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文诉北大案被驳回

❶ 北大女博士涉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状告母校结果怎样

北京大学女博士于艳茹因涉嫌论文抄袭被母校撤销博士学位一事尚未尘埃落定。

资料图

专家：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处罚过重

“两审判决都回避了实体问题，没有就撤销学位是否具备条件及撤销学位本身是否违法作出确认，而是以程序违法撤销决定。实际上，在北京大学补正程序后，还可以继续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此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法研究中心曾经两次召开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

刘莘指出，从实体分析，北京大学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是不合理的。她说，虽然学术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这给了学校以撤销学位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但是在运用这项权力的时候，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应当对舞弊作伪行为进行区分。

“于艳茹申请学位的时候报了4篇发表4篇未发表的论文，被指抄袭的属于未发表的文章。北大申请博士论文答辩的条件是要有不少于两篇发表的论文，她不罗列4篇未发表的就已够申请博士学位。”刘莘说，被指抄袭的论文和于艳茹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关联，至于涉嫌抄袭，杂志社已公告说明，已给其在学术界带来不利影响。行政处罚法有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放之用于四海，过于严苛不符合人性，也缺乏合理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和撤销的条件应该是对应的，排除于艳茹被指抄袭的文章，她仍旧符合获得博士学位的标准，撤销学位是不合理的。

两次研讨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中的第五条规定均被学者提及。该条规定：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从该条规定来看，于艳茹的行为属于惩罚对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洪雷指出，尽管学位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学位条例制定本单位的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但至少应当与学位条例保持一致。

此外，李洪雷还指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第五条还规定要结合情节、后果和本人的态度进行处理，而对于艳茹的处理没有考虑这些情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则特别重视本案判决书中提及的正当程序原则，他认为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意义重大。他对判决书里说“于艳茹没有申辩陈述的机会”这个说法表示支持。“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正当程序原则，这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过于草率，处罚过重。但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能否恢复，目前尚无官方消息。

继续等着，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

❷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后的生活现状

刘娅娅是刘宝瑞先生的女儿，但刘娅娅不是说相声的。
刘娅娅丈父叫侯燕文。
刘宝瑞先生没有儿子，怹的后代，只有外孙侯冠男说相声。
侯冠男是空政的相声演员，是马季先生的徒弟。

《怹：这个字应该也就是同“他”这个字的 刚才找的资料复制的 本想改过来 用“他”这个字 但感觉这个字真的挺好的 虽然不认识 但想想这个字的意思也跟“您” 这字是一样的 是尊称。所以就没有改。 刘大师的早逝真的是中国相声界的一大损失 相声界能真正称之为单口大王的也只有刘宝瑞刘大师！》

❸ “退学处理”的法律效力及法律救济

“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
对于“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在理解上并不一致。根据传统理论，高校的该类管理行为可归人特别权力关系的范畴或大学自治的领域，①近年来，也有司法判例将与“退学处理”类似的“勒令退学”定性为学校的内部行政行为。②对于“退学处理”法律性质理解的差异，导致了高校校规在制定上的混乱性和随意性，并对于正确认识是否应将高校的“退学处理”决定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
“退学处理”的法律定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校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行为既非学校的内部行政行为或特别权力关系行为，也不应属于高校的自治范围。其法律性质究竟如何定位?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种具有外部处理特征的行政处理行为，也就是《行政诉讼法》上所说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定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长期以来，高校都被定位为一种民事主体。在1986年实施的《民法通则》中，根据高校从事的业务活动，将之归人事业单位序列，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1998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内容上也采取民法上的定位，其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校长为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但高校的法律地位又不仅仅局限于民事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第1款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我国高校在学位授予活动中又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在“退学”制度中，学生一旦被学校予以退学处理，不但要丧失学籍，并且将无法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学校与学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学校行使的是一种教育管理权，并且基于该权力的行使，也对相对一方，即受退学处理的学生的利益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学校行使的这种教育管理权力应为一种公权力，学校与学生之问的法律关系应为行政法律关系。
但是，法律并未明确授权高校可通过“退学处理”的方式限制和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因此，在职权要件上，“退学处理”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笔者以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立法体系还不完善所造成的。如果以此断然一概否定该行为的效力，将造成学校管理上的混乱，反而更不利于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监督手段，规范学校校规的制定，并为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应尽快修改和完善立法，从根本上规范高校的各种管理行为。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述。
“退学处理”的法律救济：
应当对“退学处理”进行司法救济 一般来说，当公民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和非司法途径两种方式获得救济。对于受到退学处理的学生，《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只规定了非司法的救济途径，即：学生对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对于被学校予以退学处理的学生是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该规章中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允许被退学处理的学生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保护其受教育权不受非法侵害，监督和规范学校的管理行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司法权有介人大学管理领域的必要性。传统的“大学自治”理论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大学排斥司法权力的干预设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所谓大学自治，本应限于学术自由相关的事项，但是在这样的口号之下，却有可能出现大学自治权力滥用的危险。事实上，许多与学术自由核心关系过远、甚至无关的事项，常常被利益相关的人主张为大学自治涵盖的范畴。因此，当大学自治权力演变为一种高度特权、损害权利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时，司法机关的有限介入就成为了一种必要。同样，由于特别权力关系排斥了法治行政原理的适用，因而受到现代行政法学的全面批判，为了保障人权、厉行法治，不应当漠视特别权力关系下的人民，如军人、公务员、公立学校、学生的基本权利，而应当规定司法救济，使其成为法治主义保障的对象。 其次，“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为司法审查提供了可能。以往对于学生以学校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常以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但通过上文分析，“退学处理”性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应归于《行政诉讼法》第ll条(8)所规定的受案情形。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校的纪律处分、退学决定或不发毕业证、学位证等决定，均属于具有行政行为效果的行为，对于这些决定不服，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解决，而不宜将其推人民事诉讼范围或置之不理。” 再次，围绕学生被予以“退学处理”而产生的纠纷不断出现，传统救济途径不足以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也要求法院依法提供司法救济。近年来，有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不断产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学校的“退学处理”、“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决定。这其中不乏有对学生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案例，但是，通过传统的申诉途径以期达到改变原处理决定的可能性几乎为。由法院提供司法救济，这也是学生通过法律渠道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最后，已有的法院判例为司法审查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人民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确立了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原则，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在其后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该原则又得以坚持。尽管这些案件的诉讼要求都是要求颁发学业证书或学位证书，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的起因正是由于学校以“按退学处理”的方式取消了田永的学籍。并且，一旦学生被予以退学，其必然后果也是无法取得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可见，对于学生直接以学校的“退学处理”决定为由提起诉讼的，法院也应当予以受理。 综上所述，如果学生对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依《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向学校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的申诉进行复查。学生对复查决定仍有异议的，不但可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也可直接提起诉讼，并且起诉不应以申诉的提出为前提条件。对于起诉，人民法院经审查不存在诸如时效、管辖等问题，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并由行政审判庭加以审理。 结 语 尽管允许就高校的退学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司法救济毕竟是事后救济，不能从根本上规范高校的学籍管理行为，可以说是“治标而不治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高校在学籍管理活动中对学生合法权利的侵犯，有必要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立法进行相关的“立、改、废”。一方面，在国家立法的层面明确规定高校在学生学籍、学位等相关方面的管理权限，确定高校在该类管理活动中的行政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改革现行高校学籍管理的制度，废除行政法规和高校校规中涉及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种种规定，完善学分制管理体系。

❹ 女博士学位被撤起诉北大法院是怎么判的

女博士涉抄袭学位被撤北大败诉了。

1月25日，北京市高院与新京报联合评选的2017年度十大媒体关注案例揭晓，从中选取6个社会关注度及影响较大的案件进行推送，通过回访案件的承办法官或专家学者，将每个案件背后所披露的最为显著的社会问题，作出深度剖析。

因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嫌抄袭，博士学位被北大撤销，于某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撤销《关于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并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法院判决撤销北大作出的《决定》，但没有支持于某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诉求。

主审法官解读，北大撤销于某学位有违正当程序原则，这是败诉的主要原因；但在学位考量问题上，北大作为专业教育机构，可以在程序合法情况下，对是否应撤销于某博士学位一事，再次进行专业的评估和判断。

女博士学位被撤起诉北大

2014年8月17日，新闻传播类知名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称，于某发表在该刊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大段翻译国外学者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甚至直接采用外国论文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

随后，北大开展调查，并于2015年1月9日作出撤销于某博士学位的决定，收回其学位证书。

▲该案判决入选2017年北京法院经典判词。

是否恢复学位由高校判断

案件宣判后，也有声音表示，法院为何没有对于某论文是否抄袭、是否应恢复于某博士学位等问题进行审查？

对此，王茜表示，法院在保障学生权益的同时，也要尊重高校的“初次判断权”。北大虽违反程序正当原则，但于某论文是否构成抄袭、学位是否因抄袭被撤销，这都是属于学校自主权的一部分，在学术认定方面，应留待高校依法定程序自主判断。

此外，该案对实体问题进行判断，也将间接导致于某丧失陈述、申辩及申诉等权利。“法院没有对学位作出最终的判断，就是让学校依法对这个事件，在程序合法的基础上，再次给出判断。”王茜说。

❺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的起诉状谁有发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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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4名学生野浴溺亡家属起诉学校为何被驳回

2016年暑期，1名中学生和3名小学生在辽宁大连金州北大河水库野浴时发生意外，4名学生全部溺亡。事发后，有遇难学生父母将学校、水库管理部门起诉到法院索赔，一审法院驳回了家属的诉讼请求。家属提起上诉，但未在规定日期内缴纳上诉费，法院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

未缴费按撤诉处理

一审宣判后，小峰父母不服，提起上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小峰父母申请减、免、缓交上诉费，经法院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其缓交诉讼费至二审立案之日起两个月，但小峰父母超过诉讼费缓交期限仍未依法缴纳上诉费。近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本案按小峰父母撤诉处理。此外，还有另外两名遇难学生家属也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均被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❼ 概括宪法 民法 刑法和立法法的内容．分别列举违反了这些法则的案例

一看你这样提问题,就知道你相当不专业.

宪法案例:例一：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

刘燕文系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的综合考试；导师认为其博士毕业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并予以推荐；同行专家评议认为其论文也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可以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经过答辩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也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没有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决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决定，作出了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决定，而发给结业证书。由此引发讼案。

本案有许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但在诉讼中原被告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北京大学是一个综合性院校，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机构，而这些专家中只有一人属刘燕文所读学科，即只有这一人能够读懂刘燕文所写论文。换言之，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决定是由一批“门外汉”作出的。198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确定的学位授予体制是，由论文答辩委员会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而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无疑，北京大学的做法是符合《学位条例》的规定的。而刘燕文及其代理人认为，《学位条例》所规定的这一学位授予体制是不合理的，侵害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受教育权。那么，判断《学位条例》的规定是否合理的依据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在地位上和效力上高于它的宪法。因我国的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是否合宪，即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故虽然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法院最终不予以认定。

问题：在根据宪法制定了法律的情况下，当事人在诉讼中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而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当事人的宪法权利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呢?

例二：王春立等诉北京市西城区选举委员会案

王春立等42人为北京民族饭店下岗人员，在下岗期间正逢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选举。民族饭店选区将王春立等42人列入了选民名单并张榜公布，但未发给选民证，也未通知参加选举，致使王春立等42人未能参加选举以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王春立等42人据此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选举委员会的行为违法，同时并要求经济赔偿。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该裁定不服又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中级法院对上诉人的上诉予以驳回。(注：我国选举法和民事诉讼法对选举纠纷只规定了一类案件，即选民名单案件。在选民名单公布以后，某人认为选民名单存在问题，或者认为应当列入选民名单而没有列入，或者认为不应当列入选民名单而列入时，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由选举委员会对申诉作出决定，如果对该决定不服，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即选民名单案件，人民法院在选举结束前作出判决，一审终审。我国所有的法律对除此以外的其他选举纠纷案件的诉讼问题没有作出规定。)

问题：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没有法律具体化的情况下，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无法通过法律诉讼获得救济，(注：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及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从我国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监督权的规定看，人民法院不具有宪法监督权，即人民法院不能根据宪法进行合宪性审查判断。)其应当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呢?如果既不能通过普通的法律诉讼获得救济，又没有相应的宪法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水中月。

此类案件或者事件还有一些，如男女同学读书期间同居怀孕，所在大学依据本校的规定予以开除处分，学校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原则或者精神?夫妻在家中观看黄碟， 公安派出所依据现行相关的规定，进入住宅将夫妻两人带走，现行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宪 法的原则或者精神?等等。

笔者预计，在未来的几年中，涉及宪法问题的案件或者事件还会大量出现。原因在于：(1)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权力优位于私权利，私权利之于 公权力处于服从的地位，甚至是绝对服从的地位。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私权利绝对地服从于公权力的观念逐渐遭破弃。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界限由宪法和法律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衡量而确定，同时，公权力存在和作用的基本目的也是围绕着私权利的更大、更好实现。(2)由公权力优位的观念所决定，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并不遵循“有限政府”的原则，而是本着“便于管理”的原则，这样，就与现代公权力行使的一般要求相冲突。最突出的表现是，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有一些任意性的要求或者说有一些武断的要求和规定。这些要求和规定缺乏正当性和公正性。(3)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一些要求和规定，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并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相抵触和矛盾的。(注：例如，政府在作出一些规定和提出要求时，并不考虑其必要性或者正当性，而是从有利于行政管理出发。由是，一些企业也纷纷进行效仿，在进行招聘时，无端地规定限制性条件，诸如年龄条件、学历条件、身高条件、户籍条件、性别条件等等；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在设计表格时，从来不考虑为什么要当事人填写这些内容，是否有权力要求当事人填写这些内容。)

民法案例:

王某在某地风景区旅游，爬到山顶后，见一女子孤身站在山顶悬崖边上，目光异样，即心生疑惑。该女子见有人来，便向悬崖下跳去，王某情急之下拉住女子衣服，将女子救上来，在救人过程中，王某随身携带的价值2000元的照相机被碰坏，手臂被擦伤：该女子头部也被碰伤衣服被撕破。王某将女子送到山下医院，为其支付各种费用500元，并为自己包扎伤口用去20元。当晚，王某住宿医院招待所时，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服务员借了100元，用以支付食宿费。次日，轻声女子家人赶到医院，向王某表示了感谢。

问：（1）王某与轻生女子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
（2）王某的照相机被损坏及为治疗自己伤口而支付的费用该由谁承担？为什么？
（3）王某为该女子支付的医疗费等费用能否请求其偿付？为什么？
（4）王某向服务员借的100元应当由谁偿付？为什么？
（5）王某能否请求该女子给付一定报酬？为什么？
（6）王某应否赔偿女子衣服损失？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行为.因为该男子对轻生女并没有法律上和双方约定的义务.
第二,三个问题:王某的照相机及治疗费由轻生女赔偿,王某给轻生女垫付的治疗费,由轻生女返还.如她是未成年人由家长承担.
第四个问题:由王某偿还给服务员,然后由轻生女或其家长返还给王某.
第五个问题:针对你所说的案例,是不可以,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前约定.当然轻生女或其家长,自愿给付,那是另一回事.
第六个问题:王某不应赔偿轻生女的衣服损失.理由是:王某的行为是为了轻生女的利益.王某对轻生女衣服的损坏,既不是故意,也没有过失.

刑法案例:

案情如下: 案情：
一.某日，某市畜产品公司职工胡某在擦地板时见财务室的柜子没锁，会计已去水房打水，周围也没有别人，于是从柜子里取出空白支票一张并加盖了印鉴。次日，胡某填好支票，到银行以支取购货款的名义在支票上签上了本公司采购员李某的名字，支取现金人民币2万元。
试问：
1．胡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请说明理由。
2．如果胡某在大街上捡到一张已填好的金额为2万元的支票，马上到银行支取现金，则胡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3．如果胡某窃取了本单位的盖了印鉴的空白支票后，但自己不敢去取。找到其好友王某，对王说：捡到一张转帐支票，请王到银行帮忙取出来。王便到银行冒充某市畜产品公司采购员李某的名义，支取了现金2万元。问对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二.甲在担任某机械厂（集体性质）副厂长期间，利用自己掌握的进原材料的决定权，多次从进原材料的的单位收受回扣，共计40余万元，用于自己购房。
问：甲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为什么？

案例一：1、胡某构成盗窃罪。因为胡某采用秘密方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单位财物，数额较大，已经可以构成盗窃罪。因财物非系胡某利用职务之便取得，所以其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另，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盗窃具有金钱价值的有价证券、空白票证等，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可以构成盗窃罪。
2、胡某冒用他人支票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
3、王某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因为他在明知此票据为他人所有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支取，且数额较大。
案例二：甲的行为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本罪。（刑法第163条）

❽ 民办高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民办高校被学生起诉，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学子们都在“认真地对待权利”并“为权利而斗争”，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们高校在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的问题。
高校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招生方面
受教育权与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及其他的种种原因，这两项基本权利在我国高校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贯彻。就拿平等权来说，众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国各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不一致。当然，要求分数线完全一致的那种绝对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却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为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我国各个省份的教育水平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故像江苏、山东等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高于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应属正常，符合实质正义的标准。但是，对于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发达程度和国家对其教育投入的经费来说，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按照实质正义的要求来理解，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但情况却正好相反。因此，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质正义上来理解，对北京地区考生的高考低分录取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考生来讲都是不公平、非正义的。现在，北京地区高考虽改成单独命题，因此无法与其他省份对比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了，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并不是最终解决公平录取问题的办法。
另外，平等权还要求对所有考生自身来说在录取时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招生时对考生的身高、视力、健康状况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当然，一些特殊的专业对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当的。例如播音、表演等专业对考生的形象、气质、音质等作出要求，染整专业要求考生非色盲等都应属于专业本身性质所要求的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对从性质上来讲对于那些根本无须进行任何特定限制的专业而对考生进行了限制，或仅仅因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就不录取或录取后取消其入学资格，那么高校就会有对考生进行歧视和滥用职权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嫌。
二、对学生管理、尤其是在处分学生方面
目前，在我国教育类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到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有两部规章，即前国家教委分别于1989年与199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定一般都是在以上两部规章的基础上自行制定的。如果有兴趣上各个高校的校园网页去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各高校有关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有的高校在一些处罚性条款——尤其是对学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的规定往往本身就不合法。例如，有高校学生守则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一经发现，给予的处罚是：自动停学一年，回家参加劳动，到期后凭家庭所在地基层组织或父母单位出具的证明回校继续学习。这种变相的“劳教”或“劳改”的规定本身就是违法的，高校根本无权作出这类规定。再如，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有些学校规定，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这里姑且不论高考的过程对考生来说是如何的艰辛，上大学机会对学生来说是如何的来之不易，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对学生来说往往命运与前途毁于一旦，如此规定是否违反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规定本身来说，其实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之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第63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前提应是高等学校的“学校纪律”规定的本身应该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胜诉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规定过严，对学生处理过重。
在高校对学生管理中最经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头疼和敏感的是对大学生偷食禁果的处理问题。虽然在对待是否准许大学生谈恋爱问题上，我国高校普遍经历了一个从严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的转变，虽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堂而皇之地设置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但在对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对待学生中偷食禁果者的处理问题上，高校的态度是十分坚决毫不含糊的，一经发现则对之予以勒令退学或者开除。高校对学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这样的处分，其依据的是《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准则》第8条规定，大学生应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男女交往，举止得体；第13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异性，而《规定》第63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是，对于发生性行为是否属于“品德极为恶劣”或“道德败坏”的问题，有关部门却并没有作出解释，实践中一直是这样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包括被处分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余地。另外，对于“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中的“学校纪律”同样应作如上一段的理解。此外，高校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还涉及到对被处分学生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稍一不慎，很可能会有侵犯被处分学生的隐私权而面临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险。
三、学术管理问题
学术是高校的灵魂、生命和品牌，对于学术管理问题，任何高校都应从严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一个虚假学术泛滥的时代更应如此。但是，实践中高校学术管理自主权与依法治校之间却经常会发生冲突。一般情况下，法律不宜直接干预学术，学术主要依靠高校的自律与学者的良心来维持，故对高校来说，建立保证学者良心自由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出现了良心问题，法律无法解决，但如果高校学术管理的规定本身如果从实体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由于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规定而自身合法权利被侵犯的当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济的请求，那么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想取得学位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毕业论文须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第二关是毕业论文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后，还要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按照《学位条例》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还规定了其下可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因此，从以上的规定来看，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没有专业的限制，实践中其一般也是由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刘燕文诉北大案中，刘燕文的博士论文经答辩委员会通过后，但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因赞成票未过半数，故北大按学校的规定作出不授予其毕业证书及博士学位的决定。但事实上，北大以上规定的本身即与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发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不相符合。该《规定》第33条规定了颁发学位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可见，获得学位并不是颁发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故北大以上规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因此，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北大对刘燕文所作的决定，责令北大依法对刘燕文颁发毕业证书。但对于是否颁发刘燕文博士学位的问题，可能是主审法官认识到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审内行论文制度的荒谬，故在“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的问题上，采纳了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作了一个非常巧妙和智慧的解释，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刘的论文重新予以审查决定是否授予刘博士学位。事实上，对刘的论文，贺卫方教授也坦然承认连题目他也看不懂。因为博士生所研究的东西是非常精、深、钻的，对之真正有发言权的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专家。而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虽然个个都是专家，但对于某一个特定专业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外行。但按《学位条例》的规定，这些外行却有权审查内行的论文并对之作出生死判决，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故贺卫教授主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应改实质审查为程序性审查，笔者认为其建议是符合实际的。
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规定，该校文科博士生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须被sci转载论文三篇以上才有论文答辩资格。重压之下，博士生们必加倍的努力，于是该高校在国内、国际刊物上所发表和被转载的论文数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遥遥领先，该校因此也声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传于是也纷纷效仿，甚至所作出的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问题是，国内核心期刊就那么多，如果让博导们在三年内在同类的刊物上发表那么多文章，可能对相当数量的博导们来讲也不那么容易。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国内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专家、“专业户”所“垄断”或“包揽”。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作出诸如此类的规定，而且扩招政策将使我国的博士数量越来越庞大，最后让这些博士们到哪里去发文章？博士们怎样才能完成这个硬性指标？我想，如果该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的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学术越来越虚假、浮躁和腐败，并因此而制造出更多的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或者是博士们拿不到学位与学校发生矛盾而对簿公堂，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两种结果兼而有之（想起报载钟敬文老先生生前经常语重心长地劝弟子们要少写点东西多读点书的谆谆教诲，实令笔者感慨万千！朱老先生是属于上一代的著名学者，他可能不知道时代已变迁了，如果他的弟子们没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和不能显示出强大的“科研能力”，可能毕业时找工作都成问题啊）。
还有更不理性简直是恐怖的规定！为了整肃校风学风和强化对学术的管理，某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还有的高校硬性规定了该校的博士生在毕业前必须按入学人数淘汰15%！这些规定的荒谬与非理性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教育是所谓的合格教育，其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规定，事实上与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恶果是不但使学生的行为失去了可预期性，将在学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发生那种，用刘大生先生的话来说，对于那些“特招”的明星们、有权有势的“在职攻读学位者”们、官宦子弟们、港澳台的学生及外国留学生们因种种“政策的”及其他的原因都不可能被淘汰，最终被淘汰的只能是像爱因斯坦、哥白尼、布鲁诺、梁漱溟、马寅初、顾准这类的“不听话”的学生！事实上，对比一下当今国内的一些高校纷纷忙于“办班”、变相出卖文凭以及各高校的系主任专心致力于搞“创收”的现状，及一些高校在对待“仕而优则学”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态，所谓加强学术管理之说实属自欺欺人。
作为号称社会良心与社会先导的高校居然会出现以上种种可能只有在为神学所统制的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才会出现的荒谬的非理性的现象，对于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荒谬、浮躁与非理性的现象也就丝毫不觉得难以理解了。写到这里，特别怀念母校吉林大学，当初在母校读书时，母校并没有这一类的规定，而且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几位导师对待弟子视同自己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故在母校读研三年时光中一直沫浴着爱和温暖，充分享受了读书与自由思考的乐趣。不知道现在母校会不会也作出了这一类的规定，上帝保佑千万别有。但母校却终不能免除时下时髦的高校合并的恶俗，五所大学已合并为一所从外表上看去庞大无比的新的吉林大学了。
四、与教师的关系
高校与教师的关系中，容易发生冲突之处主要表现在职称评定、人事流动两个问题上。因为职称直接与工资、住房、福利挂勾（先评上职称对这些就有先占的优势。例如广为我们法律后进者们所景仰的朱苏力先生也曾坦言他过得很累，因为不得不忙于住房等俗务。对北大我不敢妄言，但如果苏力先生在其他的一些高校，因为他92年才入高校工作，因为他除了学术之外可能并没有什么行政职务及“关系”，他的住房极有可能不如学校中的一个可能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专职处长，在一些地方性高校中，甚至还可能不如一个科长），而且还涉及到是否有资格带硕士、博士的问题。当然，成了教授、硕导、博导身价自然就不一样了，君不见有些热门专业的博导们虽然带了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但弟子们一年内却难见导师尊容几次，导师正在国内飞来飞去忙于讲学、“顾问”，大把地挣银子呢。而且一旦成了教授或某某“导”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还从未听说过哪位教授或导师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职称或资格。故发生那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师从未管理过人力资源及导师根本导不了弟子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还会发生南方某高校总务处长被评上博导的天下奇闻。既然职称如此重要，那么职称评定主要看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看“学术成果”，也就是“学术论文”与著作的数量与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于是便造成了我国学术空前“繁荣”与腐败的局面。虽然没有统计数据来证实，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从“拨乱反正”至今才只有区区二十多年时间，但在中国教授、硕士、博士数量应属世界之最这一点上，可能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其数量之和绝对超过一些小国的人口数量。明年开始又要扩招研究生了，可能到时我们“高级人才”的数量又要创世界新高纪录了（中国的读书人身上本来就有着浓浓的“进士情结”，再加上现行体制对学历的要求，其结果就是读书人都在玩命似地忙于“考研”、“考博”，将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考完就忘的外语上了，甚至还发生了博导考博的闹剧。但不考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如果在当今，梁漱溟、陈寅恪是绝不可能进北大、清华教书的，鲁迅好像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吧，想评教授？那绝对是在痴人说梦）。但可悲的是，据报道，就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引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说，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十分之一，而另一则材料则指出我们大学的科研能力不及日本的三分之一！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格非的《欲望的旗帜》、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作品，看看当今学术界的现状，想想那个曾经在一个迷惘少年的心目中如此神圣的教授的形象已变得如此具体而庸俗，只能借用尼采的比喻，悲愤地呐喊一声“教授”死了。
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话题上来。因为职称如此重要，但评职称往往有“指标”限制（中国是“口号”与“指标”的大国，对所谓的“口号”大国的说法，诸位肯定都深有体会，上街去看看，满街都是“口号”。“指标”大国诸位可能不太熟悉，但我们是“指标”大国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动摇的。我们往往做什么事都喜欢事先搞个“指标”出来，在这些事先搞的“指标”中，如钢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等预先确立“指标”是可以理解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但如果过了，也会造成大练钢铁、浮夸风盛行的恶果。但对于“反右”等运动中的对“右派分子”等预先确立指标则显得十分荒谬。现在有的地方规定执法也有“指标”，如规定执法人员每人每年必须完成的最低罚款数额等，于是便有了“处女嫖娼案”的发生），因为职称“指标”的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职称评定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可能是出于为了避免矛盾或其他的考虑，因此职称评定的过程有如按祖传秘炮制灵丹妙药那样秘不示人，最终参评人为什么被评上或没有被评上，及评委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等均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再如人事流动。由于体制的原因，进了高校工作如同进了保险箱。对于庸才，不管其学术、工作责任心等情况如何，是极难清退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优秀人才想流动也极为困难，像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例如鲁迅先生先后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而不必担心“档案”、“户口”等问题，已永远地成了历史。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对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将其“档案”死死扣住，如此一招，如同点住其死穴使其动弹不得。很多高校为了留住人，还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规定。原国家教委1982年发布的《关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第5条规定，“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符合报考条件人员报考，努力为国家输送人才。凡是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生，所在单位应予支持（现役军人除外）。”但是，对于以上的规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对合同期满后提出报考博士申请的教师还予以种种刁难，其做法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更有侵犯报考者依据我国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权之嫌。
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高校来说，在人才流动问题上，应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态度，因为只有人才流动学术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创新，长期静止困守一隅的后果只能造成视野局限、近亲繁殖与滞息的后果。事实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对待人才流动的问题上，只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办理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对于违约者，依造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就可以了。契约应当被遵守在古罗马时代就被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对此，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约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
从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结合近年来高校被诉的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两个问题。
1．由于计划经济年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尚未改变，直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学生管理的问题上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根本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例如报载某位同学在毕业时学校拒不发给其毕业证与学位证，理由是他曾经考试作弊已被取消学籍。当这位同学四处申诉，在国家教委为此专门给该校发文，指出其对该生处分不当之处的情况下，该校的某位负责人却坚持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该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只要考上，学校马上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给他。我实在不知道这位负责人说这话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但从语气与内容上来看，其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从中完成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年代某些行政官员的作风。
另外，高校在管理过程中中往往还缺乏程序观念，例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学校当初对田永的处分决定并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辩、申诉的权利。再如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当初武汉大学因黄政审不合格作出不予录取让其跟读的决定时，亦并未告知黄申辩、申诉的权利和途径，也未告知其“跟读”的具体含义。而且，既然田永当初已被“取消”了学籍、黄渊虎并未“取得”学籍，那么学校就不应该让他们一直在学校读到毕业，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毕业时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处分的程序，直接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于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的规定。而武汉大学对待黄渊虎问题上亦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诉讼中，往往缺乏证据意识，例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在庭审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调取的有关老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学生登记卡等证据，因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诉讼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故法院对之未予采纳。而在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武汉大学庭审中也没有提供对黄渊虎进行政审的记录、决议、及政审后的通报过程等证据。
2．高校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在学位评定、职称评定、研究生导师评定、处分学生、招生等普遍缺乏透明度。尤其是招生方面，透明度更低。现在高考录取招生，一般采用网上录取的方式，减少了腐败的机会。但对于研究生招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19条的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取得入学资格所要求的是 “经考试合格”。这里其规定的是“合格标准”，但对于有数个上了分数线的“合格者”是否必须按名次录取的问题却没有规定。于是，便出现了在考研、尤其是考博时，同导师的“关系”极为重要的情况。甚至圈内人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考博一是考外语；二是考“关系”。而且对考研、考博的考生来讲，因往往只能查到自己的成绩，根本不知道别人的成绩和自己考试成绩在其中的排名情况，权利被侵犯了往往自己还蒙在鼓里。由此带来一个思考是：硕导、博导招收弟子涉及到学术传承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讲当然希望招收那些在性情、品性甚至文风上与自己相投的弟子。但问题是，这毕竟不是自己私人开馆招生，研究生招生属国家教育体制序列，研究生培养占用的是国家的资源，因此，对所有的考生来讲，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应择优录取。怎样在导师的喜好与择优录取方面平衡值得进一步研究。其实对研究生招生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多的是由导师的良心来决定的。但不管怎样，录取的过程应该是透明的。
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常遇到的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对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高校管理的体制不完善以及长期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惯性等原因所造成的。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发展，要求我们不能不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及社会文明开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大学普遍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的形势，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笔者认为，对高校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如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管理体制等，但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确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的理念，努力革除陈弊与积习，使高校真正成为学术及社会良心的诞生地，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和同学）研究学问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

近年来，国内高校频繁地被学生起诉，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两案较为典型，这两个案件亦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法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学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校被学生提起行政诉讼，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外，还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学理论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透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讨的余地。
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对高校的法律性质的定性问题。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但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解释。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对民办高等教育方面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却基本上都付阙如。除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于2001年联合发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两部从条文到所包含的内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规范性文件外，民办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按照《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等院校被命名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产生的程序与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样，而且其注册机构是作为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因此，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较为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办学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民办高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由什么法律来调整呢？其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法》或《合同法》？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合同法》？
其次，在诸问题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民办高校既然属于教育机构就应负起教书育人的义务，就要对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其制订对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参照对公办高等院校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民办高校有没有权处分学生？其处分学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其有权对学生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是否必须返还学生所交纳的部分或全部学费？……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与滞后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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