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发明将军

1. 将介石如何看待国民党特赦将领

1949年初，淮海战役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完胜宣告结束，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位国民党将领的命运，他就是杜聿明。当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他的结发妻子曹秀清顿时慌了手脚，曹秀清和杜聿明共育有六个子女，如今儿女尚在幼年，家中突然失去了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曹秀清无奈之下，只好只身前往南京，准备找蒋介石讨要一个说法。

此时的蒋介石已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哪还有闲心去管一个被俘将领的妻子。曹秀清抵达南京后，根本没有见到蒋介石的面，就被工作人员三言两语打发了。蒋介石翻脸不认人，曹秀清也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主，她挣脱工作人员的纠缠，一下子冲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场所，大喊蒋介石怠慢军人家属，以后谁还会为你卖命？

曹秀清大闹了一场，终于换来了蒋介石对家人的许诺。杜聿明一家跟随其他将领家属一起到了台湾，子女们被安排进了学校读书，一家人靠一点微薄的补助总算可以勉强度日了。1953年，杜聿明的长子赴美求学，美国的学习生活需要大笔的学费，杜家拿不出钱，只能向台湾银行贷款，三年的美国生活，让杜家负债七千余元，眼看着还有一年，即可完成学业，台湾银行却突然中断了杜家的贷款，逼迫他们必须马上还清。

没有了学费，杜聿明的长子则有了辍学的危险，眼看儿子三年的努力即将化为泡影，曹秀清心急如焚，她没有办法，只好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求蒋介石开恩，再借三千元钱，以帮助儿子完成学业。两周之后，蒋介石给出了答复，三千元不行，只能借一千元，还要分两年支付，一次只能借款五百元。

五百元对杜家所需简直是杯水车薪，杜聿明长子身在美国，眼看学业无望，一时想不开，吃了一整瓶的安眠药，死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几年后，杜聿明得到特赦，恢复了自由，曹秀清抵达北京，终于和丈夫团聚。十多年的分别，其中的苦涩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晓。

当杜聿明听闻长子去世的消息后，难受的悲痛欲绝，他伤心的指责蒋介石说，我为国民党卖命，打了一辈子仗，到头来，想不到蒋介石竟然薄情寡义，让家人承受这样的待遇。曹秀清接着对杜聿明说，他们还骂你是叛徒呢！杜聿明听后更加生气，怒气冲冲的辩解道：“我是向人民投降，只要我没有背叛真理，我就不是叛徒！”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了那些战犯战犯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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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运动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过火行为。

为了控制界限，制止这一倾向，毛泽东在1951年4月30日特意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

5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特别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作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

周恩来还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毛主席的指示是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抓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确定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1959年，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1959年9月）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的英勇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为了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四、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满7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或以减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59年9月17日

特赦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

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教育改造战犯的方针获得巨大成功，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

3. 《特赦》中走出功德林的十个人，为啥没理工男和罗盘将军

电视剧《特赦1959》中，有两个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就是机电专家理工男叶立三和神机妙算罗盘将军蔡守元，这二位一个严肃得近乎古板，另一个滑稽得近乎可笑，但他们却是功德林里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印象、表现也不错的两个战犯。看到最后，人们不禁生两个疑问：为什么首批特赦的战犯中不包括叶立三和蔡守元？他们的历史原型又是谁？

《特赦1959》是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片，如果把叶立三蔡守元列进去，就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电视剧可以汇总融合而衍生出一个有特点的人物，但是却不能违背起码的历史真实，这跟《飞虎神鹰》和《亮剑之雷霆战将》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好像根本就没有播出。

叶立三的原型不好找，但是“每次打仗之前都要算一卦”的“蔡守元”，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名字叫张淦，他的外号就叫“罗盘将军”。

这位罗盘将军张淦，资格可是老得不能再老，官职也不比杜聿明黄维王耀武低，此人给陆荣廷当过少校副官，后来加入桂系，先后任第八军、第四十八军参谋长、第七军军长，后来还当过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兵团司令官。

正像对联里写的那样，“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张淦后来也进了功德林，但是他没有熬到第一批特赦，在1959年2月，就病逝了……

4. 国民党军队姓彭的高级官员名单（解放后才去世的）

彭进之（1891--1950）中将。又名德森，湖北沔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4期步科毕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参谋处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处长，后任第1师2旅副旅长，1928年任独立第12旅旅长，1930年任第1师2旅旅长，1931年兼任郑州警备司令，1932年任第1师副师长，1935年7月任河南省保安处少将处长，1938年2月任第90军中将军长，6月任第17军团副军团长，1940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1941年辞职，抗战胜利后退役，在武汉经商，1949年拒赴台湾，发动组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同年5月在武汉迎接解放。

彭旷高（1902--1951）中将。又名光霁、运鸿，湖北天门人。北京陆军通信军官学校、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1927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第13通信所所长，后任无线电通信总队总队附，1933年任交通兵团团附兼通信营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1937年9月任第15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旋任第54军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秋任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处长，1939年任西南游击训练班教务处长，1940年10月任湖北省第1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湘鄂赣挺进军鄂南指挥官，1942年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3年春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5月任湖北省第7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鄂湘川黔边区第1清剿区指挥官，1945年8月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调任湖北省第6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任湖北省第3、5、6区联防指挥官，1948年任中央训练团办公厅中将主任，1949年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0月任第3兵团副司令官，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1951年9月26日在湖北天门以反革命罪被处决，1982年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彭杰如（1900--1980）中将。号芝生，湖南益阳人，生于1900年8月14日。黄埔军校第1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1期毕业。1929年任中央军校第6期少校区队长，不久任第11师31旅中校参谋主任，1930年4月任第11师独立旅3团团长，1932年任第10师参谋长，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1933年任第10师30旅少将旅长，参加镇压福建事变，进攻第19路军，后任第10师副师长，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6月任第14军10师师长，1939年1月任第14军副军长，1940年任第1战区干训团教育长，1941年4月任新编第7军中将军长，1944年春被免职，回乡闲居，1946年任中央训练团兵役训练班副主任，后任国防部兵役署专门委员，1948年8月任东北剿匪总部副参谋长兼第1兵团副司令官，9月底又任东北剿匪总部葫芦岛指挥所副主任兼参谋长，不久脱病离职，11月返回湖南，1949年4月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8月4日在长沙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1兵团53军军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武汉市人委参事室副主任，武汉市人委委员，民革武汉市委主委，民革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2月23日在武汉病逝。

彭智芳（1887--1968）中将。广东钦县人，生于1887年8月20日。广东钦廉军官教练所毕业。长期在粤军任职。1911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任粤军第1师3团团长，1927年春任直鲁联军第13军62师121旅旅长，同年8月任第13军第4支队司令，1928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9军1师师长，1929年部队缩编，改任旅长，1930年任第8路军总部少将参议，1931年任第8路军补充团团长，1932年任第1集团军警卫旅3团团长，1934年升任副旅长，1936年6月任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第13师副师长，同年7月任第4路军153师457旅少将旅长，1938年任第63军153师副师长，1939年春任第63军153师师长，1940年1月任第7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参，1941年任南韶师管区司令，1944年秋退役，1949年移居澳门，1950年1月受广东省人民政府委派，为中共进行策反工作。后任广州市政协委员。1968年7月29日在广州病逝。

彭毓斌（1890--1945）中将。字绍周，湖北黄陂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骑兵科毕业。1927年任山西督军署主任参谋，1930年任反蒋联军第3方面军骑兵集团军骑兵3师师长，参加中原大战，1932年任山西警备骑兵第3旅旅长，后任晋绥骑兵第1师骑兵2旅旅长，1935年4月任少将，1936年兼任红格尔图前方总指挥，参加绥东抗战，1937年5月任中将，8月任骑兵第1军骑兵1师师长，参加太原会战，1938年任第2战区暂编第1师师长，1939年6月任第34军军长，1941年3月任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兼任第2战区南区作战总指挥，1945年9月任长治援军总指挥，10月12日在山西上党战役中兵败自杀身亡。

彭林生（1897--1951）少将。别号云山，湖南祁东人，生于1897年11月4日。粤军讲武堂、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曾任第8路军教导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任第64军187师师长，同年因作战失利，调任第4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1940年任第4战区挺进第7纵队司令，1941年任第7战区广阳守备区指挥官，1944年任第62军少将高参，同年任祁东抗日自卫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1949年6月与中共取得联系，任解放军湖南游击第1纵队副司令员兼1支队司令员。后任解放军零陵军分区高参。1951年8月23日被错误处决，1985年予以平反。

彭籽国（1896--1974）少将。名钧，湖南长沙人。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第1期毕业。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19师56团团长，参加北伐，1927年任第6军17师副师长，1928年6月任第6军教导师师长，抗战期间曾任天水行营少将高参，1948年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8月在长沙参加起义。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1974年7月29日病逝。

彭秉信（1904--1988）少将。河北高阳人。长期在西北军任职，曾留学法国学习军事，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官大队大队长，1948年任第3绥靖区司令部少将高参兼干训班副教育长，同年11月8日在江苏贾汪参加起义。后任华东野战军第33军教导团副团长，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山东省济阳县政协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常委。

彭钟麟 少将。号冰如，辽宁铁岭人。陆军大学第8期毕业。1946年6月任国防部保安局副局长，1948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员，同年10月在沈阳投诚。

彭杰 少将。号子言，四川巴县人。黄埔军校第3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3期毕业。曾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高参，1949年9月任国防部新军训练处直属纵队司令，12月任新编第12军军长，12月23日在四川温江起义。

彭诚 少将。土家族，又名景仁，字传正，湖南保靖人，生于1904年。黄埔军校第6期步科毕业。曾任宪兵第13团团长，1949年1月任第49军327师少将师长，12月在贵州盘县起义。1950年率部叛变。

彭劢（1910--1952）少将。号近仁，湖南长沙人。中央军校第7期步科、陆军大学第15期毕业。1942年初任第11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不久任预备2师参谋长，参加滇西抗战，1944年任第6军预备2师副师长，参加滇缅抗战，1947年任整编第42师227旅少将旅长，1948年8月任第14集团军参谋长，1949年8月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参谋长，12月19日在四川峨眉被俘。1952年被错误处决，1992年5月予以平反。
(彭劢是长期追随宋希濂的“四大金刚”之一，1933年镇压“福建事变”时，就在宋的第36师任参谋，后陆军大学深造，中途因抗战全面爆发回部队任营长参加凇沪战役，而后回校完成学业。

1938年毕业后，回部队任职。一般简历中多说他担任过团长，但是没有查到比较确实的番号等资料。1941年秋，出任中央训练团教务组长。后任第11集团军参谋处长、预备第2师参谋长、副师长。抗战胜利时，他已经调任国防部第5厅第2处处长了。

一般说他担任过第227旅旅长，这支部队应该是隶属整78师，而非整42师。此后，他又随宋希濂到湖北，1948年9月任第14兵团参谋长、第118军副军长、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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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斌（1900--1978）少将。原名基纯，号泽中，四川荣昌人。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第21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1931年任长江上游剿匪总部参议，1932年任第21军警卫大队副大队长，1936年任第21军162师486旅971团团长，1938年任新编第18师1旅少将旅长， 1943年冬任新编独立第1旅旅长，1945年10月任重庆警备司令部新编25师副师长，1947年任内政部第2警察总队总队长，1948年8月兼任华銮山清剿指挥官，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灌县通电起义。后任解放军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贵州省军区参事。后作为战犯被捕关押，1961年12月25日获特赦。后任四川省宜宾市政协常委。

彭熙（1897--1960）少将。名迈荪，号戒之，湖南平江人，生于1897年10月28日。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驻湘办事处上校处长，1936年任河南省政府少将参议，1948年任湖南省政府少将参议，1949年8月在长沙参加起义。

彭少臣（1914--1977）少将。号振翮，湖北云梦人。中央军校第8期工兵科毕业。1947年底任陆军总司令部工兵处上校参谋，1949年4月任第118军副参谋长，11月任第118军少将参谋长，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50军167师副参谋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77年7月在武汉因车祸去世。

彭月翔 少将。号旦宇，江苏如东人，生于1906年。黄埔军校第6期步科、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毕业。抗战爆发后任教导总队第2旅3团中校团附，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2月任第46师136旅271团团长，1942年任第89军少将参谋处长，后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军务处长，1946年10月任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兼保安处长，1948年任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5月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9月24日在甘肃酒泉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4军副参谋长，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军事教员，江苏省如东县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

彭礼崇（1904--1990）少将。字道钦，湖南湘乡人，生于1904年11月2日。黄埔军校第2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2期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26军33师政治部主任，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初任预备第11师政治部主任，7月改任第36军预备8师政治部主任，1939年9月任第22集团军政治特派员，1941年8月任第73军暂编5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参加浙赣会战，1943年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参加长衡会战，1945年4月任第73军77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参加湘西会战，1947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8年2月任滇西师管区参谋长，1949年8月任云南绥靖公署少将高参，12月9日在昆明参加起义。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云南省政协常委。1990年11月25日在昆明病逝。

彭邦机 少将。字建中，湖北沔阳人。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曾任军政部交通司机械化业务处少将处长，汽车4团少将团长，1948年任联勤总部新疆供应局副局长，1949年9月在新疆参加起义。后任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

彭光汉（1895--1971）少将。名焕章，四川永川人。四川陆军军官传习所毕业。长期在川军任职，1932年任第21军1师1旅少将旅长，1938年任第56军164师师长，1944年3月加入民盟，1946年5月任整编第56师164旅旅长，1947年1月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不久调任重庆行辕少将附员，1948年任四川省第6区（宜宾）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宾起义。后任川南人民行署农林厅厅长兼水利局局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内江专区副专员，四川省政协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委。1971年12月3日在四川内江病逝。

彭怀霖 少将。湖南人。1948年10月任第17兵团318师副师长，1949年任第318师少将师长，同年4月在浙江东阳投诚。
彭振寰 少将。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6期步科毕业。抗战期间曾任湖南省政府保安处上校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曾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参谋长，1949年8月在长沙参加起义。

彭铭鼎（1907--1999）少将。字介夫，湖南益阳人，生于1907年5月20日。黄埔军校第6期步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毕业。1933年任第8师22旅44团少校团附，抗战爆发后任第76军8师22旅主任参谋，参加淞沪会战，旋任第76军8师军械主任，1938年任第1军中校参谋，1942年6月任第37集团军总部参谋处补给科长，1946年3月任少将高参，不久任副参谋长，6月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9月任西北行营参谋处长，1947年任西北行辕第3处处长，1948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1949年9月24日在甘肃酒泉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兵团副参谋长，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研究室主任、军事训练处副处长，坦克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99年3月30日在长沙病逝。

5. 72年赦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72中共大陆方面应该没有赦免过国军“战犯”。民国72年（1983年）也没有相关事件发生

提供从1959年到1975年之间，中共大陆方面特赦所谓“战犯”的简单情况供您参考。

以下文字表述来自大陆官方立场，如行文措辞冒犯国民政府、领袖、国军将领等皆与本人无关

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战犯。全部战犯共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蒋帮战犯263名(将级：113名，校级：119名，党政：23名，特务：8名；)伪蒙战犯5名；伪满战犯28名。占战犯总数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没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共293名。这样，7批特赦战犯共589名。还有267名战犯是刑满释放、到了年龄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错了的起义投诚人员。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6名，校级：9名，党政：4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13名，校级：26名，党政：5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蒋帮战犯61名(将级：27名，校级：28名，党政：4名，特务：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孙楚等。

第4批是1963年4月，特赦了35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7名，校级：11名，党政：1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康泽、孙渡、严翊等。

第5批是1964年12月，特赦了53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20名，校级：23名，党政：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王陵基、王靖宇等。

第6批是1966年4月，特赦了57名。其中蒋帮战犯52名(将级：20名，校级：22名，党政：7名，特务：3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方靖、孔庆桂等。

第7批是1975年3月，特赦了293名。其中蒋帮战犯219名，党政21名，特务50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

6. 在功德林中，有哪两个人表现很好，可没能在首批特赦

电视剧《特赦1959》中，有两个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就是机电专家理工男叶立三和神机妙算罗盘将军蔡守元，这二位一个严肃得近乎古板，另一个滑稽得近乎可笑，但他们却是功德林里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印象、表现也不错的两个战犯。看到最后，人们不禁生两个疑问：为什么首批特赦的战犯中不包括叶立三和蔡守元？他们的历史原型又是谁？

《特赦1959》是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片，如果把叶立三蔡守元列进去，就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电视剧可以汇总融合而衍生出一个有特点的人物，但是却不能违背起码的历史真实，这跟《飞虎神鹰》和《亮剑之雷霆战将》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好像根本就没有播出。

叶立三的原型不好找，但是“每次打仗之前都要算一卦”的“蔡守元”，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名字叫张淦，他的外号就叫“罗盘将军”。

这位罗盘将军张淦，资格可是老得不能再老，官职也不比杜聿明黄维王耀武低，此人给陆荣廷当过少校副官，后来加入桂系，先后任第八军、第四十八军参谋长、第七军军长，后来还当过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兵团司令官。

正像对联里写的那样，“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张淦后来也进了功德林，但是他没有熬到第一批特赦，在1959年2月，就病逝了……

7. 特赦《1959》里功德林国民党各位分别是什么职务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于被俘虏的国军将领，往往采取思想政治教育的专方式，送到战俘管理所进行属改造。到了1959年，鉴于有些改造人员表现良好，思想有了极大转变，于是我国开始了特赦释放战犯。当时，第一批获得特赦的人员之中，有六个原先是国军中将级别将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

8. 从前有位将军不小心触犯了法律，由于其战功赫赫，国王想赦免他，但又怕百官不服，于是想出一个办法，给将

他问其中一个士兵说，如果我问他（指另一个士兵）那扇是生门，他会说哪扇门？ 然后根据答案走相反的就好了！

9. 特赦国名党将领有哪些

曾泽生：曾泽生先后担任过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代表，第三、四届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0年，戎马一生的曾泽生脱下军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的位置上退下来。1973年2月2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张克侠：建国后历任华东林业部部长、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广西农村劳动。第二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到北京治病。1984年7月7日病逝，享年84岁。
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为新中国水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7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9岁。

董其武：解放后，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入朝担负修建空军基地和防空任务。回国后，部队改编为69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8年离休，78年任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23日，83岁高龄的董其武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3月3日逝世，享年90岁。
邓兆祥：建国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校长，随后，又担任了大连海军学校的副校长。 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从海军学校调到了青岛的海军某基地工作，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等职。以7旬之年仍驾艇出海，指挥若定。1985年离休，1998年8月6日逝世，享年95岁。

陈明仁：历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4年5月21日，因患癌症与世长辞，享年71岁。
陶峙岳：1949年12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任兵团司令员。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予上将军衔。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第六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四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病逝于长沙，享年97岁。
卢汉：1950年3月4日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其后调任西南行政委员会任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卢汉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74年5月13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方鼎英：解放后，方鼎英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1976年6月1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88岁。

田颂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75年10月25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7岁。
马瑛：1950年3月，调任云南省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因故被捕关押，1961年12月被特赦。1975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逝，终年82岁。198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查，“马瑛确系国民党起义人员”，将原特赦通知书予以撤销，恢复马瑛起义人员名誉。

张轸：解放后，历任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湖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委员兼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在郑州病逝，享年87岁。
裴昌会：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还是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23日，在重庆病逝，享年96岁。

陈铁：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林业厅厅长。1982年2月19日，在贵阳逝世，享年84岁。
何基沣：建国后历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1980年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李觉：建国后先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任职。文革后任政协常委。1987年逝世，享年87岁。

李振：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南军区高参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还是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月1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岁。

朱鼎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5月 24日逝世，享年80岁。
唐生明：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六届常委。文革中，被关进监狱七年半。1987年10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