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李承汐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生华佗、孙思邈、刘守真、李时珍、傅山等均为道教徒。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南朝梁道士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孙思邈《千金要方》，均为中国医学要籍，这些是至今还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根据《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以青蒿治疗疟疾的方法，从菊科植物黄花蒿中成功提取出青蒿素，成为抗疟药物史上继喹啉类以后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困挠国际医学界的治疗疟疾的难题。
世界最早的人体解剖图是五代时道教徒所绘。道经《金笥玄玄》中保存了道教在寄生虫学领域的探索成果，并有甘蔗控制蛔虫功效的记录。道教徒还发现了用谷糠预防脚气病，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海带治疗甲状腺肿大的方法。
为了追求长生不老，道家徒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了炼丹活动，中药学中的大量有价值的“丹方”来自道教的炼丹活动，许多至今仍在中医药领域发挥重要的治疗功能。
道家徒的炼丹活动直接促进了我国古代化学的发展，火药的发明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道士们在炼丹活动中制造了世界最早的耐火密封材料“六一泥”。为了炼丹，道教在铸造和抛光等技术领域进行探索。
因为炼丹和修行对时空环境要求极严，所以道教徒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事天学观察和研究。道教徒提出的宣夜说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宇宙模型。道门曾自创了一种“二十八宿旁通历”的历法 。道教对官方历法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其中，隋唐道士积极参与了官方的历法制定工作。道教学者李淳风和赵友钦不但在天文知识领域有诸多贡献，还参与了天文仪器的制作和改进工作。此外，道教徒发明的“秤漏”，则对其后400年间中国漏刻计时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期为道门所重的《五岳真形图》已有了地图学上最早的等高线画法，宋元时期道经《雨阳气候亲机》中保存有用于气象预报的道教“云图”
道教对我国古代物理也有诸多贡献，物理一词即来源于道家道教，指南针的发明与道教有密切关系，唐代道士王冰已经意识到了大气压力的存在。《玄真子外篇》中还记载了人工方法造虹的试验以及银河、潮汐、雷电、荷叶上水珠的成因。并通过实验对视觉暂留效应作了精彩的解释。
五代道教学者谭峭所著《化书》在镜的成像理论方面，对摩擦生热燃烧现象、声音产生的原因和媒介作用都有精彩的论述。并意识到物体运动与参照系有一定的关系。
赵友钦曾在，精心设计了一个相当完备而又十分复杂的大型光学实验，进行大型光学实验。实验目的明确，实验条件可控，实验步骤清晰，实验结果可靠。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进行定量分析。
道教对我国数学的贡献也极为突出。历代擅长数学的高道和道教学者不在少数，如何承天、成公兴、刘焯、李淳风、赵友钦、朱载NB063李注算经十书完成后，唐高祖下诏做为教科书在“国学行用”。
我们常所说的一元二次方程中的“元”即来源于道教神秘的天元术。因为天元术的出现，我国数学进入了符号运算阶段，我国数学也在宋元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珠算的出现也与道教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数术记遗》是现存最早著录“珠算”器的文献，其中还蕴含着数学坐标思想和十分丰富的程序设计思想。
道教对我国古代科学思维的形成也有极大的贡献，它的以术演道、以道驭术的思想，对如何认识大自然、如何防止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危害至今还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道教的“观变察机”、“参验”、“析理入微”的思想与现代科学多有相合之处。
最值得一题的是，赵友钦在实验中把观测人员分为两组，分别用两架相同测经仪同时观测，这样就可以彼此参验，对照观测结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赵友钦还提出为了避免误差，提高测量的精确度，必须进行多次测量，以多次测量的平均值来计算恒星赤经差。这一立两架同时参验、多次观测以消除误差的观测思想在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上是极为先进和科学的，它充分显示了赵友钦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所具有的深邃科学思想。
与儒家对技工的轻视不同，道教把许多发明家当成了自己的崇拜偶像，如鲁班、墨子、黄道婆等，《墨经》、《公孙龙》等许多科技著作也是靠道教保存下来的。
⑵ 李承汐韩语怎么写
李:이（发音：yi,和中文"一"的发音，音调都很相似）
承:승（发音：səng,中文中没有类似发音，请按国际音标拼读）
汐:석（发音：sɔ,中文中没有类似发音，请按国际音标拼读）
⑶ 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农民创建的政权，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是什么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有三：
一、过早建都丧失锐气。
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二、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
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三、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
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648页)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四、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
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当然，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需要明确的是，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最早实践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几个高潮。另外，它主张对外开放、发展本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