踞的发明者

① 古代四大发明的作者

虽然司南、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赤县神州的炎黄子孙们尽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但是这种观念却并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且不说对磁石之定向功能的认识并非古代中国人的专利，活字印刷术更难说是北宋人毕升的独特贡献。毕升的泥活字只是作为沈括《梦溪笔谈》里的一则“轶闻趣事” 聊备谈资而已，并未转化为任何实用技术，其存在甚至需要近代人去“发现” 。而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铜活字印刷术却迅速得到广泛应用，为《圣经》从教士的秘笈变做大众的普及读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近代文明的产生也因此成为可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谷登堡发明铜活字印刷术，是受到了什么可能来自中国的启发——当时的中国甚至早已遗忘了毕升的成果。

退一步说，司南、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即便全是我们祖先的原创，它们也只能被称作“四大技术发明”而不是“四大发明”，因为，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毕竟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因此，从制度方面寻找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比缘着技术这根独木桥求鱼要有意义得多。恰好，在古代中国众多独特的制度之中，有四项如今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把它们叫做中国古代制度上的四大发明。

这四大发明里第一项，就是考试制度。

虽然广泛意义上对人的考察、考核可能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了，但是真正把命题考试作为一项国家的制度安排，并且作为人才的选拔标准，却是中国人的发明。

在考试制度产生之前，政府官员如何产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春秋时期之前上层贵族基本上世袭地垄断了政治权力，这对于下层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战国时期下层知识分子“士”登上政治舞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怎样进行制度设计以“选贤任能” 的问题。当时为了使自己的才能可以被统治者发现，“士”需要周游列国，对各国君主进行游说。但是这种自荐方式并不能保证大面积地发现潜在的高人，更无法保证被提拔上来的人是适合任事的。

因此，汉代发明了“察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察举”的方式是：由地方官员每年把当地的优秀人才“察”出来，再“举”到朝廷去。朝廷对察举出来的人才进行培训之后再委任到地方。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人才的“遗漏”情况，但是这种制度实行一久，负面效应就变得很严重。主要问题在于：士人一旦通过察举登上官场，有了选才的权力之后，往往倾向于选拔“自己人” ，这样就导致了世代垄断文化权力和做官资格的“士族”的产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对于官职权力的垄断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不但士族与“寒门”之间在权力地位上产生了世代相沿的分层，在血缘上，士族也拒绝与寒门通婚。曹魏虽然发明了“九品中正制”对人才进行评级任用，但是评定的人才等级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士族与寒门之间发生了断裂，这样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是难以保持长治久安的。

士族控制政府的各路要津，形成门阀，不但左右了朝政，像王导、桓温这样的大权贵还掌握了军权，皇帝也不得不看门阀的眼色行事，这种情况持续了三百多年时间。到了隋朝，由于皇帝自己也是大贵族篡位当上的，便思量如何削弱门阀士族的权势，这样，科举制就被发明出来了。

这种全新的制度的特点是：录取人才只凭考试成绩，而不问出身；并且把读书、考试与做官、为皇帝服务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所有读书人获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并且官僚队伍的构成，也由原来主要来自世袭贵族变成了多种来源共存，政权合法性基础得以扩大。

唐代，由于进士出身的人日益受到重视，士族的势力便显得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庶族人士通过科举进入了政权的核心，打破了少数权贵家族对上层权位的垄断，使得社会流动显得相当公平。

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初创期，很多制度仍然不是很成型。比如，唐代进士的录取就并不以考场上的答卷为全部依据，而是要参照考生的“平时成绩” 。考生在士林中的名望往往成为能否登科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心进取的考生便需要在平时做大量的“场外功夫” ，把时文作品提交给达官贵人，请他们向考官推荐自己。这在当时叫“行卷” 。

“行卷”的弊端是容易想见的：获得推荐的多数是上层名流，而且也比较容易舞弊。为了改进行卷的不足，宋代开始，考试采取密封糊名、锁闭考场、派人监考等等一些列严厉手段防止作弊。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初现轮廓。宋代官员全部通过考试从读书人中产生，士族的势力不复存在。由此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汉、唐的追求武功、开拓疆土、对外开放心态变做皓首穷经、拘泥故态、讲求内省。这种内向化的追求，成了后来中国闭关自守心态的开端。从宋真宗赵恒鼓励士人考试做官的《劝学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向窗下求富贵”心理的出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明清是考试制度的全盛期，考试成了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各省乡试（乡试是省级考试，考中者为举人），都由皇帝拣派中央官员到各省出任主考官，十几个省要同时开考，考完要同日发榜，每省的考生，少则几千，多则一两万，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若非强大的中央集权，怎能实现？考试本身则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仪式，国家成了一部不断考试的机器。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叫“神童诗”的儿童启蒙歌谣，可以看出社会风气的尚文：

白马金紫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岂有种？男儿当自强！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延续千年的考试立国制度，在给创造了世界上最稳固的文化传承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的停滞性。在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中国之所以难以产生近代科学，主要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吸引了读书人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研究指定教材之外学问的机会成本太高，从而无暇旁顾。

当英吉利军舰的炮火敲开了老大帝国沉重的大门，给这个古老文明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机遇的时候，考试制度也面临着死亡和涅盘。

考试制度的死亡因素是：与“自强”的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

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清末的中国读书人普遍有一种对于“亡国灭种” 的恐惧。出于“保国” 、“保种”的需要，自强求富的呼声成了那个时代的强音。学习能够制造洋枪、军舰的西式知识似乎比科举考试的道德文章更为急迫。为了传授西来的近代文明成果，从1861年恭亲王奕欣奏请设立同文馆开始，各种名目的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炎黄故国涌现出来。然而，这些代表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却并不怎么受到时人欢迎，因为科举、入仕作为传统的“士人正途”仍然对“王道乐土”上的莘莘学子们有着最为重要意义。在科举制度与新式学校共存的时间里，新式学校在与培养科举考试技巧的书院进行“生源争夺”时总是落在下风。科举考试制度一时间成了阻碍新式学校发展，进而也就是阻碍强国富民进程的元凶祸首。

一旦一项制度成为了传统，它就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其它的制度只有在这种传统中得到承认，才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为了使新式学校能够获得存在的理由，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两项制度实验:

一是1898年设立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规定大学堂的毕业生可以获得“赐同进士出身”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享受国家正式学历——进士的待遇。

二是试图逐步把西学引进到科举考试中来。1903年是变革的一年，先是在这一年三月的癸卯科会试中不再以传统的八股文和试贴诗命题，而是改为以考查“经济”知识为主的“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涉及了西方历史、政治，甚至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在会试的三个月之后（闰五月），又举行了旨在实验全面改革考试的内容和程序的“经济特科”考试，录取了二十七名经济特科进士。

然而，这两项制度实验最终都没有成功，使得猴急的清廷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便于1905年急刹车似的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一项延续千余年的传统就这样顷刻间灰飞烟灭了。许多年之后，当后人回首科举考试制度的猝死及其“后遗症”时发现，退一万步说，废科举都是一个遗患无穷的鲁莽决定……当然，这是后话。

科举考试制度死亡的深层原因在于，用政府统一组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与近代科学的知识体系是难以相容的，因为，兴起于西方的实验科学体系，是需要在大学体制的土壤中生长的，而欧洲人发明的大学与中国人发明的考试，原本是相互冲突的两种人才培养制度。

西方的大学精神发轫于古希腊。哲学先师柏拉图于公元前393年，在雅典附近的阿卡得米（Academus）开办了学园（Akademie）。他的学园里教学方式是辩论式的，没有标准的教科书和一成不变的答案。学园的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是数学、几何、天文、音乐这些看上去“没用”的形而上的学问，与同时期中国圣人孔子答疑式的、侧重政治伦理的教学方式大异其趣。柏拉图学园的大门上刻着“不懂几何者莫入”，因为柏拉图所追求的，不是“为帝王师”的实用政治技能，而是永恒真理的基础。

现代类型的大学肇端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约1080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于534年编纂的法典的抄本，由此掀起了研究古代罗马法的热潮。1087年，许多学生聚集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博洛尼亚，他们合伙聘用著名学者Guarnerius讲授查士丁尼法典，他们的团体拉丁文叫做Universitas，本意是“联合会”。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学宣告诞生。

早期的大学里只有四个学院：神学、哲学、法学、医学；主干课程是古希腊的“七艺”：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显然，这些课程与治国平天下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追求纯粹的知识。当时的大学也没有教材，上课是两个教师一起上，互相激辩，在论战中得到思想的提升。尤需特别提出的是，当时大学的组织方式是学生出钱聘用教师，而不是先有了教师再招学生。

法学对于西方人而言，并不只是“法律”的含义，更多地是形而上的意义。英国历史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法学专业只研究法理学和法哲学，以培养爱德华·柯克这样有着哲学头脑的大法官和威廉·布莱克斯通这样的法理学家为己任，而法律应用人才则来自四所专门的律师学校——中殿学院、内殿学院、林肯学院和格雷学院。

不仅仅研究“没用”学问的理科教育是1597进入大学的，以英国的格雷山姆学院成立为标志；工程的高等教育更是迟至1794年，才在血雨腥风中的巴黎为了战争的需要而被设立，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是第一所工科大学，他最初的口号是“不要学者，要工程师”。

正是由于有了自由、开放，以探求纯粹知识为志向的大学环境，近代思想和学术才有了萌发的土壤。试问：以政府钳制读书人的头脑为初衷，把学问和做官结合成一体的考试制度，岂能在清末的危局中担起播洒西方近代文明火种的时代使命？岂能不走向死亡？

科举覆灭了，但是考试制度却获得了涅盘。

考试制度新生的契机是19世纪英国的文官体制改革。

由于西方的学问和政治在历史上一直两股道上的车，所以官员的产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使立法和财政大权归了国会，但是行政却仍由国王和贵族控制。结果，英国政府各级官职为贵族所垄断，庸碌无能的膏粱子弟窃踞高位，盘踞要津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

1853年，英国国会议员诺斯科特和屈威廉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提出仿照中国的科举制度举行考试以选拔行政官员，由此，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得以建立，并且在后来为各国所普遍效仿。考试因此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发明之一。

而中国土生土长的考试制度，后来与西方人发明的大学制度相结合，演变成立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

对比考试制度和大学制度两种不同人才培养－选拔方式，可以看到，大学的好处在于注重研究和创新，而创新就要尊重人的个性创造；其坏处则是对于人才难以用统一的尺度评判。而考试制度恰恰有选拔标准硬的好处，但为了尺度过硬，也必然有因袭教条，抹煞个人创新的坏处。

如何结合两套制度的好处呢？从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精神中，可以看到，考试应该因事制宜，为了专门的目的，组织专门的考试，选拔专门的人才；而不应该为了统一的考试，去培养千人一面的考生，进行同类放大的选拔。

由政府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考试有标准答案和统一的评分标准的高考和考研，可以说是兼有考试和大学两套制度的全部坏处，而没有其好处的最坏制度。

② 河姆渡人的三大发明

蚕纹刻划与蚕丝发明
7000年绳子
有苇席到“编织原理”到系统的“纺织技术”
河姆渡发现的四对盅形牙雕，其蚕纹栩栩如生，结合同一遗址出土的蛾形器，充分显示了河姆渡对蚕业生产的文化反映。

尽管山西芮城西王村也发现了蚕蛹装饰，河北正定南杨庄出土了陶质蚕蛹，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也发现了有许多蚕形昆虫的双联陶罐，江苏梅堰出土了蚕纹黑陶，……丝毫动摇不了河姆渡丝绸文化的王者地位，我们可以推断，河姆渡——小黄山区域是中国蚕业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河姆渡文化中挖掘出了7000年前粗细不一用的绳子，小者只有两三毫米，大者有2厘米，据专家考证，粗绳是用韧性较好的树藤、树枝做的，较细的是用葛、麻之类的长纤维鞣软后“搓”成绳子。

别看一个“搓”字，实际上是纺织原理中的“加捻”，用双手搓绳就是最原始的加捻方法，无论是原始的纺轮，纺织机械，还是近代的纺锭，都离不开河姆渡人发现的“搓动原理”。

由此，河姆渡人还是“加捻原理”的发现者。
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上百件之多的苇席残片，小者如巴掌，大者如毛毯、坐席，一平方米以上，由苇席的编结、编织、搓捻、结网我们可以联想到日常生活中的席子、篮子、炕席、筐、网、笼、草帽……等等，说明在河姆渡已相当有规模，由此而知，河姆渡一带是编织业的发源地，河姆渡人是最早的“编织原理”的发现者。

更进一步，我们来看纺织，纺织纺织，顾名思义，“纺”就是纺线，“织”就是纺线织成布，绳子“搓动原理”成就了纺线技术，苇席的“编织原理”成就了织布技术，由此河姆渡人就是最早的“纺织原理”的掌握者。

由此而知，从“搓动原理=〉加捻原理”，从“编结原理=〉织布原理”，史前小黄山、河姆渡一带的先人系统地掌握了纺线、织布的技术。

（四）纺轮织具与“原始织机”的发明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许多陶制、石制、木制的纺轮，其形状有凸字形，算珠形，工字形，也有外形如圆饼、梯形……此外还有骨梭、骨针、木纬刀、木织轴、骨机刀……等原始织具，由此著名丝绸考古专家宋兆麟、牟永抗提出复原了由纺轮、经杆、机刀、梭子、布轴、经轴、综杆组成的原始踞织机——水平腰机的重大学术成果。

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教授则根据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发现的一整套原始腰机部件玉饰品也提出了河姆渡人发明“原始织机”的构想。

柴尔德曾经指出：“织机的发明是人类发明天才的一大胜利”。

古越河姆渡人早在七千多年前已发明了古老的踞织机，对人类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就是这种踞织机在我国历史上延用了数千年之久，对中华文明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说它不亚于指南针、造纸术的发明，对文明进步起了非常大的推广作用。

由此可知，古越河姆渡人不但最先发明了搓动原理，加捻纺线原理，编造原理，织布原理，掌握了系统的纺织技术，而且还发明了最早的纺织机，除了早有盛名的稻米文化，更是丝绸纺织文化的摇篮。

（五）7000年的海上丝绸之路

河姆渡遗址中曾经挖掘出了7000年前的六支木浆（现藏于浙江博物馆），这可是中国考古史上最早的木浆。此外，河姆渡文化中还挖出了许多石斧、石契、石凿以及有段石锛，它们为砍木、刳木、刨木制造独木舟提供了可能。它表明了7000年前古越族祖先为了主宰海洋，开展丝绸、稻米贸易与渔猎，已开始“刻木为舟，剡木为楫”的海上（水上）丝路的航行。而据美国、法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台湾等许多著名史学专家研究，以这条远古史前的海上丝路为代表，把古越的石锛、石器、陶器、稻米、丝绸纺织、断发文身、铜鼓纹饰……等一起带到了菲律宾、波罗洲、苏拉威西、社会岛、库克群岛、夏威夷、塔希地岛、日本岛、新西兰、复活节岛……甚至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可以说太平洋文明圈与古越河姆渡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文明传播而不是以贸易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出现以后暂以丝绸命名，也许更多的是石器、印纹陶器、断发纹身）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早已在发挥作用了。

对于河姆渡文化而言，其生产工具除纺轮、纺织机外，更为突出的还有大量的石锛、石斧、石凿,其中第到第四期共有(427+278+119+122)=1046件各种各样的石器，由于河姆渡的稻作农业非常发达,还有骨耜,以及锯齿状骨器作为收割工具，这些长柄的骨耜，代表了河姆渡农业生产工具的更高形态。

除非常发达的耜耕农业外，还有非常丰富发达的动植物文化，家畜饲养文化，如家畜有猪、狗、水牛、水龟……，农作物有稻米、 瓜、菱、葫芦……等等，此外河姆渡发现的一千多件形态各异的陶器、上百件木器等也反映了河姆渡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而从文化传播角度看，特别是从北路影响中原、山东、朝鲜、日本方向，可能更多的是稻作、丝绸，家畜饲养，而影响西南、东南亚、南洋、大洋洲之南线，更具代表性的是石锛，舟船、印纹陶器，干栏式建筑，有外国专家认为有段石锛、印纹陶器是远古百越文化影响西太平洋，大洋洲、南美洲诸岛的主要标志，因此，更运古的蒙昧时代——前丝绸时代某种意义就是“石锛之路”，“干栏式建筑之路”，“木桨舟船之路”，加上稻米之路，耕耜之路,语言之路、家畜饲养之路……一起形成了一条复合的史前“江南丝绸之路”——海上丝路与水上丝路。这条路特别是由于石锛对南太洋诸岛、大洋洲的影响传播，有人谓其是“石锛之路”，也有人由于其非常发达的稻作文化，称其谓“稻米之路”。

③ “铁幕”是谁最先发明的

铁幕指的是冷战时期将欧洲分为两个受不同政治影响区域的界线。当时，东欧属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而西欧则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这个词出自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所发表的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中：

“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
据考证，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一年之前所发表的《2000年》一文中已经用过这个词了：

“如果德国人民放下他们的武器，根据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协议，苏联人就将控制欧洲东部和南部，包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苏联控制的大片领土上，一副铁幕即将降下，铁幕后面所有的国家都会被屠杀。”
前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45年12月3日的演说中也用过这个词，但是仅指德国：

“我们很难说清楚现在发生了什么，但是总体而言，俄国人的行径只比暴徒好一些。他们洗劫了所有的流动资产。那些被迫用双脚走入苏联控制区的德国人拿不到粮票，只剩一口气。在这些人的命运中，铁幕已经降下，情况很可能非常糟糕。与雅尔塔的承诺相反，大约800到1000万人被奴役。”
但是大多数人是从丘吉尔的演说中才得知“铁幕”一词的。

铁幕一词在当时并不十分流行，但随着冷战中情势的升级，这个词开始被广泛采用来形容欧洲的分裂。铁幕限制了人员与信息的流通，这个比喻最终在西方世界获得广泛接受。另一个与铁幕相似的词是“竹幕”（Bamboo Curtain），被用来形容共产中国。

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国家与铁幕或竹幕背后国家的不同逐渐消失，这个词也成为了历史名词，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了。

④ 谁发明的蒸汽机谁发明的踞子

第一台蒸汽机是法国物理学家德尼斯·帕潘1688年用一个圆筒和活塞发明制造的.瓦特是改良蒸汽机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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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子是鲁班发明的
有一次，国王命令鲁班在十五天内伐出三百根梁柱，用来修一座大宫殿。于是，鲁班带着徒弟们上山了。他们起早贪黑，挥起斧头，一连砍了十天，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结果只砍了一百来棵大树。
这时，砖瓦石料都已备齐，国王选定动工的黄道吉日也快到期了。如果动工时木料准备不齐，是要处死刑的。怎么办呢？晚上，鲁班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他爬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上走去。抬头望望，启明星向他眨着眼睛，天快亮了。
突然，鲁班觉得手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抬手一看，长满老茧的手划出一道口子，渗出了血珠。他仔细地在周围观察，原来是丝茅草划的。鲁班很惊奇，他摘了一片草叶，发现草叶边缘长着许多锋利的细齿。一转身，他又看见一只大蝗虫正张着两个大板牙，很快地吃着草叶。鲁班捉了个蝗虫一看，它的板牙上也有利齿。看看丝茅草的叶子，再看看蝗虫的大板牙，他心里豁然开朗。 他用毛竹做了一条竹片，上面刻了很多象丝茅草叶和蝗虫板开那样的锯齿。用它去拉树，只几下，树皮就破了，再一用力，树干出了一道深沟。可是，时间一长，竹片上的锯齿不是纯了，就是断了。这时，鲁班想起了铁。他跑下山去，请铁匠按照自己做的竹片，打了带锯齿的铁条，用它去拉树，真是快极了！
这铁条，就是锯的祖先。有了它，鲁班和徒弟们只用了十三天，就伐了三百根梁柱。

⑤ 为什么“箕踞”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非常失礼的姿势

商周时期人们衣服的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裳。穿在上身的称为衣穿在下身的称为裳。裳其实是围裙掩住下体，在裳的里面人们腿上只穿着两只今天像袖套一样的裤子，没有裤裆也没有裤腰，只用带子连接系在腰上叫“胫衣”。之所以得此名是因当时裤子只遮住胫部而膝盖以上部位则完全赤裸。为了隐藏这种不雅，们通常在腰部加一条类似围裙的服饰。为了保暖腿上会穿“胫衣”，但一没裤腰二没裆，就是两个布筒套在腿上。因为这样的穿着，跪坐会把裳压住，而箕踞而坐两腿向前叉开，下半截又没有裤裆挡着，会是什么景象都想象的出来。无论哪种文明无论哪个时代，把生殖器官裸露在对方面前都不是什么礼貌的事情，即使到了战国之后为了骑马而有了有裆的裤子，长久沿袭下来的礼仪也会让人认为箕踞而坐是不礼貌的行为。

汉代时，贵族发明了用丝绸做的“胫衣”，也就是“纨绔”（绔同裤，纨绔子弟就指贵族或有钱人家的子弟），在上流社会风靡一时。但这个东西对隐私的保护还是不好，所以汉代男子吃饭时候都要跪着（当时椅子也没发明）。

东汉末年新型的裤子开始流行，它以宽敞为主，两只裤管做得特别肥大，此而得名“大口 裤”，与其匹配的紧身小上衣则叫褶。二者搭配穿着则名“褶” ，究其来源它与胡服不无关系。到了汉末成为男女通用的便服和常服品种。

⑥ 鲁班因手被茅草割破，所以发明了”锯”。他用什么做的锯条呢

鲁班有一次去高山寻找上好的木料，无意滑到，手竟然被一根茅草划破了。鲁班就纳闷了“这么松软的小草怎么有这么锋利的刃，可以将我的手划破呢”？于是，他忘记了伤痛，揪起一根茅草细细观赏，发现小草叶子边缘不是平整光滑的，而是长着一圈细小的齿。进而用手上的小草在手上划了一下，居然又划出一道伤。

战国时期《国语·齐语》记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

青铜器多被铸成刀剑，用来上战杀敌或者杀牛宰羊；而铁多铸成锄头等农具，经久耐用，不怕磨损。

故而根据目前考古出土文物判断，早期的“锯子”多为青铜锯，鲁班使用的大抵是青铜锯。青铜冶炼技术足够发达，随着冶炼技术及炉内燃烧物的改变，铁锯的出场要晚的多。

⑦ 电踞是谁根据什么植物发明的

是锯子吧？锯子是鲁班发明的。根据茅草发明的。

⑧ 鲁班发明锯子的时候，还没有钢铁，那他是用什么材料来做锯条的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文明古国。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华夏大地上诞生了许许多多传奇的故事，以及震烁古今，福泽后世的发明创造。其实，一说到发明创造，大家往往都会想到外国的科学家爱迪生，但实际上，我国也有着非常多的发明创造，像指南针、造纸术、火药等等，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说，在古代，虽然人们的金属锻造技术，还不足以早出钢铁，但却已经有了铁器的出现。所以，鲁班所使用的锯子，应该采用的是铁材质。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古人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确实非常超前，比之我们现代人，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⑨ 食油是谁发明的

漫话中国食用油的历史

作者：朱伟 来源：GLULU清真美食文化

中国远古时的食用油都是动物油。古人对不同的动物油有专门的称谓，如有角者提炼出来称脂，无角者提炼出来称膏。牛油羊油称脂，猪油称膏。同是脂，在脊又曰“肪”，在骨又曰“（月册）”。而兽脂聚，又曰“（月囷）”。古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使用专门的油来烹饪，《周礼·天官·庖人》中记述掌管天子膳羞时供应肉食的官，根据不同的季节，使用不同的油煎和各种鸟兽。春天用牛油煎羊羔、乳猪；夏天用狗油煎野鸡肉干、鱼干；秋天用猪油煎牛犊和鹿崽；冬天则用羊油煎鲜鱼和大雁。不同的油搭配的材料也不同，《礼记·内则》记当时烹饪，“脂用葱，膏用韭”。这里脂指凝固的油，膏指融化的油。周代脂膏的使用，一种是放入膏油煮肉，一种是用膏油涂抹以后将食物放在火上烤，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用膏油炸食品。

使用相当长时间的动物油后，因为榨油技术的诞生，才始有素油。素油的提炼，大约始于汉，但不能食用，而是涂在丝织物上。芝麻油是最早的素用食油。芝麻大约是汉代传入中国的，《梦溪笔谈》：“汉史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大宛是古西域国名，今独联体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汉时芝麻已有大量生产，榨油技术如何发明，早期如何操作，却并无文字记载。
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上已记有用麻油制豆豉法：“外国有豆豉法：以苦酒浸豆，暴令极燥，以麻油蒸讫，复暴三过乃止。”芝麻油在唐宋成为极普遍的烹饪用素油。唐孟诜《食疗本草》：“白麻油，常食所用也。”《梦溪笔谈》：“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篑，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讶之，使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坐客莫不大笑。”
宋庄季裕《鸡肋编》中有一节专记油，详述宋代各种植物油的提取，认为诸油之中“胡麻为上”。庄季裕记，当时河东食大麻油，陕西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山东食苍耳子油。另外还有旁昆子油（疑乃蓖麻油）、乌桕子油。婺州、频州沿海食鱼油。“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又“炼脑为油，以食贩于四方莫能辨也”。
至明代，植物提取的素油品种增多。《天工开物》记：“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莱菔（即萝卜）子、黄豆、菘菜子为上；苏麻、芸台子次之；茶子次之，苋菜子次之；大麻仁为下。”，榨油方法：“北京有磨法，朝鲜有舂法，以治胡麻，其余则皆从榨也。”《天工开物》还详细记述了榨各种菜籽油的步骤，用其榨油法，胡麻每石得油四十斤，莱菔子每石得油二十七斤，芸台子每石得三十斤，菘菜、苋菜子每石得三十斤，茶子得一十五斤，黄豆得九斤。但《天工开物》却没提到花生油。花生油是诞生得最晚的植物油。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才始记花生油：“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以其资于民用者最广。宋元间，与棉花、蕃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呼棉花曰‘吉贝’，呼红薯曰‘地瓜’，落花生曰‘地豆’……落花生以榨油为上。故自闽及粤，无不食落花生油。”檀萃所记之时乃清乾隆年间。但作于清嘉庆十八年的《调疾饮食辨》《油》篇中，却只记植物油四种：脂麻油(芝麻油)、豆油、芸台油(菜子油)、吉贝油(棉花子油)，并无花生油。李调元《粤东笔记》《油》篇记：“榄仁(橄榄)油、菜油、吉贝仁油、火麻子油皆可食。然率以茶子油白者为美，曰‘白茶油’。黑色炒焦以为小磨香油名曰‘秧油’。”也没提花生油。《调鼎集》亦有《油论》：“菜油取其浓，麻油取其香，做菜须兼用之。麻油坛埋地窨数日，拔去油气始可用。又，麻油熬尽水气，即无烟，还冷可用。又，小磨将芝麻炒焦磨，油故香，大车麻油则不及也。豆油、菜油入水煮过，名曰‘熟油’，以之做菜，不损脾胃，能埋地窨过更妙。”还是没提花生油。
中国最早采用现代压榨工艺进行食用油生产的是山东营口的豆油坊业。1896年，英商太古洋行设立了一新式油坊，用蒸汽机将黄豆压碎，以手推铁制螺旋式压榨机榨油。

⑩ 足球是不是我们中国发明的（蹴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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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太黑太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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