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⑴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智库的核心工作是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并提出政策主张，当前改革所面对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智库可以提供专业、公正的分析，帮助提高决策的质量，相信这也是中央推动智库建设的初衷。

从国内外经验看，成功的智库大都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点。独立性表示政策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持公正的立场。专业性要求政策建议既有严谨的学术基础、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有效性则是指研究人员能够真正影响政府的决策。为了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应该考虑在决策程序、税收政策和智库体制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智库需要逐步建立一些必要的行业规范与准则。

一、成为优秀智库的重要条件：

优秀智库通常都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等特征。而支持这些结果的，主要是两大重要条件，一是密切的政府关系，二是优秀的研究质量。

为什么有的智库做得好而另一些却做得一般呢？国内外成功的智库通常都有一个杰出的创始人或者领导者。有了优秀的智库领导者，其它条件就相对比较容易满足。智库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筹资，财务独立性可以让智库有充足的资金聘请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且可以保证研究独立性。

二、智库建设需要防范的几个倾向

第一，智库不是决策者幕僚。 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

第二，智库不是单纯的意见领袖。智库工作强调建设性，可以批评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改进上。

第三，智库不是媒体。 智库影响决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询。媒体曝光率对于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体或公关，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第四，智库也不是学术机构。 智库工作要有学术性，保证政策研究的质量。但如果按照学术机构的标准来办智库，相信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

第五，智库不应该是游说团体。 智库需要资助，有游说需求的企业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尤其在一些资助规模大、项目相对集中的领域，如电信、医药和国防等行业。但如果智库演变成为游说组织，就违背了发展智库的初衷。智库研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而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工具。

三、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出六条建议。

首先，政府要为“智库市场”主动创造需求。 现在国家领导人定期地召开专家座谈会，探讨当前形势与对策，已经成为政府与智库沟通的重要机制。中央的各重要决策部门都应该建立一些常规性的机制，选择性地接收智库的研究报告，直接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这些机制对于民间智库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增加智库的资金供应。 在税收上可以提供一些优惠鼓励公众和机构向智库捐款、提供资助。

第三，智库也要进行机构改革。 官方机构和社会科学院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义严重，应该予以大力精简，同时要杜绝政府部门办智库，防止部门利益操控智库的政策主张。

第四，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行为规范。 不过政府最好不要指定专门的智库主管部门，维持秩序的责任可以由媒体、市场与司法来共同承担。智库工作要尽可能地保证独立性，智库应该公开全部资金来源。

第五，优秀智库领导者的遴选至关重要。这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管理、筹款和与政府沟通的能力。我国高校系统大多按学术水平选拔院校领导，重点高校还形成了院士才能当校长的潜规则，其实对高校发展十分不利。智库建设中一定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第六，不要鼓励智库排名，政府也不要试图设立统一的智库考核指标。 智库的评估应该留给董事会、出资人和决策者来做，智库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过度重视智库排名或者考核指标，只会鼓励智库做一些跟政策研究无关的事情。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政策研究上。

⑵ 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为什么在当今社会中这么重要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引起广泛关注。《经济日报》记者就此《意见》的出台背景、重要意义和政策亮点，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

智库谋远是时代的召唤

《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推动发展智库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号角声起，也昭示着一个发展中大国汇聚民智、科学决策的信念与胸襟，更是时代的需要。

隆国强表示，智库并不是新事物。国际上，上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智库，二战后得到蓬勃发展。智库的基本功能大致分四个方面：一是资政辅政，给决策者提供意见。二是启迪民智、教育公众。为公众接受公共政策而营造良好氛围。三是选贤聚才，储备人才。四是平衡分歧。公共政策往往影响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智库提供就其关心的利益达到沟通、博弈和妥协的功能。

隆国强表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密集回答重大问题的时期。

中国的崛起，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异常复杂。一方面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机遇；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很多问题需要统筹把握、妥善处理。

从国内看，经济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处于攻坚期，社会建设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智库建设政策有三大亮点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智库发展。《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颁布，体现了中央对智库发展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智库工作的关怀，同时也提出了方向和期望。其政策亮点归纳起来，有三点：

第一，宽阔的国际视野。“软实力”是比出来的，需要与国际智库去比。《意见》是在研究了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高端智库运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紧密联系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和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个鲜明特征。新型智库深深植根于中国特有国情、体制机制之下，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特在要坚持中国道路、采用中国视角、聚焦中国发展，坚持党对智库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要善于运用中国视角，立足中国国情和我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变化，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提供“中国方案”。要致力于研究提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国家安全稳定方面重点难点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创造高质量思想产品。

第三，体现了全面性。《意见》对智库发展的主要方面都做了阐述，指明了改革发展方向。比如对智库发展格局，包括社科院、党校系统、科技智库、党政政策研究机构等都指出了发展方向，对不同智库定位、人事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国际合作管理制度等都做出了全面权威的规定。

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智库与一般研究机构有区别。智库聚焦研究公共政策，必须具有三个特性：一是专业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异常复杂，需要相当的专业化知识。决策是一个科学过程，要大力提倡专业化、精准化。二是客观性。唯实求真，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三是建设性。不仅要发现问题，始于问题，还要终于建设，告诉决策者怎么去解决问题。

《意见》对一些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提出了改革方向：比如经费保障问题。我国智库的经费来源跟国际比不太一样。中国智库目前很多是政府背景。大量的中国智库缺乏稳定经费来源。对于那些要打造成高端智库的，政府应承担起保证基本运行的责任，否则会出现一些为了生存而走偏的现象，脱离应有的客观中立立场。

还比如，经费管理制度需要改革创新。西方智库的经费管理是绩效导向，把钱给你，考核结果，但不管过程。我国目前是从计划经济而来的，重物不重人，过程导向。但恰恰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人的创造性。因此，科研经费要改革，要花更少的钱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因此，目前智库机构有经费不足的困难，也有浪费的一面。《意见》对方向性改革提出了要求，需要相关部门深入研究，结合实际改革经费使用问题。

再比如，人事制度改革。智库需要强调专业化，而不能是官本位。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让顶级人才到智库工作，来了能够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这需要更多的改革创新。

总的来看，中国智库数量多，但制度基本参照政府机关或者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体制设立，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与智库的有效运行尚不适应。打造新型智库，一定要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新型智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研究工作，要保持立场的客观性。其次新型智库不是机关，需要淡化行政色彩，增强灵活性，营造研究探讨氛围，聚引高端人才，做到智力制胜。

《意见》的出台，对于整个中国智库的建设水平、改革创新将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方向和目标已经明确，需要各级智库结合单位具体情况推进改革。未来中国智库会呈现一个多层级、多领域的智库系统，既有综合性智库，也有专业性智库。每个智库都需要找准定位，整体上形成一个多层次、多领域、专业化分工、有机协调的良好格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渐进演化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⑶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日前，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邀请业界专家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与会代表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策的发言简要归纳如下。
深化智库功能认识
过去，人们更多地认为智库功能只是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王元明确指出，从整个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智库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带领社会未来发展的、主流的和先进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未来先进性和主流思想的阐述，尽管可能是多元的，也可能是矛盾的，但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对于智库这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
培育思想品市场
智库是产生思想品、产生智慧的人才库。现在“库”很多，“智”的质量不高，库里边的生产品、思想品也不够。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要引导一部分官方、半官方智库去行政化，变成第三方独立智库。使之在深入研究和持续性研究基础上发表独立见解，逐步走向市场，并且在向决策层和市场需求者提供思想品方面，形成平等的智库竞争机制。谁的思想品有影响力，谁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或战略设计对国家战略、国家决策、国家政策及其社会作出的贡献大，谁就应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晓晶认为，智库是思想库。良好的思想市场环境是智库得以生存、发展，孕育独立精神的土壤。在这个思想的市场上，应该有大量的、多样化的思想产品。在开放的环境下，大家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才能集中大量的思想资源，激发思想产品不断产生。
王元也指出，在诸多因素中，决策行政机制对智库的影响更为深刻。决策行政机制决定了思想市场的规模、供给渠道和市场的多样性。没有决策的需求，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多样化、大规模的、严肃的思想市场。
创新智库运管机制
良好的智库运行管理机制是建设新型智库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涉及智库的科研和人员的管理、成果发布等方面。对此，陈文玲主张应借鉴发达国家智库运行管理经验，引进他们的制度设计，消化吸收再创新，由一个部门负责设计、转化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在顶层设计中，应给智库参与决策的机会，只有了解国家需要什么，才能提供出适应需求的智库产品。此外，智库还要建立转化机制，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报告、重要论文和有影响力的著作等，拓宽转化的方法和路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为决策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也强调，要推进智库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其中包括待遇水平、发展机会、平等自由的研究氛围和环境、研究视野、成果发布渠道等，综合运用各种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当然，也需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规范行为。
重视战略研究
根据我国智库研究现状，国务院参事室刘燕华认为，国外很多知名智库都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如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等等，并得出了很多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结论。反观国内，我们有翔实的资料，很好的科研积累，但更注重研究技术，对战略研究却不那么重视。事实上，战略失误才是最大的失误。我们应当建设一流的智库，为一流科学家提供充足的资金，让他们创造思想，营销思想，并且把思想转换为政策。
陈文玲也指出，美国有2000多个智库，研究实力非常强。这些智库就一些专题已经连续研究多年，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非常强大的战略储备，甚至深入到具体实施环节、谈判重点，等等。我国智库在竞争力、战略设计能力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如何专门针对国际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何打破部门分割，在国家层面进行跨领域的综合战略研究。这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强调练好智库内功
练好内功也是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智库内功包括智库人员的研究能力、智库的产品质量和种类、支撑智库产品生产的数据和知识基础及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对此，葛延风指出，目前，有些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主要是一些成果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行文八股化，而且常常把重点放在过于宏观的改革方向、原则等方面，在具体方案设计尤其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面则很不够。这和研究习惯、表达方式有关，但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智库的整体研究尤其是操作性整体研究的能力不足。因此，必须着力提升研究能力，强化理论和实践以及国内外经验的结合，突出操作性政策研究，强化比较分析和政策评估。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志耘则强调，中国智库面临很多问题，如外部环境问题、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等。但更为关键的是智库首先需要明确自己为谁提供产品，应当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提供的产品是不是政策决策层所需要的，质量是不是值得信赖。赵志耘还进一步指出，智库的产品总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参鉴类的研究报告，核心是梳理总结国外的经验做法和对中国的启示。第二类是分析类的研究报告，分析类的研究报告首先要把事实说清楚，其次要把问题分析清楚。第三类是政策类的研究报告。政策类的研究报告需要满足服务对象的特定需求。首先要了解政策制定和适应的环境；其次要合理合法，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满足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再次要清楚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能性分析不够，不掌握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可能产生误导和偏失。
王元认为，我国官方智库承担了很多短期的政策研究任务，这些任务使得中国智库对于政策的延续演化、实际的观察、问题的把握等方面有了持续的积累。但问题是，中国官方智库并没有就此建立一个很持续的数据基础，没有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因此，他强调中国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和知识支持基础，将过多经验性研究转向更为科学的规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