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发明使

Ⅰ 医学上有哪些重大发明

太多了。CT，磁共振，腹腔镜，麻醉机，体外循环转流机，神经刺激仪，肠道吻合器，纤维支气管镜，钬激光等等，这些不仅在诊断治疗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大大接触了患者的病痛，还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Ⅱ 西医的发明人是谁

西方没有西医这个说法，西医是中国对现代医学的称呼。
现代医学之父是希波克拉底

Ⅲ 西医的历史

Ⅰ、近代西方医学发展概述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 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 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 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Ⅱ、西方医学的再次传入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早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组成。鸦片战争后，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医院，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Jackson 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时隔两年伯驾很快又引进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以伯驾为代表的教会医生在引进麻醉剂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国医生摩顿(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国1846年12月，伦敦外科医生也开始应用乙醚于外科手术，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皇家医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术。这两种麻醉药为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
广州眼科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诊所。例如，1848年美国公理会鲍尔(Ball D．)医生在城内公理会教堂里开有一个诊所，185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哈珀(Happer AP．)在广州开办惠济诊所。
五个口岸的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当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它还发挥着另外一个作用，即给口岸上的外国商人、侨民和驻军服务。譬如宁波舟山教会诊所为驻扎舟山的英军提供大量药品。上海伦敦会医院开创之初的主要经费都是向上海的英国侨民募捐的。
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开创了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历史。他看到了上海作为华东沿海一个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诊所工作转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医院报告中说，他的医院一年时间治疗的病人达一万余人次，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苏州、松江等附近城镇的患者。鉴于这种有利的形势，1846年起他又计划建立更大的医院和购买更多的设备。1849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
在上海从事医药事业的教会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会和法国天主教会。1847年美国浸信会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来上海开诊所。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办诊所持续了5年，1854年由凯利医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Fish MW．)医师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会教堂附近设有一个诊所直到1858年。法国天主教会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开诊所，神父勒麦特里(lemaitre)和法国两名外科医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这个天主教诊所负责医务工作，诊所维持到1867年。
宁波、厦门、福州三个同时新辟的口岸,传教士当然不会放弃。这三个口岸医药传教的情形与上海、广州没有根本区别，不过规模较小。1843年11月浸礼会的麦高恩(Macgowan DJ．)就在宁波城内商业区利用一个中国商人提供的房屋办起诊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国长老会的麦卡特夫妇(McCartee DB．)到宁波传教，在住宅里看病，他们在这里收养中国女孩金韵梅并给予教育，然后送到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留学医科的女医生。1841年厦门被英军占领。1842年6月，英国传教士卡明(Cumming WH．)医生在靠近厦门的鼓浪屿开办诊所，1843年11月，美国长老会赫伯恩（Hepburn JC．)也来到鼓浪屿在卡明的诊所工作。但是，根据教会的指示，他们很快从鼓浪屿转到厦门市区内。1848年伦敦会医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厦门开始医药传教工作。1850年美国长老会扬(Young JH.)医生到厦门开办诊所。1853年赫希伯尔格(Hirschberg HJ．)从香港来到厦门接替扬，直到1858年。福州教会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会怀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开诊所，1851年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国。1850年英国圣公会的韦尔顿到福州，在一个佛教庙宇办诊所到1856年。
1842年后香港变成英国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国驻军和外国商人，当内地发生战争时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便选择香港作暂栖地，这个狭小的港岛成为出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港岛因此变得拥挤，加之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病人不仅有原岛上的中国居民，还有英军士兵。英军舰船上的军医院无法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军医院从船上搬到岛上。1843年军医院全部迁入港岛上一幢新建的楼房里，同年，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香港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ocker A．)任会长，合信(Hobsen B．)任秘书，成员共7人。学会下面设一所图书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讨论会，与内地医生共同研究中国常见的流行病和中国植物药物等问题。由塔克代表该医学会提议在香港建立一所教会医院和医学校，教会医院计划很快得到实现，但关于香港医学校的计划后来因为经费来源出现了困难和香港内外科医学会的悄灰解体没有得到实施。
在学会直接组织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个教会医院落成。医院的主要工作除门诊部外还有可以容纳40多人的病房。实际医疗工作是合信和另一个医生承担，同时经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国医生帮助，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格来香港负责医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国九龙增加一个诊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合信培养的两名中国青年参与眼科病的治疗和手术工作。合信对医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1844年他向香港内外科学会建议尽快发展香港医学教育。他认为，可以首先组成一个6到10人的医学班，前期讲授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然后在医院实习临床科目和解剖示范。医学会虽然批准了他的计划，但在三年后，1847年当合信再次从英国回到香港时，他带来的在国内筹集的经费远远不够用于建立一个学校，加之香港医学会的解散，合信设想建立香港医学校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后来香港出现的医学校与合信无关)但是，1850年，合信却在广州发表出版中文书籍《全体新论》，合信希望这本医学著作成为向中国人讲授西方医学有益的教材。《全体新论》有过几次再版重印，一度成为为数不多的几本中文标准医学著作。

Ⅳ 为何说医学史上的重大发明就在一瞬间

1816年，在巴黎待了十几年也没被政府医院任用的雷奈克已经岁，正准备回到南特大学参加叔叔的执业行列时，意想不到的一件事不仅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且也改变了医学的历史——内克医院决定聘用他！非常可笑的是，这位在欧洲大名鼎鼎的医学研究者之所以能获得他期待许久的工作，不是因为他超凡的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而是单纯地因为人际关系。雷奈克的一个名叫贝菲的朋友正好从次国务卿升任为内政部长，有权决定谁到内克医院任职。

不管怎么说，雷奈克就是在内克医院发明了使整个医学前进一大步的听诊器。他的一位名叫格拉维尔的学生在关键时刻正好在场，这个来自英格兰的年轻人记下那天是9月13日。格拉维尔的记录带有几分野史意味：“早上雷奈克医师在卢浮宫广场散步时，看到几个孩子正在玩他在孩提时代常玩的一种游戏——一个孩子附耳于一根长木条的一端，他可以听清楚另一个孩子在另一端用大头针刮出的密码。绝顶聪明的雷奈克一下子想到他的一个女患者的病情……他立即招来一辆马拉篷车，直奔内克医院。他紧紧卷起一本笔记本，紧密地贴在那位美丽少女左边丰满的乳房下——长久困扰着他的诊断问题迎刃而解了！于是，听诊器诞生了！”然而，雷奈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816年我去探视一位年轻的女患者，她正因心脏病的症状而受苦。由于她体形肥胖，以手敲诊或触诊断又起不了作用，而附耳于其胸口做诊断又不被风俗允许，我忽然想到少年时用木杆传递声音的游戏，我的意思是，音响学里指出，声音透过某些固体的传递可以达到放大的效果。灵光一现之后，我立刻用纸卷成圆筒，结果一点也不意外，我听到心脏运动的声音，比我以前任何一次直接附耳于患者胸口来得更清晰。那一刻，我思索着，这是一个好办法，除了心脏以外，胸腔内器官运动所制造的声音，应该也可以使我们更确认其特性……”显然就在一瞬间，一个卷起的纸筒使临床医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Ⅳ 西医是谁发明的

Ⅰ、近代西方医学发展概述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 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 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 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Ⅱ、西方医学的再次传入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早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组成。鸦片战争后，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医院，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Jackson 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时隔两年伯驾很快又引进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以伯驾为代表的教会医生在引进麻醉剂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国医生摩顿(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国1846年12月，伦敦外科医生也开始应用乙醚于外科手术，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皇家医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术。这两种麻醉药为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
广州眼科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诊所。例如，1848年美国公理会鲍尔(Ball D．)医生在城内公理会教堂里开有一个诊所，185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哈珀(Happer AP．)在广州开办惠济诊所。
五个口岸的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当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它还发挥着另外一个作用，即给口岸上的外国商人、侨民和驻军服务。譬如宁波舟山教会诊所为驻扎舟山的英军提供大量药品。上海伦敦会医院开创之初的主要经费都是向上海的英国侨民募捐的。
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开创了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历史。他看到了上海作为华东沿海一个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诊所工作转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医院报告中说，他的医院一年时间治疗的病人达一万余人次，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苏州、松江等附近城镇的患者。鉴于这种有利的形势，1846年起他又计划建立更大的医院和购买更多的设备。1849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
在上海从事医药事业的教会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会和法国天主教会。1847年美国浸信会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来上海开诊所。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办诊所持续了5年，1854年由凯利医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Fish MW．)医师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会教堂附近设有一个诊所直到1858年。法国天主教会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开诊所，神父勒麦特里(lemaitre)和法国两名外科医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这个天主教诊所负责医务工作，诊所维持到1867年。
宁波、厦门、福州三个同时新辟的口岸,传教士当然不会放弃。这三个口岸医药传教的情形与上海、广州没有根本区别，不过规模较小。1843年11月浸礼会的麦高恩(Macgowan DJ．)就在宁波城内商业区利用一个中国商人提供的房屋办起诊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国长老会的麦卡特夫妇(McCartee DB．)到宁波传教，在住宅里看病，他们在这里收养中国女孩金韵梅并给予教育，然后送到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留学医科的女医生。1841年厦门被英军占领。1842年6月，英国传教士卡明(Cumming WH．)医生在靠近厦门的鼓浪屿开办诊所，1843年11月，美国长老会赫伯恩（Hepburn JC．)也来到鼓浪屿在卡明的诊所工作。但是，根据教会的指示，他们很快从鼓浪屿转到厦门市区内。1848年伦敦会医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厦门开始医药传教工作。1850年美国长老会扬(Young JH.)医生到厦门开办诊所。1853年赫希伯尔格(Hirschberg HJ．)从香港来到厦门接替扬，直到1858年。福州教会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会怀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开诊所，1851年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国。1850年英国圣公会的韦尔顿到福州，在一个佛教庙宇办诊所到1856年。
1842年后香港变成英国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国驻军和外国商人，当内地发生战争时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便选择香港作暂栖地，这个狭小的港岛成为出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港岛因此变得拥挤，加之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病人不仅有原岛上的中国居民，还有英军士兵。英军舰船上的军医院无法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军医院从船上搬到岛上。1843年军医院全部迁入港岛上一幢新建的楼房里，同年，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香港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ocker A．)任会长，合信(Hobsen B．)任秘书，成员共7人。学会下面设一所图书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讨论会，与内地医生共同研究中国常见的流行病和中国植物药物等问题。由塔克代表该医学会提议在香港建立一所教会医院和医学校，教会医院计划很快得到实现，但关于香港医学校的计划后来因为经费来源出现了困难和香港内外科医学会的悄灰解体没有得到实施。
在学会直接组织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个教会医院落成。医院的主要工作除门诊部外还有可以容纳40多人的病房。实际医疗工作是合信和另一个医生承担，同时经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国医生帮助，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格来香港负责医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国九龙增加一个诊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合信培养的两名中国青年参与眼科病的治疗和手术工作。合信对医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1844年他向香港内外科学会建议尽快发展香港医学教育。他认为，可以首先组成一个6到10人的医学班，前期讲授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然后在医院实习临床科目和解剖示范。医学会虽然批准了他的计划，但在三年后，1847年当合信再次从英国回到香港时，他带来的在国内筹集的经费远远不够用于建立一个学校，加之香港医学会的解散，合信设想建立香港医学校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后来香港出现的医学校与合信无关)但是，1850年，合信却在广州发表出版中文书籍《全体新论》，合信希望这本医学著作成为向中国人讲授西方医学有益的教材。《全体新论》有过几次再版重印，一度成为为数不多的几本中文标准医学著作。

Ⅵ 西医的发展历史

西医发展概述

关于现今国人所说的西医学，它的完整名称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它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是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在摒弃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之后发展出来的。由于它起源于西方国家，因此我们习惯的称为西医。在过去的中国被称为新医，与旧医（中医）相对立。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 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 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

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 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6)西医发明使扩展阅读：

西医起源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医学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人类在对自身身体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医学理论。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起源于古希腊，它的它奠基人是希波克拉底，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的“四体液学说”认为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液、黑胆液组成的，而且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身体中充满了各种液体，这些液体的平衡是机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它们的平衡与否反映在气色、气质和性情上；

同时，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还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并非常重视保持健康，认为健康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绪状态、环境、饮食、锻炼、心态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响；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要求医生应当特别重视研究每个病人个体健康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所以它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

到十七世纪时，“四体液”学说遭到了猛烈抨击，因为它被认为是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空洞理论。从此以后，西方国家的学者就摒弃了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在近代时期发展出了一门建立在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上的全新医学体系，这门学科就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也就是当今在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发展的西医学。

科学的进步使近代西方人认识到，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不能按人们的意愿或者猜想来解释，而是只能用机械理论并以几何和数学语言来表述清楚。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大大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为机体的不适并不随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实际上任何疾病都是由于机体内受到某种伤害而引起的，药物和外科手术可以治愈或者缓解疾病。

20世纪后期，“社会-心理-生物”综合医学模式的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兴起，随着系统生物学与系统生物技术的发展，21世纪伊始开始走向后基因组时代的系统医学与个性化医疗卫生时代。

Ⅶ 西方医学的奠基是谁，历史是什么

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以“解剖人、肉体人”为概念的、新兴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主流。
他并没有奠基者。
面是关于西医的发展,西医比中医晚很多呢!
16世纪的医学
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发展，生产力的增长促进了对新市场的寻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这些都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许多药物也由东方传入欧洲。美洲发现后，欧洲也有了金鸡纳、愈创木、可可果。
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在意大利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向教会思想挑战，反对宗教迷信的束缚。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以此来反对神学的统治。他们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钻研和模仿古代希腊的文化，因此称为“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标志着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
文艺复兴运动中，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于是医学界也产生了一场以帕拉切尔苏斯为代表的医学革命。
中世纪的医学学校中，主要讲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加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师照本宣科，一切墨守陈规，毫无生气。文艺复兴的狂潮，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首先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时主张用流行的德语写书和讲演，使医学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伟大的改革。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著作，而是依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陈规和盲目崇拜进行斗争，公开焚毁了加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
在封建社会，各民族无例外地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书，解剖图几乎全是根据动物内脏绘成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这反映在医学领域内，人们首先重视的就是人体的构造。
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必要深入了解人的解剖结构，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他开始从事人体解剖。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只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
达·分奇首先对加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由此证明加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
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人体解剖学教科书是由维萨里完成。维萨里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三或四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就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
中世纪，由于手术操作污秽而受到轻视，一般的外科手术都由理发师进行。法国的帕雷就是理发师-外科医生，他曾任军医，在战伤处理中，用软膏代替沸油处理火器伤，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还用结扎法取代烧灼法进行止血；做过异位胎儿倒转术；创制过假手假足。他不懂拉丁文，又不信仰天主教，他的作品用本国文字法文写成的。
14～16世纪，传染病非常流行，曾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这时弗拉卡斯托罗提出有关传染病的新见解，认为传染病是由一种能繁殖的“粒子”造成的，还指出了三条传染途径。
总之，16世纪欧洲医学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其主要成就是人体解剖学的建立。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的医学
在17世纪，英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
17世纪，量度观念已很普及。最先在医学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圣托里奥，他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秤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于是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
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血液在心脏循环的过程。1553年，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时，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进行了“漫长而奇妙的迂回”。
哈维最先在科学研究中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也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就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作《心脏运动论》。
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17世纪初出现的。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在这以后，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意大利马尔皮吉观察动物组织，发现了毛细血管，他还观察过脾脏、肾脏等组织的微细结构。荷兰业余科学家列文胡克也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最先看到精子、血细胞；他在观察蝌蚪的尾巴时发现血细胞从毛细血管中流过的情形。他和马尔皮基的观察填补了哈维在血液循环学说中留下来的空白，说明血液怎样由动脉进入静脉的。但是，17世纪的显微镜观察很不深入，真正的人体组织学是19世纪才发展起来。
17世纪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有了进步，医学家也开始不满意过去的医学学说，出现了一些新的学说，这主要有三种派别。其一是物理学派，医学机械论者、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对医学的见解就是代表。他主张一切疼痛、恐怖等都是机械的反应；认为人有灵魂，而灵魂存在于松果体中。
化学派则以化学原理解释生理和病理现象，荷兰人西尔维乌斯可为其代表。他曾致力于盐类的研究，认为身体的三要素是水银、盐和硫磺；“酵素”在生命活动和生理功能上有重要的作用。他是加伦学说的信奉者，认为疾病的发生是酸性和碱性的平衡失调所致，所以其治疗方法也是以平衡两者的关系为主。这个学派是当时医学上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在唾液、胰液和胆汁方面的研究对生理学有一定的贡献。他们认为血液是中枢，一切病理过程都由血液产生。对所有疾病都用化学原理进行解释和治疗。
另一位英国的化学派代表，牛津大学的威利斯注重临床观察。在西方他第一个知道糖尿病的尿是甜的，所以糖尿病也曾称威利斯氏病，他记述过现在所称的重症肌无力，还描述并命名过产褥热和大脑基底动脉环。
还有一派叫做活力派，认为生命现象不能受物理或化学的支配，生命现象是由生命特有的生命力来维持的，这种生命力亦即活力。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斯塔尔，他认为疾病的原因在于生命力的减少，而其消失就是死亡。此派到18世纪更为盛行。
这三个学派虽然开始于17世纪，但其影响都很大，直到20世纪各种学派中还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内科学直到17世纪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医术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由于当时医生多研究解部学和生理学，似乎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所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西德纳姆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应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同时，他非常拥护希波克拉底关于“自然治愈力”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当时临床学还很落后，也表明他对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视。

18世纪的医学
到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若干异常的构造。
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加尼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医师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
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宋，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
在17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有组织的临床教育，学生到医校学习，只要读书，经过考试及格就可领到毕业证书。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
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布尔哈维成了当时世界有名的临床医学家。布尔哈维充分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的先驱。
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是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件大事。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

19世纪的医学
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
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再加上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也随之诞生了。法国人巴斯德开始研究发酵的作用，后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
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被发现。巴斯德还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提出了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他对早期免疫学作出很大贡献。
19世纪初期，在药理学方面，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例如，1806年由鸦片中提取出吗啡；1819年由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奎宁；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
19世纪，人们应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机体，从而逐渐兴起实验生理学。法国的马让迪，德国人弥勒和法国人贝尔纳先后用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等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由于病理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影响，当时的临床医学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到19世纪末，检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变为研究化验室的检验结果。
发明听诊的是拉埃内克，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纸制听诊器，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并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用来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
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装置和光学器具，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人赫尔姆霍茨的检眼镜，继之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
由于化学的发展，临床医学利用化学分析检验方法以检查血液的内容物，大大改进了诊断法。显微镜学的不断进步，促使形态诊断学在临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研究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成分。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成就，医生的诊断方法更为丰富。
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得解决，这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麻醉法的发明。19世纪中叶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继被用作全身麻醉药，外科手术能够在无痛情况下施行，这是外科学的一大进步，是外科手术学得以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又发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续繁杂、副作用多的不足。
创伤手术后的化脓并发症是最麻烦的事，在巴斯德发现病原微生物以前，维也纳的产科医生塞梅尔魏斯于1847年证明，产褥热的真正原因是手和产科器械带进了感染因素，主张用石灰水洗手。
根据巴斯德的发现，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认为伤口中的腐烂和分解过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进行复杂骨折手术荻得成功，他还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室、手术台、手术部位和伤口。并用复杂的包扎法包扎伤口。防腐法大大地减少了创伤化脓和手术后的死亡率，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伤口的感染问题。
1886年贝格曼采用热压消毒器进行消毒外科，才标志着真正进入了无菌手术的时代。止血方面也有些初步进步，如止血钳、止血带以及血管结扎的方法的应用等。
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成就，为外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
18世纪时预防医学有某些改进，但大多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实施范围也很有限。到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英国于1848年设立卫生总务部，规定一些预防疾病的法令。
之后不久，英国发生霍乱大流行，死亡约六万人。统计资料显示疾病的传染媒介是饮用水，于是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方法，而逐渐遏止了疫情。
使卫生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的人是德国的佩滕科弗，他将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卫生学方面，研究了空气、水、土壤对人体的影响；测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对呼吸的意义，并发明了测定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研究了住宅的通气和暖气设备。继他之后，研究职业病的劳动卫生学、研究食品工业的营养和食品卫生学相继产生。
护理工作历史悠久，但从事护理的人长期地位低下，19世纪之前工作条件一直十分恶劣，人员素质差，待遇低。英国的南丁格尔曾在德国学习护理知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率护士进行战地救护，收效显著。1860年她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Ⅷ 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研发新药似乎是又神秘又费劲的一件事，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倒腾几年瓶瓶罐罐，就会耗费掉巨额资金，即使这样也经常失败。然而，对 于新药研发，尤其是早期的研发而言，逻辑严谨的实验室研究并不总是全部。有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药，往往是在偶然的巧合，甚至是沾上不少“运气”因素中， 得以被发现的。
青霉素：弗莱明的奇幻冒险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观察一个偶然进入 青霉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时，发现了历史性的奇迹——青霉菌生长范围之外，出现了一个“空白带”，原本在此范围内的葡萄球菌全部被杀死。根据这一发 现，弗莱明进行了后续研究，成功为青霉素应用于临床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关于发现青霉素的趣闻，普通人知道的可能不是很多。实际上，青霉素的发现，正是一 个如同奇幻冒险一般的“运气事件”。

1928 年的弗莱明，正为了研究一个关于葡萄球菌的课题，而在实验室里大量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过，实验室里却接连发生了一串奇特事件：首先，天气骤变直接导致 葡萄球菌的生长受到了抑制，而实验室周围的青霉菌孢子则随风掉进了培养皿里；不久之后弗莱明回老家度假，实验室外面的天气也逐渐温和，青霉菌和葡萄球菌在 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同时进行生长，从而形成了后来的情景。
可回到实验室的弗莱明，似乎并没把这些培养皿当回事，他看到它们已经被青霉菌污染 之后，直接把受污染的培养皿扔进了消毒液里杀菌。在这之后，又一次的奇迹出现了——有几个培养皿没有完全浸入消毒液，反而浮在了上面，弗莱明总算在进一步 消毒之前瞟了一眼培养皿，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氮芥：战争惨剧背后的抗癌神药
即使是在癌症治疗领域各种新兴疗法异军突起的今天，传统的放化疗依旧是必不可少的抗癌武器。因为仍然有很多种癌症，仅需要联合化疗或放化疗即可治愈，而放化 疗配合新型疗法，则往往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今天的癌症患者正在享受医学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但却少有人知道，药物征服癌症的第一步，居然和战争惨 剧密切相关。
1942年8月，美军参与了英军在北非的作战，以打击隆美尔和他的北非军团。1943年5月作战结束后，盟军北上进攻意大利和 西西里岛，并选择意大利的港口城市巴里（Bali）作为盟军港口，用以运输、储存各种物资。8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警告德军，一旦德军使用芥子气，盟军 很有可能以牙还牙。与此同时，美军向巴里运送了一批含有芥子气的毒气弹。
1943年12月2日，德军毫无预兆地空袭了巴里，盟军损伤惨重。 不幸的是，那艘装满毒气弹的货船被炸沉，刺鼻的蒜味瞬间充满船舱，绝大多数人中毒身亡。至于少部分跳船逃生的士兵，衣物上也沾满了毒气和油、水的混合物， 导致全身芥子气中毒。在救治这批伤员的过程中，医生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伤员在中毒后的第3~5天，表现出骨髓受抑制的特征--白细胞减少。由于 战时的消息封锁，这一现象并没有被公之于众。但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这些数据被公开，随即引起了药理学家路易斯·戈德曼（Louis S. Goodman）的注意。
戈德曼认为，既然芥子气能够对正常细胞造成伤害，那么它也有杀死肿瘤细胞的潜力。他和他的团队大胆地进行了动物试 验：给患有淋巴瘤的老鼠注射芥子气，观察肿瘤的变化。几天之后，当他们检查肿瘤的生长情况时，突然发现淋巴瘤的体积大幅缩小。进一步的解剖发现，缩小的肿 瘤内存在着大量已经被杀死的癌细胞。在“毒气之王”面前，癌细胞似乎低下了头。
芥子气虽然被证实能够杀灭肿瘤，但过于“彪悍”的特性使它投 入临床的可能性几乎为0，团队再一次陷入了沮丧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戈德曼通过查阅文献发现，芥子气的一位“近亲”氮芥 （Mechlorethamine）具有相对较小的毒性，但疗效同样喜人。戈德曼的研究团队在开展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后，试验性地用氮芥治疗67位患有霍奇 金病（淋巴瘤的一大类型）或白血病的患者，研究于1946年9月21发表于顶尖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后，随即震惊了医学界。在多方共同 努力下，氮芥成功上市，开启了化学药物治疗癌症的新时代。尽管今天氮芥本身的用途已大为减少，但科学家绝对不会忘记，它在药物历史上的功劳。
西罗莫司：复活节岛的“土生”怪杰
以石像闻名的复活节岛，一直是不少人所憧憬的旅游胜地，而诸如红霉素、阿奇霉素之类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是临床上对付细菌感染的一大利器。倘若这两者之间碰 撞出了火花，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实际上还真有这一类药物，它们“出生”于复活节岛的土壤，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家族的一员，然而它们并非优异的抗生素，而 是抗癌利器和帮助器官移植患者重获新生的免疫抑制剂。
1964年，一群科学家前往复活节岛开始“探险”，他们采集了岛屿上多个位置的土壤， 希望能在土壤寄居的微生物中，发现能对抗感染的新型抗生素。他们在结束旅程后，决定将土壤交给著名药企惠氏（现在已被辉瑞收购），惠氏公司的研究员在几年 后对这些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一份样本中所含的吸水链霉菌（Streptomyces hygroscopicus，放线菌的一种）所分泌的物质能够抑制真菌的生长。研究人员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并给这种物质起了一个名字--雷帕霉素 （Rapamycin，名字来源于复活节岛的别名“Rapa Nui”，后来改名为西罗莫司）。可惜的是，后续研究发现雷帕霉素对免疫细胞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不能成为抗真菌药物，这也使得研究搁置了一段时间。
复活节岛上由惠氏公司于2000年11月设立的纪念牌，旨在纪念西罗莫司的发现
不过随着后来对预防器官移植免疫排斥的免疫抑制剂的研究大潮（因为他克莫司、环孢素等著名免疫抑制剂，也是天然来源的），雷帕霉素也被捡了起来，研究它在这 一方面的潜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雷帕霉素在预防肾移植的免疫排斥方面较其他疗法有着明显的优越性，使得它于1999年成功地成为了一种新型免疫抑制剂。当 然，这还不算是故事的结束。几年之后，基于它的两种衍生物--坦罗莫司和依维莫司，均成为了表现优异的抗癌药物，被用于治疗多种癌症。而这一家族的化合物 由于具有抑制细胞增殖的效应，也被涂在心脏支架上，作为预防冠状动脉再次病变的药物得以广泛应用。

Ⅸ 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又是如何取代中医成为中国主流医学的中医能否并如何受到西方社会的欢迎

没有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