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创造性破坏

Ⅰ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必须的冒险吗冒什么险 还有说的 创新，离不开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
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新者观点，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一个企业，要么增值，要么就是在人力资源上报废,创新必须成为企业家的本能。但创新不是 “天才的闪烁”，而是企业家艰苦工作的结果。创新是企业家活动的典型特征，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等。创新精神的实质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将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更象一名充满激情的艺术家。
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
坎迪隆（Richard Cantillion）和奈特(Frank Rnight)两位经济学家，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risk）或不确定性(uncertainty)联系在一起。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创新风险是二进制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只能对冲不能交易，企业家没有别的第三条道路。在美国3M公司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口号：“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和无数个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常常意味着冒险与失败，但是“如果你不想犯错误，那么什么也别干”。同样，对1939年在美国硅谷成立的惠普、1946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索尼、 1976年在台湾成立的Acer、1984年分别在中国北京、青岛成立的联想和海尔等众多企业而言，虽然这些企业创始人的生长环境、成长背景和创业机缘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是在条件极不成熟和外部环境极不明晰的情况下，他们敢为人先，第一个跳出来吃螃蟹。
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
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企业家在重大决策中实行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尽管伟大的企业家表面上常常是一个人的表演（One-ManShow），但真正的企业家其实是擅长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精神需要扩展到企业的每个员工。企业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超人（superman），但企业家应努力成为蜘蛛人（spiderman），要有非常强的“结网”的能力和意识。西门子是一个例证，这家公司秉承员工为 “企业内部的企业家”的理念，开发员工的潜质。在这个过程中，经理人充当教练角色，让员工进行合作，并为其合理的目标定位实施引导，同时给予足够的施展空间，并及时予以鼓励。西门子公司因此获得令人羡慕的产品创新记录和成长记录。
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到：“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述了这类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货币只是成功的标志之一，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才是企业家的“顶峰体验”和不竭动力。
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
荀子曰：“学不可以已”。彼得·圣吉在其名著《第五项修炼》说到：“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此一意义的核心”。学习与智商相辅相成，以系统思考的角度来看，从企业家到整个企业必须是持续学习、全员学习、团队学习和终生学习。日本企业的学习精神尤为可贵，他们向爱德华兹·戴明学习质量和品牌管理；向约琴夫·M·朱兰学习组织生产；向彼得·德鲁克学习市场营销及管理。同样，美国企业也在虚心学习，企业流程再造和扁平化组织，正是学习日本的团队精神结出的硕果。
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
英特尔总裁葛洛夫有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意味着在遵循摩尔定律的信息时代，只有坚持不懈持续不断地创新，以夸父追日般的执著，咬定青山不放松，才可能稳操胜券。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资本家可以用脚投票，变卖股票退出企业，劳动者亦可以退出企业，然而企业家却是唯一不能退出企业的人。正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在20世纪80年代诺基亚人涉足移动通讯，但到90年代初芬兰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诺基亚未能幸免遭到重创，公司股票市值缩水了50%。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公司非但没有退却，反而毅然决定变卖其他产业，集中公司全部的资源专攻移动通讯。坚韧执着的诺基亚成功了，如今诺基亚手机在世界市场占有率已达到35%。
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
诚信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企业家在修炼领导艺术的所有原则中，诚信是绝对不能摒弃的原则。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没有诚信的商业社会，将充满极大的道德风险，显著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其实，凡勃伦在其名著《企业论》中早就指出：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商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更是明确指出：“企业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下，运用生产资源从事利润的活动。亦即须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不能有欺瞒和诈欺。”
做一个服务者也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精神
我们每个人都是服务者，长松咨询的贾长松曾说过：“头顶着天，脸贴着地”这就是真正切切的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服务好你的每一个客户。“如果你不好好服务你的客户，别人会愿意代劳”“如果你不好好服务好你的男人，别的女人会愿意代劳”。

Ⅱ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珍惜企业家精神，造就企业家队伍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和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动机，而最突出的动机是“个人实现”，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国，(2)对胜利的热情，(3)创造的喜悦，(4)坚强的意志。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础。企业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最稀缺的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它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都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网罗创新型人才，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选拔人才的机制还不尽公正合理，“论资排辈”、“年龄一刀切”、“恨能”、“恨富”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对人才的制度化激励还相当缺乏，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还十分稀薄，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我国企业家的孕育、培养和造就。因此，我国今后应对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努力造就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在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培养出独特的创新精神，培育出更多的实力雄厚、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
2、有秩序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然而，面对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熊彼特特别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 ——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近年来，在我国存在一种自由追捧“新经济”的现象，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毫无希望，应该把资源集中于“新经济”，集中于信息产业，跳过漫长的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诚然，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全球正在展开一轮长期的、由机器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工业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的产业变革。但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即使在发达国家仍有一批传统产业在蓬勃发展，并与新兴产业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从大趋势看，“新经济”只有与“旧经济”融合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困境中寻求突破，确实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但同时应该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而不能顾此失彼，简单抛弃传统产业。如果进退失据，只是一窝蜂地关停，使所有传统产业一下子崩溃，那么，滚滚的下岗失业洪流，源源不断的低收入人群的涌现，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初衷，变成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经济创新将被经济崩溃所代替。
3、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建立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
技术创新活动是一根完整的链条，这一“创新链”具体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产权交易、市场中介、法律服务、物流平台等。完整的创新生态应该包括科技创新政策、创新链、创新人才、创新文化。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中新熊彼特主义者——弗里曼提出的“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起重要作用”，为此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通过这个完整的创新生态，最大限度地集聚国内外优质研发资源，形成持续创新的能力和成果。针对当前我国创新动力、创新风险、创新能力、创新融资不足的问题，政府在政策架构上需要做的有：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科技开发及政府采购政策；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健全创新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技术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制，发展各类技术产权交易，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Ⅲ 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创造性毁灭

熊彼特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兴起之后恢复企业在经济理论中主动地位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序言中写道：把经济体系“从一个均衡推向另一个均衡”的不仅仅是外部因素，“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自动破坏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的能量源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进化过程”，一个“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过程。“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后者较之前者，“其效力之区别就像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大飞跃。他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观点显然与边际替换概念不相容。他的经典之作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当然，熊彼特的理论框架显得宽乏，而把创新主体囿于企业家也招致非议。但瑕不掩瑜，他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动态企业理论提供了思路。
谢国忠如是说：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毁灭”
野生动物集体渡河的优势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它们单独渡河，就会留给鳄鱼更多的猎它们的时间。如果它们想发挥人多势众的优势渡河，就需要一个发起冲刺的领头者，而第一个冲进河中的领头者被吃掉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动物。个体的不理性行为实际上造福了群体利益。
在经济生活中，有些泡沫确实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IT泡沫创造的科学技术至今还令全球受益，尽管当初的投资者可能赔了钱。那些认为投资IT领域可以致富的人就好比是兽群中的领头者，不自觉地为了公众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
大部分科技因素驱动的泡沫都有类似的特点，惠及全球但不利于投资者。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泡沫。由于大量的泡沫并不全都是有害的，所以和央行对它们很慷慨大度。

Ⅳ 创造性毁灭的意义

创造性毁灭的意义：
在熊彼特理论体系中，创造性毁灭有宏观和微观的双版重含义。
在宏权观上，熊彼特用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家是创新的始作俑者，而创造性毁灭则是创新的内涵和结果。创新一方面带来新的产品与服务，开创新的市场和产生新的价值，一方面又在取代旧有产品与服务，占领旧有市场和毁灭旧有价值。新旧交战，引发经济的周期性变化，金融危机和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这种既创造又毁灭的现象，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
在微观上，一个产业，一个企业，以及产业之间和企业之间，同样可能存在具备创造性毁灭特征的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决定着产业和企业的存亡兴衰。

Ⅳ 熊彼特 是什么导致了资本主义灭亡

看这篇文章，他认为是量化宽松
通往毁灭之路：熊彼特的预言与量化宽松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周宇
“创造性破坏”的技术革新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无法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使得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断加剧。结果每一次衰退，都需要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以填补总需求缺口。而这非但不能消除资本主义这一内在的不稳定性，反而将加速这一进程。
每逢岁末年终，华尔街各大投行都会发布各种回顾与展望。当然，回顾得少，展望得多。因为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公开检讨当初预测的准确率。过去这一年，美国没有陷入衰退，欧元区没有解体，中国也没有如做空者所言出现崩溃。在全球央行的保驾护航下，似乎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华尔街又开始信心满满的推销他们来年的投资策略。
埋首于桌上堆积如山的研究报告，我试图从中读出来年的宏观大势，不过所得甚微。在我感慨华尔街每况愈下的研究质量时，在书柜尘封的角落里，熊彼特的著作《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映入了我的眼帘。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其对经济周期(BusinessCycle)的研究和”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的概念为人所知。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源。企业家精神驱动着技术创新，不断淘汰旧有的生产模式，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引发社会对企业家精神的排斥，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兴起。
尽管历史未必同熊彼特当初所描绘的路径完全吻合，但过去数十年西方国家的兴起、发达与衰退，印证了技术创新是如何驱动着资本主义发展，又将如何带着资本主义走向毁灭的。而美联储所推行的量化宽松，非但不能消除资本主义这一内在的不稳定性，反而将加速这一进程。
有效需求不足
“终有一日，资本主义将自取灭亡。因为我们无法一直将生产所得由劳工转移到资本，而不造成过剩产能与需求缺乏。”–诺里埃尔-鲁比尼
我们的故事先从一幅图开始。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后，实际每小时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约2.0%，而实际劳动力报酬仅增长1.0%。随着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的普及，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正在日趋下降。在一个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的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报酬相对于实际产出的不断下降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产出归属与资本与技术。
图1. 美国生产率与劳动力报酬
由于普通劳动者难以承担技术创新所需的大量时间与经费，研发活动主要由企业家所推动。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企业家获得了超额的利润。下图是美国的国民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的分配情况。从1970年起，包括工资、养老与保险等福利支出在内的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的份额开始下降，并在过去十年间加速下滑。到今年三季度，劳动力报酬仅占国民收入的54.2%，为1955年以来的新低。而与此同时，公司税后利润的份额从2001年底的6.6%翻了一倍至13.9%。
图2. 美国国民收入的分配 - 劳动力报酬与公司利润
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比重的降低的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的显现。劳动者仅能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劳动报酬，而企业家通过投资，推动新技术的发展不断创造出超额利润。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不断拉大贫富差距。
从1967年至201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的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增长了29.7%，从1967年的17.2%增长到了22.3%。与此同时，80%以下的收入人群的份额在过去40年来处于下降趋势。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11年末升至0.46，为45年新高。
图3. 美国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相对变化的百分比
贫富分化是技术进步伴随的自然结果。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古典经济学中的供需关系将时不时的失衡。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年收入千万的家庭与一千个年收入一万的家庭，尽管社会的总收入一样，但前者的消费比后者更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加之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有效需求往往不足，产能过剩成为常态。
杠杆化与信贷周期
“无论是信贷繁荣还是债务紧缩，无论是滞胀、复苏、还是充分就业的高增长，都不能够永久的持续下去。每一个阶段都孕育着导致自身灭亡的力量。”–海曼-明斯基
在价格具有粘性的情况下，对产能过剩的调整就引发了经济衰退。而凯恩斯主义认为，当价格无法及时调整时，公共部门通过借债杠杆化，实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并辅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填补有效需求的缺口，从而熨平经济周期。
除此以外，拉动需求的另一途径是私人部门的杠杆化。富裕家庭的剩余储蓄推动着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房贷、车贷、信用卡、助学贷款，以及资产证券化，使得普通家庭能够通过贷款购买当前收入本不能支付的商品与服务。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杠杆化形成了信贷周期。当经济从上一轮衰退中复苏时，私人部门在低利率下重新杠杆化，加速经济扩张。经济增长使政府逐渐退出财政刺激，政府收支重新平衡。随着私人部门持续杠杆化，经济开始过热，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利率的上升使得信贷泡沫破灭，私人部门去杠杆。随后，公共部门重新杠杆化，央行降息，信贷重新开闸，经济由此复苏。
图4. 信贷周期循环示意图
理论上，随着经济增长，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债务都可以实现再平衡。当私人部门杠杆化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可以使公共部门去杠杆，而当经济衰退时，私人部门正在去杠杆，而公共部门的杠杆化可以拉动经济复苏，重新开始新的周期。
事实上，尽管过去40年来，美国历经七次衰退-复苏-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信贷杠杆却在持续上升。经济衰退时私人部门没有充分去杠杆化，而经济繁荣期，政府杠杆也没有回到原点。
图5. 美国经济各部门债务占GDP百分比
毁灭的序曲
“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经济体杠杆化不断加深的原因，是因为技术革新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无法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缩小。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断加剧。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潜在的总需求的缺口一直在扩大。
于是，为熨平经济周期，政府难以推行紧缩，央行的利率下调的幅度远高于上调。这是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真实写照。如今，公共部门负债超过90%，财政悬崖近在眼前；基准利率降无可降，量化宽松在发达国家广为推及。
决策者致力于刺激政策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的缺口，但只要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都不可能靠经济增长实现去杠杆化。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融压制和较高较频繁的通货膨胀是决策者最后必然的选择。经济体的杠杆化不可能无限度加深，想要不知不觉的去杠杆，又不至于让经济跌落悬崖，政府只有通过连续的通胀过程将经济体的累累债务稀释。量化宽松，仅仅是一个开始。
也许杠杆化能够靠通胀得到再平衡，但这并不是一个循环的终点。恰恰相反，量化宽松和通货膨胀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与动荡，为资本主义最终的灭亡奏响了序曲。
量化宽松通过资产购买压低借贷利率，使得私人部门重新杠杆化。然而，利率是资本的使用成本。通过压低资本的成本，美联储实际上使得劳动力显得更加昂贵。尽管前文中，劳动力报酬的增长远低于生产率的增长，但实际为零，甚至负利率的资本成本使得企业家更倾向于购买或租赁更多的设备以替代劳动力。
图6. 美国劳动力成本与资金成本
诚然，量化宽松带来的经济增长能够创造工作岗位。但纵观美国就业市场，衰退结束后所新增的就业，大多数是在低收入的行业。当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趋势在量化宽松下得到加强后，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涌入服务业，从而压低劳动力整体工资水平，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
此外，宽松货币政策所引发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其最大的受益者仍是富裕阶层。 2011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5%人群持有了约70%的金融财富，其实际收入比起1999年仅下滑了3.0%。与此同时，衡量美国普通家庭情况的中位数实际收入，在过去10年间下滑了约8.9%。
图7. 美国家庭实际收入水平
众神的黄昏
“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政治权力分布及社会心理态度将敌视资本主义，并可望积聚力量最终使得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失去动力。”–约瑟夫-熊彼特
在经济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使得提高富人税率，增加福利保障，以及要求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一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明显。在美国，民主党持续把持朝政，打压华尔街，加强监管，并对富人加税。针对百分之一的阶级斗争，成了美国社会快速增长的矛盾。与此同时，法国积极推行着75%的对百万收入者的边际所得税率。在日本，新当选的安倍晋三，正试图以政府的激进干预，扭转经济多年不振的局面。
改善收入分配的愿望是好的。但寄望于政府的想法是天真的。劫富济贫、杀鸡取卵的手段最终带来的，是富人的大规模撤离，是对人类致富动力的扼杀，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根源-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消逝。
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正在发达国家上演，正如熊彼特七十年前所言。这一趋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任何政策可以扭转的。
也许我太悲观了。况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对于只看眼前利益的浮躁的华尔街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不过听说各大投行已经开始用机器和自动化交易来替代昂贵的交易员了。过去的一年，华尔街投行的利润增长表现强劲，但伴随着的却是持续的裁员和降薪。技术革新的火，终于也从低端制造业，开始烧到了华尔街。
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力工作，让自己变得更加难以替代。愿大家都有一个勤劳、奋进和丰收的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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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为什么学了很多新管理，却依然管不好

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建议你好好看看12Reads系列教材哈。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创业的热潮，各种新新模式、新理念层出不穷。“颠覆式创新、O2O、微商、圈层营销、降维打击”……这些概念听上去很熟悉，实际上很陌生。究其原因，管理理论创新本有一定的滞后性，新概念虽已广为流传，但创新的本质与效应尚未显现。更严重的是，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身处一个复杂动荡的年代，总是要通过不断创新探寻生存发展之路。但焦虑之中更需冷静：什么是管理理论创新？我们真的需要它吗？其背后的推手是谁？是憋屈求变的创造，还是夹带私货的刻意鼓吹？
推动管理理论创新本是管理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的名声确实不好。
据说一个企业家左右分别坐着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他往左问经济学家：“你们是怎么搞的，100个经济学家有100种说法，到底听谁的？”他刚往右一扭头，管理学家自己就倒下了：“别说了，我自己招了吧。100个管理学家至少有101种说法，因为我们常自相矛盾。”
所以萧伯纳一百多年前如此定义专家：“所谓专家，就是把自己也搞不懂的事说得让大家更糊涂了。”但坦率讲，管理学很多观点互相矛盾本身就是这个学科的天然属性。因为企业以市场和社会为环境，在市场中要讲经济效率，在社会中要讲和谐公正。所以管理学总是嫁接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很难构建出独立的理论体系，给大家造成来回摇摆的印象。
1、管理学就像中医
管理学如同中医，是一种“有用的伪科学”。
但管理学有没有价值？就像西医总是瞧不起中医，因为中医缺乏病理学和药理学基础，所以斥其为“伪科学”。直至一位牛人站出来：“从西医角度看中医，中医将永远是伪科学。但人人知道，中医是有用的伪科学。”
由于世界和人自身复杂性系统的特征，严整的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冰山一角，其他大量的非科学、伪科学也在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管理学如同中医，是一种“有用的伪科学”。一百多年来管理学在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摇摆中顽强成长也佐证了这一点。
我是坚信“管理立国、管理强国、管理富国”的，但首先懂得管理背后的逻辑最重要。1996年我曾在一家香港时装公司打短工。我们是做品牌的，一套女装动辄上千元，用的都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进口面料。我在登记入库时，发现法国人把面料成分和每种纤维原产地标注得一清二楚，看后就崩溃了：大多数化纤都是“Made in China”!怎么回事？教科书教的是“一切决定于资源禀赋”啊。
中国基础纺织原材料物美价廉，远销世界，为什么一到做高档时装时总是要花几十倍价格进口面料？为什么我们不自己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请教香港老板。老板一听就乐了：“面料好坏和原材料没多大关系，主要在于织法。”好的编织能化平凡为神奇，坏的编织会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古人云“树桑麻，习组织”，组织的关键在于编织逻辑。
回望上一代人，他们也很聪明也很努力，但被编织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之中，彼时的中国沦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再看三十多年前，小平同志一句“别斗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GDP增长了16倍。资源没变、智商没变，就是变了编织逻辑。
2、谁制造了理论创新的泡沫
许多创新的本质和效应尚未显现，但名词和概念已广为流传了，这就是泡沫。
2015年似乎很热闹，各种新名词、新模式、新理念层出不穷，但我依然认为它只是个创新的“小年”。诸如“互联网思维、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颠覆式创新、商业模式、O2O、微商、圈层营销、深度垂直、降维打击”……听起来让你怦然心动，但只要沉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它们只是“听上去很熟悉，实际上很陌生”。我坚信没有它们明天会依然继续，世界也不会变糟。
例如：“互联网思维”提倡“平等、开放、共享、共创”，但平等必有层级、开放必有封闭、共享必有权责界定、共创必有利益纷争；《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工业4.0”是非常粗糙的划分，现实中每次的工业升级都是混合与迭代的过程，从来没有断裂式的跨越；“颠覆式创新”并不是一个严整概念，现实中已接近破产；
而所谓“互联网商业模式”称“羊毛出在狗身上，最后让猪买单”，这简直是对猪智商的侮辱；“O2O”本质上只是一种营销方式在线上与线下的配置组合，最后能否盈利还是决定于商品力与顾客感受；而“微商”一出来，我就坚信做不起来，因为“不要和朋友做生意，否则会永远失去朋友”，从含情脉脉的情感交流到冷冰冰的利益交换，这种“高开低走”没有出路。
熊彼特当年强调的是“创造性破坏”，而今天更能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往往是“创造性适应”。要做一个基于现实世界的改进者而不是幻想家。创新主要有五类：新市场、新原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和组织管理创新。各种创新的速度和效应不尽相同，往往最终需要组织管理的协调和控制才能实现“新的组合”，所以管理理论创新相对其他几种一般是滞后的。而如今，许多创新的本质和效应尚未显现，但名词和概念已广为流传了，这就是泡沫。
是谁制造了这么多理论的创新泡沫？
我认为主要是两种人。
一种属于“黔无驴”类：无视管理学“橘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时空局限，把西方一些非本质、非主流、非体系的“时尚类”东西在中国大肆传播，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般他们都会说：“我曾师从xx大师……我在哈佛时……你们理念太落后……你们还做质性研究，国际主流早就是实证……你们还在用回归，我们早就用结构方程……这是国际上最流行的xxx……”一脸“言必称希腊”的高傲姿态。
但据我接触过的一些西方真正有水平的学者来看，一般都既朴实又谦和，散发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气息。记起小时候曾读《黔无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因此可将这些人归于“黔无驴”类。这些人本意并非刻毒，只不过是狐假虎威想让自己混得风光些，所以危害并不大。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化，他们身上的神秘光环正在逐渐褪色。
但另一类的人危害性就大了。他们有意制造新名词、新范式、新理念，借助网络化效应炒作传播，从中渔利，很多人因此一攫万金，而被忽悠者还在那里一脸虔诚地说：“大师，谢谢啊。”
据我观察，此类人可按“皇帝的新装”的段子分三个等级：
初级选手：皇帝实际没穿衣服，但不知道自己没穿。这类人可归于年少无知，自己会慢慢清醒的，而听众也不太可能比他们更弱智，所以危害并不大。
中级选手：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但他以为老百姓看不见。这些人实际上很心虚，只能拼命以制造理论的时尚新潮来掩盖自己的功力虚薄。他们的东西虽无真材实料，但可修饰得花团锦簇，所以也可以蒙蔽一些人，危害度中级。
高级选手：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也知道老百姓看见了，但我就这样了！这种赤条条就是规范、就是主流、就是趋势，你们能奈我何！他们往往掌控着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危害巨大。
3、谁动了我们注意力的奶酪？
衍生物过度膨胀，往往阻碍了我们对管理学本质问题的关注。
相对于各种纷繁嘈杂，我认为管理学的源概念应在10个以内，大概包括企业、市场、社会、组织、目标、管理、绩效等。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企业，企业身处市场和社会的环境之中，分析市场与社会，就可以理解企业的外在规定性。而企业的内在规定性是组织逻辑，组织作为一个协动系统需要确立目标，其达成程度就是绩效。但从目标到绩效不会自动实现，中间需要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即为管理。
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源概念？我暂时没有找到，感觉都可以从这几个源概念推演出来，只是衍生物。衍生物过度膨胀，往往阻碍了我们对管理学本质问题的关注。就像金融衍生物本来是因缩减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而诞生的，但最后几乎演变成一种自我对冲的独立产业，反而增大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警惕衍生泡沫。
当今创新的衍生泡沫与互联网“长尾效应”密切相关。互联网的开放和便捷使许多破碎的、边缘的、非主流的东西也可以聚集在其“长尾”之中，甚至可以聚合成一种势力。我坚信它们很难颠覆主流，却破坏力很大。环顾周边你就会发现：互联网让“全世界都在看”，但无责任的言论与行为正在蔓延，世界并未变得更美。我们处在一个数据爆炸、信息膨胀，但知识依然贫乏的时代。
网络化情境下多重时空的交错严重影响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都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才有可能关注；你关注什么，才可能达成有效的行动。”但同时，“你感兴趣的，未必能持续关注；你关注的，也未必能真正付诸行动”。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只是“兴趣－关注-可能的行动”的交集。
而互联网的开放和便捷，让我们自认为一切皆可感兴趣、一切皆可去关注、一切行动皆有可能，这是天大的误解。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度的，三要素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关系：你感兴趣的越多，可持续关注的则越少，现实的行动力则越差。所以网络化往往把我们带入更加焦虑、迷茫、无法行动的困境。建议学习卓越企业的“刺猬理念”：只做自己最感兴趣的、最擅长的、能盈利的事，其他一概不碰。

Ⅶ 创造性破坏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然而，面对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熊彼特特别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 ——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近年来，在我国存在一种自由追捧“新经济”的现象，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毫无希望，应该把资源集中于“新经济”，集中于信息产业，跳过漫长的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诚然，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全球正在展开一轮长期的、由机器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工业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的产业变革。但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即使在发达国家仍有一批传统产业在蓬勃发展，并与新兴产业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从大趋势看，“新经济”只有与“旧经济”融合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困境中寻求突破，确实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但同时应该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而不能顾此失彼，简单抛弃传统产业。如果进退失据，只是一窝蜂地关停，使所有传统产业一下子崩溃，那么，滚滚的下岗失业洪流，源源不断的低收入人群的涌现，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初衷，变成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经济创新将被经济崩溃所代替。

Ⅷ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和克里斯坦森的破坏性创新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熊彼特所说创造性破坏:
创造是指创新引起新产业的兴起、生产力提高，破坏是指要发展新产业就必须从旧产业处占用资源，这无疑会影响旧产业；再即是新产业成长后可能导致一些旧产业的消亡，比如火车取代马车。

克里斯坦森所诜破坏性创新，专指这样一种技术创新：刚出现时不成熟、水平不高，不为主流市场所青睐，只能凭其某些新特性服务于小众市场；待技术水平提高，原来的弱点得到长进，就会抢占主流市场，取代旧技术。

Ⅸ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形成、发展、主要观点、评价和启迪

“创新理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提出的, 如今, “创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位博学的思想家, 熊彼 特不仅从经济学意义上阐述了“创新理论”, 而且特别从社会哲学、经济社会学、经济史学等多重视角阐发了“创新理论”的丰富内涵。

1、创新的内在质变性
2、创新的社会历史性
3、创新的系统有机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且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揭示出的“创新”的丰富内涵。

“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

创新理论概述
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熊彼特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包括下列5种具体情况：

1、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原有产品；

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比如改手工生产方式为机械生产方式；

3、发现新的市场，比如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4、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比如使用钛金属做眼镜的镜框；

5、创建新的产业组织，比如新兴的培训公司。

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但在分析中，他抽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和分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在熊彼特假定存在的一种所谓循环运行的均衡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和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只有在他所说的实现了创新的发展的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资本，才产生利润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资本的职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从企业家利润中偿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在这个创新理论中，人们只能看到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剥削关系则完全看不见了。
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又以“创新理论”为依据，在《经济周期》及有关书刊中，提出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样就产生了经济周期。历史上的创新千差万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大小不同，因而周期有长有短。他综合了前人的论点，提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周期的主张：①历时50～60年的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②通常所说的平均9～1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又称“朱格拉周期”；③平均40个月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他宣称，这几种周期并存而且互相交织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
自动过渡论 熊彼特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攻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将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点。他断言：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创新本身降为例行事物了，那时企业家就因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而变得无用，“资本主义就将活不下去”，并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然而熊彼特所谓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和“公营”，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和国营，根本没有改变或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
当前熊彼特学说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更大的扩展，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西方更多学者的重视。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他说：“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尽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那么多的重要经济现象的原因，所以，为它建立一种理论似乎是值得的。这种另一种经济变化就是“创新”。
第二，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熊彼特曾作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 ‘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充分强调创新的突发性和间断性的特点，主张对经济发展进行“动态”性分析研究。
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一般说来，“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即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而恰恰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尽管消灭的方式不同。如在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创新和毁灭往往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之间；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实体的扩大，创新更多地转化为一种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
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新工具或新方法的使用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把发明与创新割裂开来，有其理论自身的缺陷；但强调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必须产生出新的经济价值，这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个思想为此后诸多研究创新理论的学者所继承。
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熊彼特力图引入创新概念以便从机制上解释经济发展。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就是说，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
第六，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之为“企业”，那么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们便是“企业家”。因此，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看其是否能够执行这种“新组合”。这个核心职能又把真正的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每个企业家只有当其实际上实现了某种“新组合”时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这就使得“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这种独特的界定，其目的在于突出创新的特殊性，说明创新活动的特殊价值。但是，以能否实际实现某种“新组合”作为企业家的内在规定性，这就过于强调企业家的动态性，这不仅给研究创新主体问题带来困难，而且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也很难把握。
学术界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使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日益精致和专门化，仅创新模型就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其代表性的模型有：技术推动模型、需求拉动模型、相互作用模型、整合模型、系统整合网络模型等，构建起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等理论体系，形成关于创新理论的经济学理解。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和分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即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在熊彼特假定存在的一种所谓循环运行的均衡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和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只有在他所说的实现了创新的发展的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资本，才产生利润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资本的职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支付手段，其所得利息便是从企业家利润中偿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在这个创新理论中，人们只能看到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剥削关系则完全看不见了。

创新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珍惜企业家精神，造就企业家队伍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和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动机，而最突出的动机是“个人实现”，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国，(2)对胜利的热情，(3)创造的喜悦，(4)坚强的意志。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础。企业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最稀缺的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它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都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网罗创新型人才，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选拔人才的机制还不尽公正合理，“论资排辈”、“年龄一刀切”、“恨能”、“恨富”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对人才的制度化激励还相当缺乏，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还十分稀薄，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我国企业家的孕育、培养和造就。因此，我国今后应对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努力造就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在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培养出独特的创新精神，培育出更多的实力雄厚、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
2、有秩序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然而，面对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熊彼特特别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 ——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近年来，在我国存在一种自由追捧“新经济”的现象，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毫无希望，应该把资源集中于“新经济”，集中于信息产业，跳过漫长的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诚然，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全球正在展开一轮长期的、由机器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工业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的产业变革。但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即使在发达国家仍有一批传统产业在蓬勃发展，并与新兴产业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从大趋势看，“新经济”只有与“旧经济”融合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困境中寻求突破，确实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但同时应该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而不能顾此失彼，简单抛弃传统产业。如果进退失据，只是一窝蜂地关停，使所有传统产业一下子崩溃，那么，滚滚的下岗失业洪流，源源不断的低收入人群的涌现，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初衷，变成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经济创新将被经济崩溃所代替。
3、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建立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
技术创新活动是一根完整的链条，这一“创新链”具体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产权交易、市场中介、法律服务、物流平台等。完整的创新生态应该包括科技创新政策、创新链、创新人才、创新文化。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中新熊彼特主义者——弗里曼提出的“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起重要作用”，为此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通过这个完整的创新生态，最大限度地集聚国内外优质研发资源，形成持续创新的能力和成果。针对当前我国创新动力、创新风险、创新能力、创新融资不足的问题，政府在政策架构上需要做的有：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科技开发及政府采购政策；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健全创新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技术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制，发展各类技术产权交易，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Ⅹ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理论启示

1、珍惜企业家精神，造就企业家队伍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和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动机，而最突出的动机是“个人实现”，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国，(2)对胜利的热情，(3)创造的喜悦，(4)坚强的意志。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础。企业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最稀缺的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它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都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网罗创新型人才，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选拔人才的机制还不尽公正合理，“论资排辈”、“年龄一刀切”、“恨能”、“恨富”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对人才的制度化激励还相当缺乏，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还十分稀薄，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我国企业家的孕育、培养和造就。因此，我国今后应对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努力造就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在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培养出独特的创新精神，培育出更多的实力雄厚、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
2、有秩序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然而，面对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熊彼特特别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 ——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近年来，在我国存在一种自由追捧“新经济”的现象，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毫无希望，应该把资源集中于“新经济”，集中于信息产业，跳过漫长的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诚然，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全球正在展开一轮长期的、由机器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工业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的产业变革。但是，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即使在发达国家仍有一批传统产业在蓬勃发展，并与新兴产业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从大趋势看，“新经济”只有与“旧经济”融合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困境中寻求突破，确实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但同时应该做到“有秩序的撤退”，注意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而不能顾此失彼，简单抛弃传统产业。如果进退失据，只是一窝蜂地关停，使所有传统产业一下子崩溃，那么，滚滚的下岗失业洪流，源源不断的低收人人群的涌现，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初衷，变成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经济创新将被经济崩溃所代替。
熊彼特创新理论
3、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建立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
技术创新活动是一根完整的链条，这一“创新链”具体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产权交易、市场中介、法律服务、物流平台等。完整的创新生态应该包括科技创新政策、创新链、创新人才、创新文化。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中新熊彼特主义者——弗里曼提出的“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对技术创新起重要作用”，为此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通过这个完整的创新生态，最大限度地集聚国内外优质研发资源，形成持续创新的能力和成果。针对当前我国创新动力、创新风险、创新能力、创新融资不足的问题，政府在政策架构上需要做的有：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科技开发及政府采购政策；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健全创新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技术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制，发展各类技术产权交易，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