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
1. 请问关于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心得体会
内容预览： 城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版转移，二是由分散式居权住向高密度聚居转变，三是经济活动向城镇集聚。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又新在哪里？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一是均等化待遇：让农民进城“进的来、留得下、有尊严”。要突破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名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支付机制，实施居住证制度，实现“一证通”。二是土地征收：从“被代表”到“带资进城”。出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在往常的土地征迁当中，农民缺少话语权，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体制缺陷。农民没有参与土地……
2. 新型城镇化有何作用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
一、以人为本,提供适合农民工的生存空间。
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核心就是人。
农民工进城，这就是城镇化的过程，只有他们进来了，在城市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合适的工作岗位，生活下去了，赚到钱了，这才是城镇化。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并不是单纯的让农民进入城市，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才是这个过程的核心。
二、城乡一体，新型城镇建设就是把城市服务和田园风光结合起来。
三、就地城镇化，有产业依托，市民化的农民才能安居乐业。
解决好进城农民工问题，建设好新区新城，都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但是，在短期内，要把所有农民集中到大中城市，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只有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着力推动大中城市优质资源向中小城镇乃至中心村延伸，鼓励农民向中小城镇集聚，多数农民就地创业安居，采取农村“就地城镇化”途径，这才是适合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建设田园城市，就必须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起来了，新的农业起来了，当地居民都不用出去打工了，那就在当地打工了，城市化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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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措施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若考虑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镇的因素，则差距更大。差距也是潜力。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任务紧迫而艰巨的情况下，多方着力，挖掘城镇化的潜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一要以人为本，加快农民工等城市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产物，这一群体已达到2.53亿人（2012年）。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不少措施改善农民工境遇，但由于涉及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许多农民工还是难以较好地融入城市。
接下来，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工等群体创造更多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机会;要持续加强保障房建设，为农民工等群体在城市安家提供基本条件;要大幅提高农民工社保水平和覆盖面，减少其在城市落户生活的后顾之忧;要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财政保障，使其与市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二要统筹城乡，促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镇化的基础，时刻不能放松;广大农村地区即使再经过二三十年仍将有数亿人口居住，丝毫不能忽视。因此，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以城带乡”的城镇化，要大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要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分享更多收益：要进一步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确保粮食等农产品供应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要大小并重，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当前许多城市面积急剧扩大，而管理服务水平则相对较低，不少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缺，而人口仍在不断涌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由于经济实力较弱、公共服务不足而发展迟缓。
据统计，目前我国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接下来，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一方面则要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引导产业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合理布局，降低城镇化的门槛，避免形成畸大畸小、畸重畸轻的城镇格局。
四要集约节约，在资源能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推进城镇建设。我国规模庞大的城镇化既是空前的机遇，也必将伴随资源环境的巨大挑战。以土地资源为例，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面积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幅度，城镇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显然，若继续以类似方式使用资源能源，我国城镇化将难以持续。为改变这一现状，要尽快推进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使其能合理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要鼓励引导形成循环利用资源、节约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和产业体系;要加快节能建筑发展、推动新能源的普及应用，使我国城镇化走上绿色、低碳的健康发展之路。
毫无疑问，我国城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毋庸讳言，我国城镇化还存在着很大不足，但只要我们把握住新型城镇化的方向，采用日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全力推进，相信城镇化一定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生活的巨变，也给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4. 如何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1．强化服务导向，引导城市自发的生长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城市人口的集聚。新移民（外来人口、农村人口）抵达城市之后的首站栖息地通常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相比西方国与国之间移民的流动，我国的“城中村”容纳的主要是本国“移民”，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在将近7亿城镇人口里，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市民，即“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在城市中暂住在“城中村”。数以亿计的人口外迁，在农村留下“空心村”。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撑起了城市的经济。城市要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就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合其消费特点和消费能力的住房、设施和服务，促进外来人口向城市市民转化。“城中村”是乡村移民成为城市一员的第一站，也是必要的一站，我们不能恐惧它的产生，只能容纳它的到来。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与城镇化的英国，其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更新极具代表性。在城镇化初期，工业的空前发展，吸引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匆匆建立的住宅、工厂和服务设施成为后来的“旧城”和“内城”，也是更新的主要对象。19世纪伦敦的市民至少有40%是外来人口。随着政策的调整与环境的提升，伦敦这一落脚城市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年代，并且日益焕发出落脚城市应有的生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市民尤其是移民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城市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等方面也有极大改善。重点解决了城市贫困、住房需求、低收入者和就业机会丧失等问题，并以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城市更新的有效实施。同时，改造过程中尤其注重人性化尺度和人的需求，结合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小规模的、分阶段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如伦敦市中心的少数民族聚居改造项目等。
对我国而言，“城中村”中的人能否顺利流向城市主流社会，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以多层次、差异化的设施和服务，满足他们的生活保障乃至安全和社会归属等心理需要。改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教育设施，并促进“城中村”产权明晰化，不然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规划设计手法方面，宏观上，规划应与城镇化水平相适应，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完善环境规划和空间设计，形成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社区规模和动态、有机的平衡结构。中观上，要调整好新住宅区内的区域划分和功能布局，强调社区设计，创造有利于邻里融洽的优美和谐的环境。在微观上，要营造文化氛围以改善环境，在宜人的空间尺度上创造新移民负担得起的现代新居所。
2．凸显创新导向，注入城市升级发展的原动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曾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美国、德国、瑞典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我国早期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要素驱动，如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进行建设。近年来受投资驱动的特征鲜明，如依赖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建设。过去10年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我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工业化模式正在改变，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
产业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附加值的升值，即由生产向创新、设计、高端服务等产业链高端化转变；另一种是不同产品、产业结构间的升值，即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到服务密集型。随着产业升级，进而实现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应追求的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是城市的升级。即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包括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等多方面的提升。为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可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并提升创新型企业的激励和带动机制。综观我国主要城市的上市公司统计情况，上市公司超过100家的有三座城市：北京因央企众多而高居榜首，上海以总部经济为凝聚力吸引了众多上市企业，深圳作为改革先锋以高新技术等产业为先导孵化了中兴等优秀的本土企业。反观武汉、长沙等城市，上市企业构成与当地的主导产业、规模经济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以高校资源为依托有东湖高新、华工科技等上市企业。长沙与其着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定位紧密联系，有中联重科等企业。为当地传统产业链的完善，城市产业升级、创新力、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先导作用。
3．关注就业导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就业保障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一个适合创业、就业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应充分吸纳农业溢出人口。新城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新城建设意味着大量人口将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安家落户成为市民。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住房来保证新增城镇人口能够安居乐业。因而，针对新城营建趋势，应避免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这一“城镇化陷阱”，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注重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使城镇化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
新城是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成功的新城不应仅提供给人们居住的场所，还应提供就业的机会，新城不只是一个“睡城”。世界上较成功的新城开发主要有田园新城、边缘新城、TOD新城、产业新城、副中心新城和行政中心新城等，它们各自都有优劣点，但无一例外地做到了紧密结合自身发展条件和现实状况，实施严密规划，促进职住平衡，逐步有序地进行新城的开发与建设。如英国建立新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其成为就业与居住平衡的社区。伦敦新城尤其强调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为了有效增加新城就业机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银行贷款、土地租金、税收等各个方面为新城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新城哈罗，超过85%的就业人口工作在新城，在空间布局上，将无污染工业、第三产业有效地与居住功能适当混合以保证就近就业，并成立相应的技能培训机构，帮助居民就业。
4．坚持环境导向，营造更具生态魅力的健康城镇
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城市生态的“多色效应”：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拥堵效应、白色的采石秃斑效应和杂色的垃圾效应等。城镇化中的“先规模后效益”发展途径，使得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文明建设被严重忽略。极端污染事件的发生，就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现行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交通模式等环节对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等生态容量的漠视。若严格按照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标准治理PM2.5也并非不可能。如北京奥运、深圳大运期间通过实施关掉所有污染型工厂、大范围限行机动车等措施后空气质量极大提升。但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产业、民生等多个因素综合考虑。
5. 人民日报：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人民日报：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
近年来，学术理论界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识，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本期“互动天地”刊登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在我国发展新阶段怎样更好推进城镇化的问题，各自的论述都持之有据，但又有不一致甚至相冲突之处。比如，推进城镇化究竟应以大城市为主，还是重点发展农村小城镇？应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是让农民就地享受市民待遇？应避免政府主导城镇化，还是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相信这样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有助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推动相关的研究。
以改革创新推动城镇化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城镇化一端连接工业化、信息化，一端带动农业现代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大希望所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打造这样的城镇化升级版，必须依靠改革创新驱动，特别是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和推进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
调整“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
以改革创新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首先应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以明确城镇化方向。我国一度实行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从当时我国实际出发，符合改革开放前期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生产力不发达基本国情的。发展小城镇投入少、见效快，既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小为主”的城镇化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问题突出出来，城镇发展开始向“以大为主”转变。但这只是实践上的转变，城镇化方针并没有调整。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进步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进程基本上呈S形曲线三阶段走势。第一阶段为S形曲线底部，农村人口主要向中小城镇转移，可称之为乡村城镇化阶段；第二阶段为S形曲线挺起的中部，以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转移和集中为主要特征，可称之为大城市主导阶段；第三阶段为S形曲线顶部，以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为新动向，可称之为逆城镇化阶段。以此衡量，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的20年成功走过了第一阶段，随即进入第二阶段，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如果仍然坚持“以小为主”，甚至认为只有突出小城镇式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那么，在理论上就是一种误读和误导，会模糊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在实践上则会阻碍城镇化的转型升级。近一个时期，农村并村组建中心村、乡镇，中心村、乡镇又急于升级为建制镇，以镇为龙头的城镇化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在当前城镇化率超过52%、实际上早已步入“以大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一趋势应引起警觉。因为城镇化效率和效益同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是普遍规律，不顾这一规律，固守以小为主“铺摊子”式的城镇化，势必助长盲目圈地占地、投资开发，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升高，使城镇化偏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因此，“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到了需要改革调整到以大为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着力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
我国城乡二元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由来已久。随着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与日俱增，这种二元结构也带到城市中来，形成城市中的二元结构。在住房、就业、看病、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城市大都将本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区分开来，实行差别化政策。然而，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则把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登记为城镇常住人口，即统计口径上的城镇人口。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约2.6亿，其中2亿左右为进城农民，形成一定程度的城镇人口虚张。但虚张多少，要做出实事求是的估量。有学者把非农业人口认定为城镇人口，则目前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如此“去虚张”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因为任何国家（城市国家除外）的城镇人口中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怎样确定合理的农业人口占比？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城镇辖区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75%左右、农业人口占25%左右较为正常，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据此计算，现在的实际城镇化率应当在50%左右，比统计数据少约3500万人。如此，目前2亿进城农民中扣除虚张部分，其余1.65亿左右理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转变为同原有市民一样的城镇居民。
改革试点的情况表明，只要设计周全、方案具体、措施得力，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和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关键是提高认识，将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到消除城镇化虚张、事关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首先，改革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就业、购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使进城农民可以同城市居民一样人尽其才，促进城市自然资本、产出资本、社会资本更有效地物尽其用、财尽其效，从而产生人、物、财1+1+1>3的叠加效应，释放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正能量。其次，进城农民工因为难以在城镇定居，一般会将其收入所得做“三三制”分配：本人生活费支出1/3，寄给农村家属1/3，剩下1/3用作春节返乡探亲交通、年货、礼物等项支出。这样，2亿农民工在城市拉动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对消费的贡献率很低。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变为市民，其配偶、子女等随之进城安居，就会由拉动投资为主转变为拉动消费为主，有效地消除城市规模、人口等的虚张，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改革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机制
城镇化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然而，一些地方存在的以征地和土地买卖先行带动城镇扩张的现象，往往脱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宗旨。2000年—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域面积由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01万平方公里，增长79%；同期城镇人口由45906万增加到66978万，增长45.9%。二者相比，土地城镇化增幅是城镇人口增幅的1.7倍。至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建设跟不上土地城镇化步伐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密度（单位面积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不少城市空气、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严重。其实，土地不过是承担自然、产出、人力、社会资本运作的载体，其规模应根据满足人的需要和资本积聚的程度来定，而不能倒过来——先扩大载体规模再集聚资本、填充人力，变成为城镇化而造城、迁人。
当前，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不认真解决，就会产生城镇化方向走偏的风险。首先是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的风险。当前，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爆发式增长正在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现代城镇化必须依靠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如果依靠征地卖地支撑城镇化，凭借大片廉价土地吸引投资和劳动力，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就会陷入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和滋生城市经济泡沫的风险。其次是脱离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的风险。如果失地农民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一些人断了务农的路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就会增加落入拉美“城市化陷阱”的风险，背离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方向。还应看到，如果长期推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将土地财政用过了头，就有可能累积地方债务风险，给改革发展带来隐患。
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政府主导型机制，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应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和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权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以财力定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
6. 如何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但城镇化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顺势而为，妥善引导，城镇化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走得不好，也会带来诸多矛盾和问题，患上“城市病”，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讨论非常多，地方上冠以城镇化的各种规划层出不穷。但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各种含糊不清的认识确实掩盖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模糊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政策重点。例如有的地方领导认为城镇化就是建新城、扩老城，不断扩大城市面积，就是刺激房地产，就是搞工业化，还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拆掉农村、消灭农村，就是让农民抓紧“上楼”，等等。城镇化概念被随意“泛化”；城镇化变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政策重点被错误理解，这些苗头已经十分明显。 只有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正确理解，才能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当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要在认识上回到正确的逻辑起点上，认清城镇化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要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为什么城镇化在地方实践中会“跑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探讨在哪些方面能凝聚对城镇化的共识，推动城镇化沿着一条主线健康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逻辑起点是“人” 从理论上来看，城镇化是人的行为过程，即乡村里的人“化”为城镇里的人。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从历史背景看，在我们国家，城镇化主要是指乡村人口突破几十年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进入城镇工作、生活。显然，农民以及农民的转化形式——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体。建国以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限制了农村人进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有所放松，但是农村人要想进入城镇工作与生活，至今仍然会遇有各种或明或暗的“隔离墙”。 从现实情况看，截至2012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6%。按照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通常情况，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城镇化率可能最终会达到70%以上。也就是说，未来二三十年，还将有近3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同时还要看到，目前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多数农民工，他们还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所有公共服务，这部分人口约有2.5亿，可以称为“半城镇化”人口。两者相加，5亿多人口如何市民化就成为中国城镇化中一个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从政策设计来看，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许多方面还有巨大差距。近年来的多份中央文件反复强调，要通过制定一系列城镇化政策，积极稳妥地推动农民继续进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推动农民、农民工与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理论、历史、现实及政策设计意图来看，城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一个“人”字，本质就是市民化。农民工与农民是城镇化过程中主要的行为主体，也是最重要的受益主体。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就是要让农民工与农民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能跟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就是农民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人是城镇化的逻辑起点，农民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本质与主要任务。围绕超大规模的城镇化，我们就应该在集约、节约用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的承载能力；应该加快发展各种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满足进城人口的各类就业需求；应该积极支持与发展各种租赁房、保障房，解决进城人口的安居问题；应该合理预测进城人口的规模与速度，有序、分类、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积极稳妥推进农民进城，保持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探寻城镇化偏离本源的原因 一是认识问题。对城镇化的概念、历史、现状以及对城镇化部署和政策认识不够或者认识有偏差。有的地方领导认为城镇化就是城镇建设，就是城镇投资，就是盖楼造房，就是让农民上楼，而且越快越好。 二是路径依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上到下，对城镇化的热情都非常高。各地形成了一些传统的模式或者叫路径。比如，东部沿海一些城市通过撤县建区、撤县建市等做法，扩大了城市面积；一些地方通过工业化引领，上了一批大项目，积累了财力，改进了城镇基础设施；一些地方通过大搞房地产，城区里高楼林立，体现了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当前，虽然热议“新型城镇化”，但行动上不少地方还是在按以往的轨道往前走。 三是对地方领导的考核评价机制。目前的考评主要是看地方政府有没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因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还需要通过各个地方来分解、承担。另外，城市面貌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可比性高、可视性强，容易为地方官员树立政绩。上级领导去一个城市考察，往往都在参观这个城市最宽阔的马路、最亮丽的街道、最气派的地标建筑，夸奖的主要就是这个城市的外在面貌。 四是本地户籍人口会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本地人口给当地政府施加或明或暗的压力，要求当地政府优先满足本地户籍人口在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种种需要，并对外来人口给予一定限制。 凝聚共识，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机遇之一。如果我们清晰地认清城镇化的逻辑起点，沿着正确的主线推动城镇化发展，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城镇化的综合效应、长期效应、全局效应，推动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形成人口转移有序、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良好、产业支撑有力、城镇形态合理、发展成果共享的城镇化发展新局面。 如果找不准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迷失了城镇化的主线，城镇化带来的将只是片面效应、短期效应、局部效应。这样的城镇化会过度消耗未来的资源，会积累城乡矛盾、积攒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会带来更加难以根治的各种“城市病”。从根本上看，跑偏了的城镇化将会损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大棋局”，贻误我国通往现代化的宝贵时机。 凝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共识，形成科学的城镇化发展观，这是当前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尤其是各个城市，要提高对城镇化科学内涵的认识。思想认识对头了，行动才可能正确。 第一，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城镇化的规律，研究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条件，总结以往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要力求在掌握城镇化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第二，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积极稳妥、适度推进城镇化。未来我国还将转移相当于半个欧盟或两个日本的农业人口，同时还要有序解决现有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镇化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城镇化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在发展速度上要适中。 第三，城镇化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要优先、着力解决好3000多万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家属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好“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妥善处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 第四，城镇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要通过改革，在户籍、土地、社会保障、住房、投融资、设市体制方面有所突破，减少农民进城的阻力，增强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并通过发挥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效应、长期效应、全局效应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更好更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城镇化不等同于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增长，不是一味地扩大城市面积、大上工业项目、大搞房地产、大举拆迁。城镇化的关键内容是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是改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上要把握好。 第五，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取决于各个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平衡。要推进城镇化，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的省、市、县、镇之间，东部与中西部政府之间，人口输出地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新老市民之间，会有一系列资源分配与利益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的大变革。城镇化政策的要义在于找到能够撬动城镇化的杠杆支点，找到各方可以接受与包容的平衡点。
7. 2018年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举措，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
4、不断提升新市民融入城市能力
推进中国公共招聘网与各地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网，更好为农民工等新市民提供求职招聘服务。落实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5年行动计划，制定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8. 如何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
如何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
1、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构建城市群，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推进副中心城市建设，加快县域中心建设。中心城市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努力提高首位度。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资源禀赋，在主攻沿海上走在前列，在引进大项目、优质项目上下功夫，处理好规划和建设、集约发展与合理密度、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态等问题，重点在现代服务业发展、高端人才集聚等方面取得突破。
2、注重城市功能的完善，提高城市建设品位。通过建设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使人人都能享受到便利的教育、医疗、消费等服务，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社区文化，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通过深入开展“清洁家园、和谐社区”等活动，进一步加强环境综合治理，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建设绿色生态城市。
3、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及早建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施绿色产业扶持政策，在不影响主体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培育和发展环境友好的特色产业。在循环经济、技术改造、污染整治、环境基本设施建设等项目预算安排时给予政策倾斜，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产业，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步伐。
9. 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
一、把握新理念，进一步明确我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一新理念，强调了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大战略，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抓手；强调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城农民市民化是关键；强调了“四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同步推进、互动发展。
把握这一新理念，就晋城而言，需要突出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我市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我市提出的中心城市——大县城——中心镇（产业片区）——新农村的“四位一体”城镇化发展总思路，一定要抓好抓实。现在的问题是，要赋予新的内涵，特别是不能忽略新农村这个大头。同时要注意中心镇的建设。我们的意见是先集中抓好10个中心镇和六大产业片区，一抓几年，稳定不变，待大见成效后，再分期分批抓下去。二是突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当前我们要下决心以户籍改革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国家对中小城市宽松的户籍政策，首先解决我市城镇化虚高问题，使城镇化率由虚变实。结合现行可选择的保障制度，分期分批对已经进城、统计上是市民实际是农民的这一部分人员逐步消化，分步转为市民，重点解决好他们的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子女上学、医疗保险等问题，真正实现同城同待遇。同时要逐步解决增量的问题，力争使这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头，最终达到“四个融入”，即：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整体融入社会，实现城镇化的新跨越。
二、立足新起点，加快制定我市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的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科学规划往往是一个地方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应按照国务院新型城镇化中长期规划的要求，尽早谋划晋城的发展。编制规划过程中要尽量体现以下原则：第一，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原则。开展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规律性研究，尽快拿出一个符合我市经济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计划，重点要研究如何实施“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战略，怎样加强新能源煤层气基地的建设，怎样加强以煤机为主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铸造产业如何和中原的汽车工业进行深度互动，旅游产业如何与中原融合形成大旅游格局等。尤其要注重全市产业发展总体布局和顶层设计。第二，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核心推进城镇化，不仅要转移农民，还要提升农民；不仅要创造就业机会，还要提高人的职业技能；不仅要提供服务保障，还要培养人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等等。第三，突出重点的原则。首要的是把中心城市做大做强。我市中心城区面积在全省11个地市中是最小的，而且拥堵不堪，上下班高峰时，车辆进不来、出不去，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市的发展。当务之急是拉开城市框架，尽快打通主城区——北石店
巴公的通道，以及主城区——金村和主城区——南村的通道，用城市一级主干道，把规划的六个功能区联起来，真正实现“六区联动、组团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推进城镇化中的龙头作用。第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我市这样一个以资源为主的城市，推进城镇化必将面对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重大约束，我们必须创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之路。第五，彰显特色的原则。克服“千城一面、千镇一面”的倾向。充分利用我市独特的产业优势、文化优势、地域优势，构筑三条各具特色的路线图，即：以装备制造、铸造、新能源、蚕桑、中药材、畜牧养殖、以及农业加工业等为特色的产业路线图；以程颢书院文化、高都夏文化、炎帝故里、沁河古堡文化、现代赵树理文化等为内容的文化路线图；以丰富的自然山水景观为特色的旅游路线图，打好气候牌、山水牌、绿色牌，建成北方地区少有的宜居之城，宜业之地。
三、突出重点，集中抓好以新型产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必须以产业为支撑，靠产业来发展，这是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我们必须始终突出这个重点，认真把握以下三点：第一，抓好六大园区建设，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工业化是产业化的核心。通过发展工业园区，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工业园区集聚功能，以现有园区企业为基础，逐步进行规范，尽量将一些产业相同、产品相近、具有上下关联度的企业安排在同类园区，避免工业园区成为中小企业和落后产能的堆积地。对新建园区实现一园一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园区功能定位，制定和实施企业入园标准，严把企业入口关，像河南长垣那样，一个园区集中发展一个产业，扩大系列，做大规模，形成专业化、特色化、规模化的创新集群，通过产业集聚实现人口集聚。第二，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将新型产业与新型城镇化有效对接。产业化并不完全是工业化，还有许多新型产业，对我们这个新建城市来说尤为如此。比如新能源的开发，房地产的开发，新型商业、金融、服务业、物流业、信息业的开发等等，我们都可以大有作为。充分扩大就业门路，尽量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第三，坚持“四化”互动，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加快向农村的三个延伸。一是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在完成全省新一轮“五个全覆盖”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突出解决垃圾围村、子女上学、农村低保、农村养老等一系列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扩大低保范围，提高保障质量。二是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形成以市行政服务中心为龙头，县乡政务大厅为基础，镇村代理站为网络的三级便民服务代理体系，实实在在地为居民提供各种优质服务。三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延伸。积极探索家庭农场和各种形式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加快土地流转，引导土地和农业生产向适度规模集中，培养一批新型农民，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确保农副产品充足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
四、抓住新契机，大胆创新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政策和环境
我市的城镇化发展恰逢转型综改和中部崛起两大战略机遇，这对我们来讲可谓是千载难逢，如何把这两方面的政策用足用活，并有所创新，需要很好的研究。近期有几项工作必须紧抓不放：一是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抓紧调整行政区域划分。借助国家有望将小城镇中很大一部分由镇变市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先走一步将我市中心城市区域中的泽州县尽快撤县改区，并可考虑一分为二，分设南、北两个郊区；还可将工业发达、相对集中的西部几个乡镇设为市辖工矿区；阳城县应尽快完成撤县改市，最终形成我市“两县、两市、四区”新的行政体制格局。此事需要组建一个班子，专门负责，一跑到底。二是简政放权，赋予10个中心镇、6个产业片区副县级管理权限。参照南方许多城市的做法，将部分审批权、决策权、人事权下放到中心镇和产业片区，并享受省级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建立中心镇、六大片区的财政运行机制，市县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作为中心镇基础设施配套资金，一般预算收入的60%返还镇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等非税收入全部留给镇区，让中心镇和片区有钱办事，有权办事，放手发展。这是解决城镇化发展的一项根本措施，实施起来可能会引起一些震动，可一旦突破，我市的新型城镇化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三是在土地政策上，积极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在中心镇、六大片区优先使用政策。重点探讨以项目定土地，全市统筹用地模式，用地指标优先用于中心镇和产业片区，实行自主调节，优先审批。土地收益返还政策向中心镇和产业片区倾斜，土地净收入返还额度一般不少于70%，全部用于所在镇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市县两级要以文件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四是出台优惠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积极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我市目前银行存贷差超过900个亿，巴公、高都等许多乡镇民间闲置资本约在40—50个亿以上，如何把这些资金调动起来投资城镇化，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政府应责成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出台鼓励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积极探索市场化的城镇建设融资模式，放宽条件，降低准入门槛，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明确规定，凡是国有企业涉足的领域，民营企业一样可以进入；凡是国家政策规定，国有企业经营亏损可以得到政府补贴的，民营企业一样可以享有；凡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投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银行优先支持，政府优先扶持；充分体现“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确保投入资金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公平竞争，逐步形成城镇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资格局。
五、加强组织领导，市县两级要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构
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任重而道远，必须有超常的思维和超常的手段，要站在事关全局的高度，精心谋划，统筹协调。首先市县两级要尽快成立强有力的领导组。建立一个由市、县长挂帅，分管副书记、副市（县）长负责，吸收住建、发改、经信、农业、公安、土地、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组织协调、政策制定、重大问题的研究处理和日常工作进度督促等相关事宜。二是建立市四大班子联系点制度。5个县城、10个中心镇、6大产业片区都要有人负责，有人联系，有人包点，责任到人。三是要强化考核，严明奖惩。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做到责任到人、责任到单位，并列入年终考核的目标，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奖惩措施，定期检查，年终兑现，确保我市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