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塘沽协议
⑴ 对卢沟桥事变的评价和看法
（2013·宜昌）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的标志是七七事变。
（2019·宜昌）卢沟桥曾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为“世界上最好的的、独一无二的桥”。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从这里开始，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是七七事变。
⑵ 蒋介石是不是亲日派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里面都有蒋介石亲日的影子
蒋介石不是亲日派，在塘沽协议、何梅协议里面有蒋介石的表面看着是比较亲日的表现，但他的目的不是讨好日本，目的在于先稳住小日本， 对你内对付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参加塘沽协议、何梅协议的一方面的原因。
⑶ 塘沽协定的影响
塘沽协定等于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合法，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所以协回定签字后，南京国民政府答不敢公开，但仍然被透露并受到广泛的抨击，最终中国方面公布时删掉第三条中的“大致”和第四条中“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一句，还是受到19路军、东北军、华北军通电反对；中共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6月2日，南京国防会议上被指证签定这个协定是“违法擅权”，汪精卫出面“承担责任”。
中国军队在6月上旬完全撤出协定规定的防线，日军撤出第六、第八师团，但将骑兵团留驻玉田，将铃木旅团留驻密云，以“监察中国军队”。为后来发动七七事变准备了充足的力量。
⑷ 请问教科书里面说的塘沽协定算一个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条约吗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丧权辱国倒算是，没看出哪里卖国求“荣”来
⑸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为何不敢公诸于众
1933年初，日军突然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并不断扩大战事，中国军队此次自始奋起抵抗，各战场官兵与敌人作了殊死的斗争。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及其他原因，虽在局部取得一定胜利，最终还是不得不节节退守。在长城抗战进行至5月中旬时，一心忙于内战和消灭红军的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妥协，赴北平谈判，在日方所提原案不得改动一字的条件下，中方首席代表屈辱地签了字，被称之为《塘沽协定》的城下之盟终于产生，并立即生效。
了解完塘沽协定的性质，蒋介石为何不敢公诸于众就不言而喻了。
⑹ 《塘沽协定》是谁签订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委任的全权代表陆军中将熊斌和冈村宁次在塘沽签署的这个协定
⑺ 《塘沽协定》签订后，是谁制造了“冀东事件”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的扩张，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接着，积极策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续“香河事件”后，又唆使在冀东的得力看家犬——殷汝耕，制造“冀东事件”。
早在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县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不归附日本，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殷汝耕则由日本侵略者推荐改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实际上完全被殷汝耕一人掌握在手中。
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
1935年11月15日，殷汝耕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
11月23日，殷汝耕又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有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等人参加的会议上，密商非军事区“自治”。翌日，殷日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非军事区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决定“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冀东之和平”。
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主席”。）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伪“自治委员会”宣布非军事区所属18县以及昌平、宝坻、香河和察哈尔省的延庆、赤诚、龙门，均属“委员会”管辖。12月，伪保安队又占领塘沽并强行将塘沽、大沽划入辖区。殷汝耕自任自治政府政务长官，泄字墨任秘书长，下没民政、财政、外交等5厅。各厅县都聘用日籍的顾问与秘书，所属伪军也聘有日本教官，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
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打着“自治”旗号的殷伪冀东政权，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傀儡政权，它的出笼，使得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于是，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十分愤慨，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乱行经，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该政权，但未得结果。
⑻ 塘沽协定的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挑衅。1932年1月，“积极抵抗”的孙科政府垮台，由蒋介石和汪精卫组成联合的南京政府，他们希望与日本妥协。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关口，宋哲元指挥的国民革命军29军奋力抵抗，但日军仍然攻破冷口、古北口（古北口是由于汉奸带领日军从山路经豁口越过长城包抄才得以攻破的）进入关内。不过由于日本被国联开除，国际声誉下降，日军也希望能稳定一段时间巩固东北。经当时北平政务委员长黄郛和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秘密交涉。最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委任的全权代表陆军中将熊斌和冈村宁次在塘沽签署了这个协定。中方代表自右至左为：徐燕谋、钱宗泽、熊斌和李择一1933年5月30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会晤，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下午4时双方交换全权证书，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
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上午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对中方代表熊斌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
⑼ 《塘沽协定》签订后产生了什么影响
1933年春，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国民党驻守长城沿线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派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从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而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此时被委任为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专员。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的扩张，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攫取了河北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接着，积极策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对中国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续“香河事件”后，又唆使在冀东的得力看家犬——殷汝耕，制造“冀东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