。因此，第三人进行承诺不是承诺，只能视作对要约人发出了要约。如果订约的建议是向不特定人发出的，并且如果该订约建议可以构成要约，则不特定人中的任何人均可以作出承诺。不过实际上，最后能够作出承诺的，只能是特定的人。比如悬赏广告。
2、承诺须向要约人作出。承诺是对要约的同意，是受要约人与要约人订立合同，当然要向要约人作出。如果承诺不是向要约人作出，则作出的承诺不视为承诺，达不到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目的。
3、承诺的内容须与要约保持一致。这是承诺最核心的要件，承诺必须是对要约完全的、单纯的同意。因为受要约人如果想与要约人签订合同，必须在内容上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否则要约人就可能拒绝要约人而使合同不能成立。如果受要约人在承诺中对要约的内容加以扩张、限制或者变更，便不能构成承诺，而应当视为对要约的拒绝。但认为同时提出了一项新的要约，称为反要约人对要约简单地回答同意并不多见，因此，必须对受要约人的承诺进行分析。
如果仅仅是表述的形式不同，而不是实质的不一致，则不应当否定承诺的效力。如果承诺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就要分析这些新的条件是否从实质上改变了要约的内容，如果没有从实质上改变要约则应当认为是对要约的承诺，如果从实质上改变了要约的内容，则不应认为是一项承诺，而应是对要约的拒绝并可能构成反要约。
4、承诺必须在要约的有效期内作出。如果要约规定了承诺期限，则承诺应在规定的承诺期限内作出，如果要约没有规定承诺期限，则承诺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作出。如果要约的承诺期限已过，或者已超过一个合理的时期，则不应再作出承诺。如果承诺期限已不能视为是承诺，只能视为是一项要约。原来的要约人不再受原要约的拘束，他可以不答应受要约人，当然也可以答应，如果答应，是作为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的要约。

⑤ 合同承诺中有哪些规则

合同订立的过程，就是反复的要约邀请、要约与承诺的过程。熟悉要约和承诺规则，可以彻底看清合同订立过程中各行为人之各种行为的法律属性，从而对合同订立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把握。 一、承诺的构成要件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一项有效要约须满足以下条件： (1)主体。承诺人须为受要约人。 (2)方式 。①原则上以通知的方式作出;②依交易习惯或要约表明者，也可以以行为作出。 (3)承诺期间。①在要约确定的期间到达要约人;②未确定期间的，对话方式下应即时作出;③未确定期间的，非对话方式下，合理期间内到达。 (4)内容。应与要约一致，换言之：①对要约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②所谓实质性变更，一般是指对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③对要约内容作非实质性变更的，原则上构成承诺，但有两个例外：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的; 要约表明不得作任何变更的。④非实质性变更构成承诺的，以承诺内容为合同内容。 二、承诺迟到、迟延 (1)承诺迟到 承诺迟到，是指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承诺迟到原则上为新要约。作为例外，要约人及时通知该承诺有效的，合同成立。 (2)承诺迟延 承诺迟延，指受要约人于承诺期内发出承诺并依通常情形可适时到达要约人，但因第三人原因(如邮差)致承诺逾期到达要约人;与迟到恰好相反，迟延原则上承诺有效;作为例外，要约人及时通知因逾期而不接受的，为新要约。 三、承诺撤回 撤回的对象是已经发出但尚未生效的承诺。撤回的意思表示应在承诺到达要约人之前或与承诺同时到达要约人。承诺不存在撤销一说。 四、承诺生效与合同成立 (1)承诺生效。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以行为作出承诺的，作出行为时即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2)合同成立时间。多数情形下，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在实践中，承诺生效时间与合同成立时间往往是不一致的，此时，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此时不以承诺生效为合同成立的时间。 五、合同成立地 (1)意义。确定合同成立地对于合同纠纷的诉讼管辖、适用交易习惯等有重大价值。 (2)如何确定。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地。以合同书订立合同的，双方会签的，必会签地为合同成立地。以合同书订立合同的，双方异时异地签字、盖章的，以最后一方签字、盖章地为合同成立地。

⑥ 买卖合同是承诺合同还是实践合同求解答及理由

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别:
一、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区分理论的历史演变

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起源于古罗马。在古罗马社会初期，商品交换不发达，且多局限于部落内部进行。对这种偶然进行的交换，交换双方当事人投入了充分的关注，采取了类似敬神般的特定仪式以期交换顺利进行，而最终实现交换的目的。法律也侧重于对形式的保护，规定契约必须经过特定的形式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即“使法律执有制裁武器的，不是一个允约，而是附着一种庄严仪式的允约”。 最初的契约形式分为两种：“曼兮帕蓄”方式与“耐克逊”方式。随着契约理论的发展，这两种形式逐渐为“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物契约”及“诺成契约”的分类所取代。要物契约出现于共和国末年，是通过物的交换而缔结的契约，包括消费借贷、使用借贷、寄存和质押四种类型。这四种合同都是无偿的，即当事人缔结契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关系(消费借贷、使用借贷和寄存的缔结是基于相互信赖的关系)或为了特定的目的(质押是依附于借贷合同的，是以保证借款的归还为目的)。这种无偿性要求法律基于公平的考虑给予一方当事人以特殊的保护。要物契约的出现是法律“第一次把道德上的考虑作为‘契约’观念的一个重大革新”。 诺成契约的出现晚于要物契约，是指通过合意而形成无须任何手续的契约。在它诞生之初，仅适用于买卖、租赁、合伙、委托，但它摆脱了形式的束缚，“开创了契约法的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的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

罗马法对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但《法国民法典》对实践合同的规定与罗马法有所不同，是将交付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且《法国民法典》仅规定了一种实践合同，即“本义上的寄托”。(所谓“本义上的寄托”是指当事人一方接受他方动产进行无偿保管，并负责返还原物行为。类似于古罗马时的寄托与中国的保管合同。我国有些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中的借贷合同也是实践合同 ，对此笔者持相反意见，因为，《法国民法典》中并未明确规定借贷合同必须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法国民法典》将实践合同的范围缩小，仅限于寄托合同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后诞生的《法国民法典》以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其指导思想，认为：合同是当事人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国家不应对合同成立或生效设置过多的障碍。这种理论为一百年以后的《德国民法典》所采纳，以崇尚抽象概念而闻名于世的《德国民法典》却彻底的抛弃了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而代之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的规定。5其实，抛弃区分理论的根本原因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而传统的实践合同赖以存在的“特定关系”或“特定目的”已经日益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专业化运作模式。

二、混乱的“区分理论”及矛盾的合同立法

我国许多学者为了使区分理论合理化，而致力于对实践合同的含义及存在几种实践合同等问题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的结果却事与愿违：理论上的争议层出不断，合同法条文矛盾辈出。

(一)对实践合同的定义之争

对诺成合同的含义我国理论界的基本观点一致，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6而对实践合同的含义我国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实践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需要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7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践合同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需要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的给付才能成立的合同”。8这两种观点的不同也导致了对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中究竟有几种是实践合同的不同认识。

笔者认为：将实践合同中的标的物的交付视为合同成立的条件与我国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存在冲突。依据我国的合同法，合同的订立过程是由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构成的。当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到达要约人时，承诺生效，合同成立。既然合同已经在承诺生效时成立，又何以交付了标的物时才成立呢;如果将交付标的物之时作为合同成立之时，则在承诺生效之后，标的物交付之前的阶段是否有合同的存在呢?理论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所以笔者认为应将标的物的交付作为合同的生效条件;在承诺生效之后标的物交付之前合同成立但尚未生效。其次，“完成约定的其他给付”理论任意的扩大了实践合同的范围，使许多本来可以通过合意即生效的合同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依据该理论，买卖合同当中的定金的交付即可被视为“完成了约定的其他给付”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买卖合同亦为实践合同，定金未交付则无合同的成立或生效，这显然是对当事人合同自由权利的一种践踏。笔者建议将实践合同定义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须交付标的物才能生效的合同。”

(二)我国合同法中有几种合同是实践合同

由于对实践合同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学者对我国《合同法》有名合同中究竟有几种是实践合同的不同认识。以下笔者将对存在争论的各种合同进行评介。

1赠与合同。在《合同法》颁布之前，我国立法对赠与合同没有具体规定，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可知“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财产的交付为准。”在我国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立法者对赠与合同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存在争论，最终合同法抛弃了要物性与诺成性的争论，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应前款规定。”据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对赠与合同的实践性与诺成性采取了两分法，将一般的赠与合同(不区分书面赠与和口头赠与，但不包括具有社会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原则上规定为诺成合同;而将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9但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未明确规定以赠与财产的移交作为赠与合同的生效要件，所以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2运输合同。关于运输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运输合同一般为诺成合同，但以托运单、提单代替书面运输合同的，因承运人往往需要收取货物并核查后才能签发提单或在托运单上盖章，故这类合同应为实践合同”。10另一种观点认为：“客运合同为实践合同，货运合同为诺成性合同。”1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运输合同为诺成合同，但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12笔者认为运输合同为诺成合同。因为，第一如果认定运输合同为实践合同，则承运人在同意托运而未实际交付货物前，合同并不生效。即使其后对托运人交付的货物不予接受和托运，也不承担违约责任，这样对托运人是极不公平的，会严重影响托运人和收货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样，若托运人不交付货物，即使承运人已为托运作了准备，也不能追究托运人的违约责任，则会影响承运人的营业。将运输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符合了现代化社会中专业化的要求，保护了托运方和承运方的共同利益。第二，提单和客票并不是合同的标的物，而只是运输合同存在的证明，因此不能将提单和客票的交付视作运输合同生效的条件。综上所述，运输合同应为诺成合同。
3保管合同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保管合同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被我国学者公认为实践合同。笔者认为既然将这两类合同归为实践合同则这两类合同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共性，需要法律加以特殊的规定。但笔者却未发现这两种合同之间的内在共性。唯一使这两种合同与其他有名合同相区分的特征是“交付物才成立或生效”，这种共性的缺乏与特征的存在颠倒了因果关系的逻辑性。而且，我国合同法中对保管合同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规定有所不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367条“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为将标的物的交付视为合同成立的条件与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定相冲突，所以笔者建议修改我国《合同法》第367条为“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生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区分的意义何在

多数观点认为区分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意义有二：其一，两者成立或生效的时间及要件不同。笔者认为：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在成立或生效的时间及要件上的不同是“区分论”设置的一种划分标准，不能以这种划分的标准作为划分后所具有的意义;其二，对当事人义务的规定不同：诺成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是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违反该义务便产生违约责任;而在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的给付不是当事人的给付义务只是先合同义务，违反它不产生违约责任，可构成缔约上的过失责任。缔约上的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向缔约阶段的扩展和延伸，其与违约责任之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缔约过失责任违反的是法定的先合同义务，而违约责任违反的是约定义务;其次，缔约过失责任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而违约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只要有违约行为存在，除法律规定的少数免责事由外，行为人一般都要承担违约责任;再次，从责任方式上看，缔约过失责任仅有赔偿损失和返还财产两种方式，而不是像违约责任方式那样多样化。由上述区别可以看出违约责任是比缔约过失责任涵盖性更强的责任形式。对实践合同中违反“交付标的物”义务的当事人应追究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呢?试举例说明：甲乙系好友，双方于2001年7月11日约定由甲于7月21日借给乙人民币10万元，在7月18日双方关系恶化，甲拒绝借钱给乙。在该例中，乙可以依据合同法第42条第3款“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追究甲的缔约过失责任。由于缔约过失责任是较违约责任轻的一种责任形式，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追究甲缔约过失责任与立法者设立实践合同以保护无偿的出借人的立法目的相吻合。但如果乙在甲交付货币之前拒绝借用，甲依据合同法规定追究乙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在这种状况下追究乙缔约过失责任明显不如追究乙违约责任更有利于保护甲的利益，这就与设立实践合同的立法目的相违背。规定以标的物的交付作为合同的成立或生效要件是为了保护出借人和保管人的利益，但这种特殊的保护措施在减轻出借人和保管人的合同责任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获得有效的补救的权利，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理论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在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时，需要将具有共性的客体进行分类和概括以方便于学术研究和更好的指导实践。但在考察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中我们却找不到两种实践合同中内在的共性，触目所及的却是理论的纷争与矛盾的合同立法。当一种分类赖于存在的社会土壤发生变化已经不适应其生存时，我们就不应再停留于对它的缝缝补补，而应勇敢的抛弃它。13

三、取消“区分理论”后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抛弃区分理论，首先应废除实践合同赖以存在的基石“要物性”，因为这种要物性的规定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人为障碍。其次，在废除要物性之后应增加一些具体的措施。我国台湾地区在1999年对民法债编部分的修正中就采取了废除实践合同要物性的措施。14删除了原民法中第465条“使用借贷，因借用物之交付，而生效力。”和第475条“消费借贷因金钱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在废除了实践合同的要物性的同时，新法规又增加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增订第465条规定：“使用借贷预约成立后，预约贷与人得撤销其约定。但预约借用人已请求履行预约而预约贷与人未即时撤销者，不在此限。”及增订第475条规定“消费借贷之预约，其约定之消费借贷有利息或其他报偿，当事人之一方于预约成立后，成为无支付能力者，预约贷与人得撤销其预约。消费借贷之预约，其约定之消费借贷为无报偿者，准用第465条之一之规定。”虽然台湾民法债编的此次的修订中并未最终抛弃实践合同，但笔者认为上述修订足以说明“区分理论”的腐朽与陈旧，应废除要物性代之以具体规定。

其实我国《合同法》对赠与合同的规定也是抛弃“区分理论”的有益尝试。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单方负有义务，受赠人单方享有权利，所以法律曾基于公平的考虑“将交付作为赠与关系成立的条件。”又因为这种对成立条件的限制有诸多弊端，我国《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移转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同时法律为了保护一些特殊的受赠人又在第186条第2款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应前款规定。”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是我国合同法理论领域创造性的开拓。但是，这种规定在保护特殊受赠人的利益时，禁止撤销赠与的规定又过于绝对化。例如：当赠予人自身经济状况恶化或遇不可抗力、意外事件而导致生活困难时，赠予人在此时可能其自身已成为社会中需要救助的人，如果禁止他撤销赠与，则对赠予人是明显的不公平。对此，《德国民法典》中“因生计所须的抗辩”即是可供借鉴的最佳范例。依据该规定：当赠与人所负担的赠与义务损害了自己身份相当的生计或者法律规定负担的抚养义务时可以拒绝履行赠与义务。如我国合同法也采纳这项具体的规定，则法条之内容将更加详备，而对双方当事人也更加公平。

又例如《德国民法典》在借用合同与借款合同之中都规定了“预告解约通知”制度。该制度规定因某些事由的发生，出借人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发出预告解约通知。在借用合同中这些事由包括“出借人因不可预知的理由自己需要使用借用物的;借用人违反合同约定使用借用物，特别是未经出借人同意将借用物交付第三人使用，或者怠于其他应尽的注意义务，致明显危及借用物;借用人死亡。”在借款合同中，则根据发出预告解约通知的期限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利息率。预告解约通知制度的设立一方面保护了出借人的利益，使出借人可以因特定事由的出现而终止合同;另一方面又通过“特定事由”和“利息率”两方面对出借人撤销合同加以约束，从而保护了借用人的利益。而我国合同法却没有类似的制度，笔者建议引进这一制度以完备我国的合同立法。

取消实践合同与诺成合同的区分是历史的选择和实践的需要，在取消区分理论之后，可以在借鉴外国具体做法的基础上，对我国合同法中保管合同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增加一些具体内容，以实现对双方当事人利益保护的均衡和实现公平的立法意图。

⑦ 劳动合同中的承诺协议的法律效力

具有法律效力。复
《中华人民共和制国民法通则》第85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承诺合同，指是以是否交付标的物为合同成立要件的一种合同分类，与实践合同相对应。承诺合同的成不需要交付标的物，只需合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