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军思想

『壹』 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

『贰』 西方现代建军思想有什么启发

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牵头，导致武器的更新，同样使战术的改变，最终改变了军事思内想。容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试验的新式武器催生了很多战术思想和军事思想，对制空权以及海权意识达到了新的巅峰，反过来，思想的变化改变了军事的残酷程度，改变了战术。在无数次的铁血战争中，影响了近代西方军事思想。

所以，启发就是我们正在实行的：科教兴国

『叁』 建军思想是由哪四大要素构成的

这个时期建军思想，主要反映在兵役、军兵种建设、御军和治军等四个方面。

（一）兵役思想

宋辽金元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的兵役制度：宋实行募兵制；辽、西夏、金、蒙古和元实行“壮者皆兵”的全民征兵制。前者，以巩固政权，“为百代之利”为其倡导思想。即通过灾年在灾区大量招兵等措施，来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邵氏闻见录》卷1）的目的。后者，则贯彻战时“举国皆来”，平时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原则。即“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经世大典序录·军制》），以与其游牧民族特点和比较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

（二）军兵种建设思想

“南船北马”是这个时期军兵种建设的突出特点。宋统治区具有建设水军的有利条件，除了重视步兵建设外，还重视水军的建设。其建设水军的目的很明确，即：宋初为了统一江南，统一后为了镇压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南宋时则主要为了抵御金兵南侵，同时也为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为抵御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军队的南进，宋朝统治者对于骑兵建设从思想上也是重视的，但由于缺马致使骑兵一直比较落后。因此，两宋统治者、军事家们都把解决马匹问题作为加强骑兵建设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北方广大的牧区具有大量繁殖马匹的优越自然条件，适应这一特点，辽、西夏、金、蒙古和元的军队基本都由骑兵构成。他们依靠强大的骑兵，取得了对来战争许多重大胜利。这表明，他们不仅在思想上重视骑兵建设，还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与此同时，金、蒙古和元面对南宋强大的水平，也本着“夺彼所长”思想，日益重视水军建设。公元1160元，金海陵王曾命将率领新组建不久的水军从海道攻打临安；蒙古国在忽必烈即位后，曾“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得练卒七万”（《元史》卷161《刘整传》），以备渡江攻宋之用。

炮兵在宋辽金元时期是个新兴的兵种，除金朝在其末年将少量的炮兵加以单独建置外，其他各政权的炮兵均混合编人各军中。两宋虽然没有单独的炮兵建置，但其发展较早。而辽、西夏，特别是金、蒙古和元，由于受到宋的影响和攻宋战争需要，对炮兵建设也逐步重视起来。金军曾使用过的名日“震天雷”的火炮，“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火点著甲铁皆透”（《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这些武器在攻城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御军思想

为了防止自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将帅专权、拥兵自重的历史重演，赵匡胤在其建宋伊始，便把军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作为其御军的指导思想、其主要思想原则是：在中央与地方军人员素质的安排上，遵循“强干弱枝”原则；在统兵机构设置上，依照“互相维制”原则；在军队调动和屯戍上，实行“将不得专其兵”（《文献通考》卷15）原则，等等。辽、金、元统治者同样强调军队要有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辽朝早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就本着中央集权的统兵思想，取消“兴兵合议”的旧习俗，组建直接听命于自己的宫帐军；到辽世宗时，又将军事大权集中于皇帝直接领导下的北、南枢密院。金统治者主张“兵权贵一”，让“兵柄归其内族”（《金史》卷44）。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就创建了以汉人为主的侍卫亲军，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蒙古宗王势力的影响，并按照集中兵权的宗旨建立枢密院、行枢密院统领全国各级军队。

（四）治军思想

宋辽金元时期，各政权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对军队的治理，其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精兵强将思想、严于治军和以法治军思想。重视教育训练及忠君与人和思想。

1．精兵强将思想。宋朝统治者在建军和御军上所贯彻的中央集权思想，对于巩固政权，防止武夫犯上作乱，保持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对将帅防范过甚，也给军队建设带来了诸如冗兵耗食、将帅权轻、兵将分离等损害军队战斗力的消极影响。对此，两宋的一些军事家、思想家有针对地提出一些精兵强将思想。关于精兵，他们认为“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何博士备论·汉光武帝论》），因为“兵以多为累而至于弱”，“兵以少而后强”（《水心别集》卷10、12）。关于锻炼培养强将，他们主张要予将帅以机断处置之权．呼吁君主要信任将领，对其要“举无所疑”，使之敢于决断；提出将要系兵，反对“将无专主”、“士无专统”。辽金无尽管精兵问题不突出，但一些有识之士仍认为“军官数多”，“多则难择，少则易精”；“兵贵精不贵多”，以往“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所致（《金史》卷109《陈规传》）。同时，辽金元的最高统治者，信任将帅，予将帅以机断之权，让将帅“便宜从事”的思想也是相当明确的。

2．重视教育训练思想。北宋经同辽、西夏战争的多次失败，从来仁宗开始，更加重视对军队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从以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用兵欲其便……士卒欲其教”（《武经总要》前集卷2）的道理，要求“凡欲兴师，必先教战”（《百战奇法·教战》）。为了提高官兵的军事素养，宋仁宗、神宗两朝相继开设武学、任命武学“教喻”，由官方出面编修《武经总要》、校定《武经七书》，还设置了专职的训练官等等。并提出训练要循序渐进，要纳人“法制”轨道的主张，同时采取了“分等”训练和奖优罚劣等具体措施。

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教育训练同样受到各政权统治者的足够重视。成吉思汗主张，官兵训练的目标应使军队能够“不感到远征之苦，不知饥渴”，“在平时像牛犊般地驯服，战时投入战斗像扑向野禽的饿鹰”（《史集》第二编）。适应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特点，辽、金、蒙古还大都采用以围猎方式进行军事训练的做法。即通过平时与兽斗（进行狩猎训练），战时与人斗（通过实践进行训练），来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元朝在世祖忽必烈时期，受中原的影响和作战的需要，改变了蒙古国时“寓兵于猎”的传统训练方式，规定水陆之师都要训练。

此外，西夏和元朝统治者，还把忠君及人和思想作为教育将士的重要内容。西夏要求军队必须“忠实为先”（《西夏记事》卷6），即忠于最高统治者；元朝统治者，除了强调蒙古大汗代表天的意志行事，全军要绝对服从外，还在军队中大力提倡人和思想。为了使军队上下一心，具有高度的凝聚力，统治者要求将帅体察和关心部属，做到“知己之疲，知己之饥渴”（《史集》第二编），使军队内部既相识相闻，又互为承责，以维护内部的团结一致。

3．严格治军和以法治军思想。严格治军和以法治军是宋辽金元时期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他们从历史的、现实的经验教训中看到，管理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法纪。这是因为，“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何博士备论·李广论》）。据此，他们指出，“若不行法，何以使人”（《金史》卷2《太祖纪》），强调“军中固当严纪律，而恩德不可偏废”（《元史》卷127《伯颜传》）。他们还认为，要严明军纪军法，就要“赏罚明信”；只有“赏罚公而滥”，才能“号令出而惟行”（王浑《进呈纪皇帝实录表》）。为此，提出以赏“感悦士心，使为国尽力”；用罚以“制其奢糜，禁其饮酒”（《金史》卷44）。为了严肃法纪，他们主张不论职位高低、关系亲疏，都要坚持有功者必赏，有过者必罚。要求“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蒙鞑备录·军政》）。对于那些临阵脱逃、不执行号令者，他们主张必须严惩。有人认为，“凡战，使士卒遇敌敢进而不敢退，退一寸者，必惩之以重刑”（《百战奇法·罚战》）。有的则说，“遇战时号令其下，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大金国志》卷27《粘罕传》）。

基于上述严格治军、以法治军思想，有关的军事法规应时而生。例如，北宋初期的《阶级之法》，仁宗时《武经总要》中的《赏格》、《罚条》，《宋刑统》中的《擅兴律》及南宋建炎初年的《新法》等等，都是有关军事问题的法规条文。再如，蒙古国时期颁布的“训言”和“大札撒”（札撒，意为法令、号令）；元朝《大元通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各项条款，也都是形成了文字的军律、军法。宋和元的军事法规内容广泛而详尽。既有上下关系、军民关系之规定，又有平时和战时的行为规范；既有违犯法纪的各种处罚规定，又有立功受奖的条件及其按功行赏的具体标准。充分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军队治理已开始向“法制化”发展的趋向。

『肆』 美国建军思想的核心

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就是威慑战略。通过威慑来实现不战而胜，通过让敌人确信与美国作战不是战败就是损失惨重来慑止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不敢先发制人，从而获得先发制人的战争主动权和战略主动权。美国构建起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从常规威慑、核威慑、太空威慑到战争潜力威慑，从本国威慑到联盟威慑，从防御性威慑、升级性威慑到报复性威慑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整体威慑。
美国的威慑战略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相威胁，用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科技等手段慑服对手，以达到不战而维护美国利益的目的。防御性威慑就是用前沿部署、高度战备和战略预备队构筑起可靠的防御体系，使敌人确信其进攻不会得逞，从而不敢发动战争。升级性威慑就是使敌人确信一旦发动进攻，战争将逐步升级，得不偿失，从而放弃进攻。报复性威慑就是使敌人确信战争升级后，美国将对其要害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迫使其停战。
点评：美军的战略核心是威慑战略，那中国的战略核心又是什么？如果不是威慑那就是等待挨打后被动反应，或可能是到处进行实战来杀出威风吗？美国在中国周边不停部署武器，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心脏部位，影响着中国的生存大计。而中国却一再表示我们没有也无意威胁美国。这是什么逻辑？即便是这样别人依旧不停部署，也依旧在说－－中国威胁。中国要想得到安全与尊重，就必须对美国的核心部位进行威慑－－美国本土和以色列。威慑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威慑的过程并不影响与美国的合作。反正高技术禁运，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等一直存在，我们不会再失去什么。我称之为－－和平威慑。
我们的大多声明都是“不首先．．．不首先．．．不首先．．．”不仅丧失了威慑和模糊的空间，同时也把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的主动权都交了出去。你这时再去体会－－被动挨打的含义－－你先被动了，挨打成了必然，方感苦涩难耐。
美国的防御性威慑，主体为导弹防御系统，说白了就是心理威慑。吓唬的成分大于实际效果。它打你，让你还手时都不自信。

『伍』 世界上最早把无产阶级建军思想付诸于实践的典型代表是

世界上最早把无产阶级建军思想付诸于实践的典型代表是列宁。

『陆』 扬八旗抑绿营的建军治军思想有哪些

（一）按民族分编，首崇满洲

清代前期，军队是按民族分编的。国家的“经制兵”（正规军）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继承中国北方民族的军事传统，以满族为主体，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队，内部按部族分编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绿营兵是清初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收编明朝降附的官兵和新募汉兵组建的各省地方武装，它是清王朝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下，面对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众多的汉人而八旗兵力严重不足的矛盾，采取以汉治汉政策的产物。除经制兵八旗、绿营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非正规的地方武装，如蒙兵、藏兵、番兵、夷兵等等，也基本上是按民族分编。八旗与绿营虽同为国家的经制兵，统治者对其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扬八旗而抑绿营。由于八旗兵是太祖努尔哈赤亲自创建，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巩固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各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不但粮饷、装备等优于绿营，而且拱卫京师和驻守战略要地等重要任务也交由八旗兵执行。清王朝虽然不得不建立由汉人组成的绿营，但对它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在兵力部署上用八旗兵来监视和控制绿营兵，另一方面在军官的职权和铨选上规定，八旗都统、将军可以指挥绿营官兵，绿营统兵将领却不能指挥八旗；八旗武官不但可以充任绿营汉人的职位，而且直隶（约今河北）以及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绿营中还设有只能由满人充任的满缺。对于八旗兵，清王朝也并不同等看待。八旗之中，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直接统辖，称为上三旗，享有特殊的待遇，如担任御前侍卫任务的亲军营，成员只能从上三旗中挑补，于下五旗中挑取者也要移人上三旗当差；满、蒙、汉八旗，八旗满洲被视为基于，地位最高，八旗蒙古次之，八旗汉军又次之。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清王朝首崇满洲、优待八旗、以满治汉的思想。

（二）兵权归一，高度集中

清朝的军事领导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分权制向集权制转变的过程。后金时期，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与之相适应的军事领导体制带有分权制的特点，由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凡军政大事皆由旗主共议集体裁决，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清定鼎北京后，统治者认识到，必须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以加强皇权。随着王权的不断被削弱，有名无实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终被取消。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虽然总揽了军、政二方面的大权，但它只不过是一个秉承皇帝旨意办事的秘书班子，实际上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康、雍、乾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乾纲独断”。康熙帝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东华录》康熙朝卷91）与此相适应，在王权不断削弱过程中，原为各旗旗主私属的八旗兵逐渐变为国家亦即皇帝的军队，军权由分散趋向集中，皇帝把军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康熙帝曾说：“部院诸事，朕尚与诸巨商酌之，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画。”为了达到兵权归一的目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如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兵部，并无实权，“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一切军务皆由秉承皇帝旨意的军机处办理。为了防止武将擅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王朝一是实行以文督武的方针，即地方军权分寄予总督、巡抚，以文臣总督、巡抚节制武将提督、总兵，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军旅之事，专任武臣，其在直省者以文臣监督，日总督，日巡抚。”（《康熙大清会典》卷93）作为各省绿营的高级将领的提督、总兵，只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督、抚在管区内虽有调兵权，但也要同时奏报皇帝认可。二是不准武将久任一地。康熙帝从吴三桂叛乱的教训中总结出兵权不可令武将久擅的思想，他说：“边疆提镇，久据兵权，殊非美事。兵权久握，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即此观之，兵权不可令久擅也。”他还说：“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耳。”

（三）兵农相分，专于为兵

八旗兵是满族社会特有的军事组织，皇太极在谈到八旗兵制时曾把它与明朝兵役制度进行对比，说“南朝规矩兵民为二，民有常业；兵有常粮；我国兵民为一，出则备战，人则为农，兼以收拾兵器”（《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敕谕副将高鸿中稿》）。八旗兵役制度的特点是兵民合一、耕战结合，这是由当时满族人口少、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入关之后，八旗兵逐渐失去生产职能，不再从事生产，成为常备兵。这种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它又很不彻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兵民合一的传统，当兵披甲局限于旗人狭小的圈子里，成为一种特权，给八旗兵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统治者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却对兵民合一的传统大唱赞歌，说：“设兵之制，历代因革损益，虽互有不同，而其实不甚相远，其出于特创而无所因袭者，则我朝八旗之制是也……其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盖几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非如前代有签派招募充补之烦而后收兵之用也。”（《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一）相反，不少官员和学者充分认识到八旗兵民合一的弊端，以评论寓兵于农为幌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条件，“三代寓兵于农，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后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兵民分为两途，农出粟以养兵，兵用命以卫农，“固分途而各靖”。腐儒不懂得“因时而利用”的道理，称说寓兵于农而不绝，其愚足以祸天下。“农之不可兵也，厉农而以弱其国也；兵之不可农也，弱兵而只以芜其土也”（《读通鉴论》卷17，《简文帝》）。陆世仪（1611~1672）也指出，兵民合与分，要视情况而定，“人习战斗，法令森严之时，宜于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时，宜于兵民分”（《论兵制》，《清经世文编》卷71）。顾栋高（1679~1759）认为，兵民为一，行之愈力，危害愈甚。王昶（1724~1806）认为，治国者不应当承袭寓兵于农的迂谈，而应任良将，驭精兵。乾嘉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姚鼐（1732～1815）则指出：兵民相分是历史的必然，“虽有圣人不能使之复合者，势也”；后世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参战兵力众多，而战争的胜负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决出，这就要求士兵必须具备极高的军事素养，军队应以强军为本，“士卒知战斗而已”，兵农无法兼顾；否则，“兵农两为，战则速败，而田野为芜莱，国何赖此哉”（《议兵》，《清经世文编》卷70）。清统治者中也有人认识到军队只有专于为兵，精于训练，才能有战斗力。然而这一思想并没有真正贯彻到军队建设中去。

（四）骑射为本，振奋精神

对于满族人来说，骑射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种基本的生产技能，又是重要的军事活动。清王朝马上得天下，所以统治者历来都十分崇尚骑射，认为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清朝文献通考》卷192，《兵》十四）。他们重视骑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八旗兵建设的重要内容，乾隆帝曾说，“满洲素习，原以演习弓马骑射为要”，“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另一方面，骑射还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品格，这在和平时期尤为重要。也更为统治者所重视。满族本来有尚武的传统，在长期行师围猎中形成了不怕劳苦、勇敢强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以及和平安定的生活，严重地腐蚀着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统治阶级日益腐败，武备逐步废弛，“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败，不及曩时”。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兵中滋长着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的坏风气。统治者对此十分忧虑，为改变这种情况，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一再谕令八旗官兵要勤习骑射，并特别强调军队建设中的精神因素。雍正帝告诫八旗官兵，要“以柔弱怯懦为耻，以安逸华丽为戒”。乾隆帝则指出：“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他特别强调这种精神因素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说：“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他还一再强调，八旗官兵应为戒贪图安逸、怯懦畏敌、不求上进的坏风气，培养耐受劳苦、不尚浮华、敦崇淳朴、勇往直前等优良的精神品格，以振奋清军的士气。

『柒』 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是（ ）

a、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捌』 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你认为其突出特点是什么建军思

（一） 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1． 无产阶级的战争观
无产阶级战争观主要包括战争的起源和根源、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战争的性质、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和战争的最终目的等。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导师对战争起源和根源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对于战争的本质，毛泽东通过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得出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无非是为了取得或维护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在论述战争与政治关系时，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观点，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而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他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量"作为选择和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认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
对于战争的性质，毛泽东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2． 战争方法论
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方法，这些基本方法，对研究和指导战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具体来说，毛泽东的战争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遵循战争规律研究指导战争
毛泽东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客观物质运动的形式之一，像自然界和其他社会活动的领域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他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既然这样，人们就可以认识战争，把握战争的规律，并通过此去指导战争。
（2）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指导战争
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的一种方法。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成功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例如，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论证了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以及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3） 坚持辩证的观点研究指导战争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指导战争，是毛泽东战争方法论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这种方法包括：着眼特点，具体地研究战争；着眼发展，动态地研究战争；着眼全局，整体地研究战争；着眼实际，客观地研究战争；着眼矛盾，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研究战争。
综上所述，毛泽东战争方法论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切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指导战争，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所在。
（二）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人民军队建设、我军战略战术的形成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法宝。
1． 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民战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战争。人民战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战争的正义性，二是广泛的群众性。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科学，成为我党进行革命战争的基本指导路线，就在于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1）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其人民战争想的基本出发点。
（2）战争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考察战争，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失去了进行战争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例如：辽沈战役中，东北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先后组成了个二线兵团，约30万人，不断补充我军。陈毅同志曾形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3）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之所以成为我军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法宝，就在于他最合理地把进行战争的人力、物力这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革命战争中发挥出最佳的作战效能。在人和物这一战争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一条重要的军事原理，也是我党进行人民战争的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2． 人民战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行人民战争必须要有正确的领导，必须要有革命的政策和措施。我国的革命战争，从星星之火开始，逐步形成燎原之势，最后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首要条件。
（2）以人民军队为骨干。无产阶级要用暴力夺取和巩固政权，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进行人民战争，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作骨干，就不能对付反革命军队的猖狂进攻，人民群众的斗争就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人民战争就难以蓬勃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
（3）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战略后方。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其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组织民主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革命阵地，并以此为依托，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
（4）广泛深入地动员人民群众。人民战争的威力，在于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人民群众参加战争的广度和深度又取决于革命政党对人民群众发动的广度和深度，而人民群众的发动，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才能实现，这是人民战争赢得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三）人民军队思想
1、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严酷现实，使毛泽东悟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他第一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毕生重视枪杆子，视军队为命根，他一生把掌握军权作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最主要手段。
2、创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毛泽东吸取了中外军事家的文韬武略，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治军方略和建军原则。
一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毛泽东认为，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首先要从政治上建军。要从政治上建军，靠的是党的力量，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直至今天，这仍然是我军遵循和坚持的根本原则。
二是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毛泽东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本质特征，是毛泽东建军原则的核心。我军在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长期斗争中，始终遵循这一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三是创立了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我军的政治工作，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形成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
例如：在平津战役中，北京能够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瓦解敌军原则正确使用的典型。当时，以傅作义为首的55万国民党军队盘踞京津地区。如果硬打，只能是城毁人亡，其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高瞻远瞩，一方面在军事上兵临城下，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一方面开辟第二条战线，进行政治瓦解。最后迫使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古老的名城丝毫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简单地说，是指毛泽东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它是毛泽东高超战争指导艺术的总结，它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十分精彩的部分。
1、立足全局，审时度势
立足全局，审时度势，是毛泽东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第一个原则。不考虑长远利益的人，就不能策划好眼前的问题；不考虑全局利益的人，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谋万世"、"谋全局"，就是全局观念，就是战略意识。
例如：1947年上半年，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处境日益不利，但同我军相比，其兵力、兵器仍占优势。蒋介石决心不变，继续贯切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加强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力求迅速解决这两个战场的问题，再行转兵其他战场，以达到最后摧毁解放区、消灭我军主力的目的。蒋介石的这一"哑铃"战术，棋着不为不高，用心不为不绝。
从受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来看，形势也相当严峻。山东解放区已大部被敌占领，只剩下胶东半岛的片偶之地；陕北方面，胡宗南的25万大军已占领延安，毛泽东率领着中央机关和警卫人员组成的小分队，经常被敌人追击，爬山越岭、风餐露宿。可就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不过黄河。他目光敏锐，审时度势，对全局作了透切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时局将要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军事形势在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抓住影响整个战争全局的重要关节，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胸有全局，高瞻远瞩，而各路大军指挥员又能创造性地贯切统帅部的意图。刘邓大军为了全局的胜利，面对着4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刘邓大军占据大别山，东震南京，西挟武汉，南控长江，北瞰中原，象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的心脏。象这种战略全局上的出敌不意的进攻行动，在战争史上是绝无今有的。三路大军突破黄河以后，与国民党主力逐鹿中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拉开了大决战的序幕。
2、灵活用兵，因敌制胜
我国历代有作为的军事家无不重视灵活地使用兵力。兵圣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宋代军事家岳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些名言，都强调了要根据敌情的变化和战场的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
毛泽东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作灵活。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和他指导战争的实践，灵活用兵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1）因时用兵。所谓因时，即天时，指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战场情势变换无穷，战机稍纵即失。因时用兵，要抓住战机，分秒必争；定下决心要当机立断，切不可犹疑寡断，贻误战机。
（2）因地用兵。战争指导者不仅要巧借天时，还要会妙用地利，根据战场环境摆兵布阵。解放战争时期，首先发起辽沈战役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辽沈战役战役打响以后，我军先克锦州、再歼廖耀湘、后取沈阳和营口。辽沈战役，我军历时52天，歼灭了卫立煌集团38个师47万人，取得了我军第一次战略大决战的伟大胜利！
（3）因敌用兵。解放战争，对国民党军队作战，我军多以大兵团决战，一次歼敌几万乃至几十万人。但到了朝鲜战争时期，美军有强大的空中优势，且战术上采取集团滚进、齐头并进。尤其是作战初期，遭到几次惨败以后，变得谨慎小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此，毛泽东变换战法，采取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最终将美和南朝鲜的军队控制在三八线以南，并签订了板门店协定。
（4）因己用兵。毛泽东因己用兵，有两大要则：一是择其优，避其弱；二是知人善任，择优选将。毛泽东对其统领的将帅知仁善任，非常了解，非常信任，除委以重任外，还赋于其指挥决策权。而各路将帅都能根据毛泽东总的战略意图，临机处置，灵活指挥，在各自统领的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
（5）因势用兵。势指态势、气势。简明地说，"势"是"形"的运用，也就是军队实力的发挥。因势用兵，要因势而乘，因势而动。毛泽东向来重视谋势，三大战役结束后，我军控制了大半个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已基本解放。这时，国内外许多人提出了穷寇莫追，划江而治的主张?quot;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吸取了项羽未能乘势击败刘邦，纵虎归山，最后落得霸王别姬、自剔乌江的教训，乘势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毛泽东一声令下，于1949年4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突破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70万大军防守的长江天险。以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对敌实施战略追击，夺南京、战上海、攻武汉、取重庆，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各省，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3、集中兵力，运动歼敌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提出?quot;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例如：
（1）重点用兵——牛刀战术。即要想集中兵力，必须重点用兵。
（2）是后发制人——猫盘老鼠战术。意思是说，同强大的敌人作战，要象猫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盘的过程，就是调动敌人，将肥的拖瘦，瘦的拖疲，疲的拖垮，使其由强变弱。尔后集中兵力，加以各个歼灭。
（3）是击其要害——虎口拔牙战术。先弱后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并不排除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打"强"敌。打敌要害，往往能够取得全盘皆活的效果。
（4）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 叫花子打狗战术。
古今中外，聪明的军事家都力争打运动战。在毛泽东的著作里，军队的机动被他简单地称之为"走"。毛泽东善打运动战。为此，西方军事界称毛泽东为"东方运动战的大师"。还有人称毛泽东是以走起家的统帅。
战争不仅是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双方智慧的较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的精髓。
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从不按常规办事，他的办法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战争年代，我军除济南战役等少数战例外，大多是运动战。如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的四渡赤水河战役、三次反围剿战役，都是运动战。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运动战规模越打越大，从几万人的仗发展到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军队参加的大战役。毛泽东说："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玖』 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

选A。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核心，根本原则。要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拾』 哪次会议首次确立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建党

古田会议成功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内容丰富，核心部分是开篇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古田会议是我党建党建军的光辉里程碑。

古田会议是红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然是人民解放军行动的基本遵循和原则。(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因此称为是党领导下的军队 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则是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的内容和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