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创造物

⑴ 谈谈人工智能创造物也是否应该考虑道德问题

人工智能本身没有道德观念
但是创造人工智能的人应该有道德观念，让其用在正途
望采纳

⑵ 为何人工智能在汽车行业开展如此艰难

当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第三次发展浪潮汹涌而来，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上至联合国文件、大国战略，下至智库报告、报纸杂志、社交媒体，都充斥着人工智能的相关信息，人工智能俨然已成为世界焦点议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工智能的新一轮发展浪潮会受到如此关注？它与历史上出现的重大技术究竟有什么不同？本文认为，此次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之所以受到世界广泛关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诸多不同以往技术的独特特点，可总结为下述四个方面。

自主性

从本质上看，自主性（autonomy）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特性。自主性、智能化是与人工智能相伴相生的两个概念，正是自主性的不断提升才能助推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如今，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化战争等与“智能化”相关的词汇层出不穷，“自主性”更是屡被提及。例如，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2017年发布的《勾勒武器系统自主发展蓝图》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保罗·斯查瑞近期出版的新书《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等作品都聚焦人工智能的自主性特征。不同于传统的机械自动化，人工智能所具有的“自主性”特征意味着机器可以通过算法和大数据进行自主学习进化，甚至不排除演化出“自我意识”的可能。一般而言，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与“自主性”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与人的介入程度则呈负相关。自主性越强，智能化程度越高，所需人的监督和干预越少。

快速进化性

从升级能力看，人工智能具有其他技术甚至人类难以比拟的在训练中快速进化升级的能力。以围棋领域为例，在AlphaGo击败李世石两个月后，AlphaGo升级版Master豪取60连胜，横扫人类围棋界翘楚。再过一个月，采用强化学习算法的AlphaGo Zero 零基础起步，在三天内与自身对弈490万棋局，并以100：0的成绩击败“前辈” AlphaGo，足见人工智能的学习进化能力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人工智能的快速进化能力意味着传统的“列装—损耗—报废”模式将被颠覆，只需局部更换零件，关键系统则会在训练中不断升级进化。根据未来学家库兹韦尔的“加速回报定律”，人类社会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进步也会越来越大，人工智能将在2040年引发智力爆炸，这也反映出了人工智能的快速进化性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还具有系统复杂性。人工智能算法是一个“黑箱”，这意味着哪怕算法设计者本身也不能完全了解其工作机制和准确预测其行为后果，即可预测性和可解释性很低，这为人类运用人工智能带来了很大隐忧。例如，设计者和用户可能无法准确预测自动驾驶汽车何时将改变车道或进行其他操纵行为。现实中，2012年，金融交易公司奈特资本集团因财务故障而瘫痪，导致他们的算法在45分钟内执行了400万次错误交易，导致4.6亿美元的损失。由此可见，拥有快速进化能力的人工智能既可以是“阿里巴巴的宝库”，也可能成为“潘多拉的魔盒”。

结构性去劳动力化

从影响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结构性去劳动力化，即“机器取代劳动力”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显著特征。这种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带来新产业革命和经济结构调整，使原有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社会劳动力需求发生偏移，由此产生“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的“机器取代人力”的特性使得现有的人力工作岗位削减，由此可能带来大规模失业的风险。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此次产业变革是不同以往的？因为它涉及到了之前机器无法做到的层级由低到高的各类任务，低至流水线上的重复工作，高至决策分析、艺术创作等原本只有人类智能才能企及的工作。

诚然，以往重大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也会不同程度导致旧有行业劳动力的转移。比如汽车的风行使马车行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马车夫可转行成为汽车司机。但此次人工智能新一轮发展浪潮明显指向各领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也自然带来了去劳动力化。比如，无人驾驶技术的日益成熟将可能打碎世界上庞大司机人群的“饭碗”。当然，新技术的出现也会带来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创造包括研发、使用、监督、维护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工作，以及应对人工智能带来范式转换所产生的相关工作，比如为无人驾驶进行设计的城市规划者、人工智能介入网络安全所产生的法律从业者等。但是这些新出现的工作能够在数量上弥补结构性失业狂潮吗？目前我们还无法断定，但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美国白宫发布的《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研究报告就预测，在未来的10到20年间，美国现有工作的47%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现有工作岗位也无疑会受到人工智能去劳动力化的强烈冲击，如何应对或将到来的失业狂潮成为各国不得不前瞻思考和应对的重大问题。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具有区别于历史上出现技术的诸多显著特征。其中一些特点虽然在以往出现的技术中或多或少也涉及一些，但这次浪潮无疑更为明显和彻底。自主性和系统复杂性是其核心特征，广泛适用性、易扩散性和快速进化性是其在适用范围和传播升级能力上的突出特点，而智能化和结构性去劳动力化则是其带来的显著影响。拥有这些特征的人工智能技术既有促进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军事赋能等积极影响，也会给人类社会的安全、法律、伦理带来严峻挑战。正如约翰·桑希尔在《金融时报》撰文所言：如何将人工智能的积极贡献最大化，同时将有害后果控制在最低范围？这个问题考验着人类的整体智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公共政策挑战之一。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企业、科学家共同体等社会各界都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和有效引导控制，使其成为人类“最好的发明”而非“最后的发明”。

⑶ 智商的黑历史：为什么人类会恐惧人工智能

20世纪后半叶，我在英格兰长大。那时，智商的概念已经火了起来。人人都在谈论——最重要的是——和测试智商。到了11岁的时候，整个国家成千上万的同龄人都会被送到一个仿若桌子形状的大厅，参加被称为之“11+”的IQ测试。整个测试不到一个小时，测试结果将决定哪些孩子会去读语法学校，以期为之后的大学和职业生涯做准备；哪些孩子命中注定会去读技术学校，然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哪些孩子应该被送去读职业高中，接受基础训练，然后成为一个低端的手工劳动者。

智商能够像血压或鞋码一样被定量测试，这种做法直到我参加测试的时候才只有区区100年的历史，而测试结果会决定我在世界中的位置。然而，智商可以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这种观念却要久远得多。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整个西方思想史，从柏拉图的哲学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政策。说一个人聪明或不聪明，决不仅仅是在评判他/她的心智能力，而是在论断他/她有资格做什么事情。换句话说，智商就是政治。

有时候，对智商高低的重视是有道理的：我们都希望医生、工程师和官员不是傻瓜。但过于重视智商的作用却是有负面后果的。一旦通过智商判定一个人能做什么，其他人就会利用这个人的智商水平——或假定这个人智商很低——来对待他/她。贯穿整个西方历史，那些被认为智商较低的人，成了智商论断的牺牲品：被智商更高的人殖民、奴役、绝育和杀害（事实上，如果算上非人类的动物，低智商动物常常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事实上，这是一个老故事，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但随着人工智能（AI）的崛起，这个问题在21世纪以有趣的面目重新出现。近年来，AI研究获得了显著进展，很多专家相信，这些技术突破很快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麻烦。专家们在恐惧和兴奋之间来回摇摆，有些甚至在Twitter上把AI视为是人类的“终结者”。为了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担心AI的威胁，以及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把智商理解成是一个政治概念——尤其是，在关于智商的漫长历史中，它一直被当作是（高智者）统治（低智者）的理由。

“智商”这个术语本身从未在英语哲学家中流行过。它在德语和古希腊语言中都没有直接的对应词汇，而这两种语言都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伟大语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英语哲学家们对智商没有兴趣。实际上，他们非常沉迷于对“智商”的研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沉迷于“智商”的某一部分：狭义的理性或者合理性。随着当今心理学学科的崛起，“智商”这一术语失去了在流行话语和政治话语中的传统涵义，而被当成一种专门的知识被人们所研究。尽管今天很多学者呼吁人们要更加宽泛地理解智商的概念，但理性仍是智商的核心部分。因此，当我谈论智商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时，我肯定会涉及到前人是如何看待和使用智商的。

智商的故事始于柏拉图。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赋予了思考以极高的价值，他（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断言，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柏拉图从一个深陷神话和神秘主义的世界中跳出来，讲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人们可以通过理性或者通过运用今天所谓的智商，获得关于现实世界的真理。这让他在《理想国》中得出结论，最理想的统治者就是“哲学王”，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正确理解事物的真相和秩序。所以，他推论说，最聪明的人应该统治其余的人——这就是一个理性的精英社会。

这个观点在那个时代是革命性的。雅典人已经在运作民主制度了——由人民统治。但是，要成为人民，你必须是一个男性公民，而不必非得是一个聪明的人。而在其他地方，统治阶层由世袭的精英（贵族政体）组成，或者，统治者是那些相信自己获得了神圣天启（神权政体）的人，或者，是那些最信奉强权暴力的人（独裁政体）。

柏拉图的新奇思想被他之后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其中就包括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直是一个重视哲学实践和知识分类的思想家。他接受了理性至上的思想，然后把它用于建构一种他所信奉的自然社会等级。在《政治学》这本书中，他解释道：“有些人应该成为统治者，而其他人应该成为被统治者，这一观念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很有实践意义。从人们出生之时起，有些人注定成为顺从者，而有些人注定成为统治者。”统治者的特征是，他们拥有“理性能力”。受过教育的男人最有理性能力，因此，他们应该很自然地成为女人的统治者，成为“那些使用自己的身体做苦工的人”的统治者，成为“天生就是奴隶的人”的统治者。顺着等级的梯子，更低一等的自然是非人类的动物。它们完全没有智商，因而，“被人类统治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因此，在西方哲学的早期，人们将高智商的人等同于受过教育的欧洲男性。这成为男人统治女人、低等阶层、未受开化人群以及非人类动物的理由。尽管最初是柏拉图提出了理性至上原则，并将它置于一种相当拙劣的乌托邦之中，但仅仅一代人之后，亚里士多德就将劳心者统治劳力者当成了一条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则。

可以说，过了两千多年，这些哲学家所设定的思想火车仍然还没有脱离轨道。当代澳大利亚哲学家和保守主义者Val Plumwood认为，古希腊哲学巨匠所提出的一系列相关的二元论持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某些二元对立的类别，比如，聪明/愚蠢、理性/感性、心灵/身体，或清晰或隐晦地与其他二元对立的类别，比如，男人/女人、文明/原始、人类/动物，有着密切关联。这些二元论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位于更大范畴的二元论之内，亚里士多德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那就是统治/顺从、主人/奴隶的二元论。总之，这些思想构建起了统治关系，比如，父权社会或者奴隶社会，而这种关系成为了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近现代西方哲学通常被认为是从二元论者勒内·笛卡尔开始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笛卡尔甚至不认为非人类的其他动物的智商具有从高到低的连续谱系。他声称，认知能力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他的思想反映了超过一千年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后者认为智商是灵魂的属性，是至高者的灵光一现，只有那些信奉上帝的人才可能拥有这种能力。笛卡尔推论说，自然世界毫无心智可言，因此，也缺乏内在价值——这种想法将问心无愧地虐待其他动物合理化了。

智商定义了人类，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启蒙运动时代。伊曼努尔·康德，这一自古希腊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哲学家热情地拥抱这种思想。对康德而言，只有理性创造物才有道德地位。理性存在被称为“人”，并且以“人自身作为目的”。另一方面，非理性的存在“只有相对的作为工具的价值，因此，被称为事物”。我们可以对事物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根据康德的思想，理性存在——今天，我们会说是智能存在——有着无限的价值或尊严，而非理性或非智能存在则没有价值或尊严。他的论证更加精妙，但最终他还是得出了跟亚里士多德一样的结论：现实社会存在着自然的主人和自然的奴隶，而是否具有智商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这种想法后来被扩展开来，成为殖民逻辑的核心。该逻辑论证如下：非白人没有白人聪明，因此，他们没有资格统治自己和自己的土地，因而，摧毁他们的文化，夺下他们的土地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一种义务，一种“白种男人的负担”。此外，由于智商定义了人类，而殖民地的人智商更低，他们就更少有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完全享有人类的道德地位——所以，杀害他们或者奴役他们完全没有问题。

同样的逻辑也被用到了女人身上。女人被认为过于轻浮和感性，不具有“理性男性”所享有的特权和能力。正如历史学家Joanna Bourke在伦敦伯克贝克大学所说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妇女的法律地位甚至不如被驯养的动物。也许这种情况毫不奇怪，因为自从智商测试被发明以来，几十年间，这种测试不但没有颠覆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反而夸大了男女之间的智商差异。

Francis Galton先生通常被认为是心理测验学——测量心智的“科学”——的开创者。他受到表亲查尔斯·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1859）的影响，相信智商是遗传性的，可以通过选择性繁育得到提升。他决心找到一种方法，用以科学地辨别社会中最聪明的一群人，鼓励他们相互交配繁衍。出于种群质量的考虑，智商低下的人不应该被鼓励生育，甚至应该被阻止生育。于是，优生学和智商测试同时诞生了。接下来的几十年，欧洲和美国有相当多的妇女因为智商测试得分不高而被迫绝育——仅在美国加州就有2万个案例。

历史上，有些最残暴的罪恶行径正是打着人种（智商）优劣的旗号进行的。然而，（狭义的）理性统治一直不乏批评者。从大卫·休谟到弗里德里希·尼采，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再到后现代主义，很多现代哲学思想挑战了那种传统的思想：我们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聪明，并且，智商是人类的最高美德。

尽管高智商的精英们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只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进入某所学校或某个专业领域，比如，英国公务员机构（UK Civil Service），需要智商测试，但其他领域则强调人所具有的不同品格，比如，创造力或企业家精神。尽管我们希望我们的官员们都很聪明，但我们没有必要总是选择那些智商测试得分最高、最聪明的政治家（然而，即便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民粹政治家也仍然觉得有必要宣称，他的内阁成员们的“IQ得分是目前为止历史上最高的”）。

很多评论家根本没有发现隐藏在智商概念背后的权力体系，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攻击政治体制上，这种体制让白种男性精英攀上了政治山峰的最高点。我所参加的“11+”测试就是这样一种有趣但却相当可疑的权力体系，它试图从所有阶层和宗教信徒中把聪明的年轻人发掘出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智商选拔出来的年轻人大多来自条件优渥的家庭，也即，白人中产阶级。通过选拔，这些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社会地位和优势就再次得到了确认。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智商的概念经常被用于为某类人群的特权和统治地位作辩护。当我们回顾这一现象时，毫不奇怪，我们会对即将充斥于这个世界的超级聪明的机器人感到恐惧。

在《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中，作者设想了机器人反抗人类的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机器人会起义了。如果我们习惯于相信，最聪明的事物应该占据社会的最高位置，当然，我们就应该想到，更聪明的机器人将使人类变得多余，并把人类扫到世界的最底层。如果我们习惯于相信这样的观点：智商更高的人可以正当地殖民并统治智商更低的人。那么，很自然，我们就会担心比我们更聪明的机器人会奴役我们。如果我们以智商高低作为权力地位和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那很容易理解，我们一定会将超级AI视为人类的威胁。

正如生活在纽约的学者和技术专家Kate Crawford所说的那样，智商的特权叙事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白种男人普遍对超级AI感到忧心忡忡。其他人群已经被人类自我认定的高智商人群统治了很长时间，至今，他们仍在为反抗现实生活中的压迫者而努力。另一方面，白种男人习惯了高居食物链的顶端，如果新生事物在他们最有优越感的地方超越了他们，他们将是损失最惨重的一群人。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所有关于超级AI的担忧都是毫无根据的。在如何使用超级AI方面，确实存在着真实的风险（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利益）。然而，如果我们担心的是，比如说，机器人会像欧洲殖民者镇压澳洲土著那样镇压人类，那这决不应该成为我们对超级AI最担心的问题。

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人类如何使用AI，而不是AI自己能做什么事。我们人类更有可能利用超级AI来对付人类自己，或者过于依赖超级AI。有一个关于AI学踢足球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机器人把我们踢伤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教会了机器人踢球的意图，但还没教会他们踢球的方法，而不是因为他们故意想要毁灭我们。人类自己的蠢笨，而非人工智能的蠢笨，仍然是智商世界最大的风险。

如果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智商，如何看待AI的崛起就是一个很有趣、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柏拉图相信，哲学家应该被人们抬上国王的宝座，因为他们天生就喜欢思考如何统治他人。而其他思想传统，尤其是来自东方的传统，则认为聪明人是视权力为虚浮之物的人，他们试图摆脱日常事务的琐碎和麻烦。

想象一下如下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最聪明的人不是自称有权统治他人的人，而是偏居一隅打坐冥想的人，将自己从世俗欲望中解脱出来；或者，如果最聪明的人是那些重回现实世界，传播和平和启蒙思想的人。我们还会担心机器人比人类更聪明吗？

⑷ 人工智能的利与弊辩论

利

第一，人工智能让人类生活更美好。例如，人工智能的医疗应用惠及大众。我们医生或许难以保持最新治疗方案和方法，也无法了解所有医学例案。人工智能可以在短时间内分析大量数据，精确判断病症，并找到最佳的治疗方案，为人们提供最好的治疗。再说，先如今已经被广泛运用的无人驾驶不仅减轻了人们的负担，更是大大降低了事故率。再比如说，如今苹果系统的SIR手写版系统、生物识别系统都是人工智能的应用，都让人类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第二，人工智能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类进一步解放。人工智能应用后，各行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人类财富以几何形式快速增长，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将人类从重复的、无意义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高危险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从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领域中去。人工智能也让人类突破得以发展的瓶颈。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探索外太空、山海冰河这些人类无法企及的地方，可以让复杂的大数据得到高效的分析与合理的运用，让人们探索到更深层次的知识。所以人工智能使人类超越了自己本身的局限，实现了人类的进一步解放。

第三，人工智能推动了人类的理性进步，可以反过来促进人类的发展。人工智能研发过程的本身就具有研究人脑认知与功能的需求和特性，而使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就学习了学习的方法，从而增强人类的逻辑思维能力。人工智能更新了人类应对问题的方法，比如依靠大数据的分析，沃森医生可以提供对病人伤害最小的、全新的治疗手段和技能范围。比如，从而丰富人类应对各种问题的方法。人工智能也拓宽了人类知识技能范围，比如，人工智能根据对大数据分析得到各种新知识、新信息，使人们难以预测的洪水、地震等灾害的预报的精确程度大大提高，使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约束变得更强大。

弊端

首先，当前高度发展的是弱人工智能。而高度发展弱人工智能全方位对人类发生异化作用。异化作用最早源于马克思，是这样的，人的创造物同人这个主体相脱离，不仅摆脱了人的控制，而且反过来对人类进行反控制，违背人的意愿，从而成为奴役人、支配人的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难道这样的发展是人类所想要看到的吗？

其次，对方讲到失业潮，很好，我要告诉你，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潮比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失业潮完全不一样。它带来了失业潮，但是最可怕的是人工智能它自身产生足够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人类不被人工智能供养着。人工智能供养着人类，人类达到马斯洛理论当中的基本需求，人类真的还有动力去追求更宏伟的目标吗？他们还有动力去追求自我实现吗？还是只是纯粹整天无所事事，而醉生梦死。

最后，根据人类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强人工智能的特性，即使人工智能毫无毁灭人类之心，它们也会由于人类的……（差二字）而逐渐发展，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发展到时候使它们逐渐、渐渐取代它们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