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是谁发明的
❶ 白话文的形成大概是在哪个朝代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白话文回又称语体答文、俗语,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它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汉语主要白话文主要有四种,他们分别是官话白话文(京白)、吴语白话文(苏白,如右图)、粤语白话文(广白)以及韵白(明代官话——中州韵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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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那么白话文也就比口语更加书面化。
古代的正统文体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
古代在东汉以前,使用竹简、丝帛等作为文书载体,必然要求文字简洁。 东汉改进了造纸术,使用纸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后,这些都为白话文体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❷ 中国的白话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白话文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版、元、明、清的话本、权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
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 胡适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❸ 文言文谁发明的
文言文和白话文是我国在五四运动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对文字使用的论战中的2个名词
具体意思楼上写的很清楚
具体的人有康梁等
❹ 白话文是如何起源的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等等。“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
胡适
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现代白话文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
❺ 汉语是谁发明的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样直接知道同一个字历史上的发音。幸运的是,在汉字(特别是形声字)、诗歌的韵律以及对外国人名的翻译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上古汉语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汉语
这种汉语使用于隋朝、唐朝和宋朝(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语。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说的是文学作品 。至于新闻报道、 政府文告、公文、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用的文言。这一方面是传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言文有简括的优点。这种情形,就全国范围来说,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给白话文。除了打电报和有意拟古以外,没有人再写文言了。
上文指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无论从句法上或词汇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来说,书面语句式除了跟口语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从文言来的,后来渐渐融化在书面语里,成为书面语句式的一部分。例如“进行、加以、予以、给予”是书面语用得十分频繁的几个动词。这些动词原来的意义已经虚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双音动词前边以适应句法和节奏上的要求。这种句法构造来源于文言。“进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议处),“加以”的前身是“加”(严加管束),“予以”和“给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边必须跟一个单音副词配合,造成双音节构造,后边的动词也必须是双音节的。在现代书面语里,这几个动词都双音节化了,后边还是要求跟双音节的动词,语法上的制约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书面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曾经从旧白话小说的语言里继承了一些句式。这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例如“在+处所词”的构造可以放在动词前头(“在台上坐着”),也可以放在动词后头(“坐在台上”)。在北京话里,前置的“在”用“跟”、用[āi] 或是 [tǎi],后置的“在”用[·t?],都不用“在”。用“在”的说法是从旧白话小说里继承下来的。
有些书面语句式是受外国语(英语、日语、俄语等)的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作品)的影响产生的。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影响全部书面语句式的重要语法现象作为例证。上文曾经提到,汉语里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句子的主语往往可以不说出来。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没有主语。现代口语和古汉语都是如此。可是现代书面语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语。如果没有,就会感到结构不完整,逻辑上不周密。这显然是受了印欧语的影响。
书面语在词汇方面的特点是双音词的比重大。书面语双音词除了从文言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纪末叶以来100多年间新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如经济、干部等),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创造的词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语素 (书面上就是汉字) 造成的复合词。这种构词方式是能产的,生命力很强。
汉语是精确的。记得在本人早年读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堂而皇之地写着:“走拼音化道路是汉语的必然趋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理由便是,英文可以打字,而汉语不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的键盘输入速度已远远超过英文,而且速度还在不断快速提高。可英文输入呢?却似乎滞步不前了。
[编辑本段]汉语的发展
汉字的构词法巧夺天工。词头前缀、词尾后缀是英文常用的构词法。
Saccharose(糖精)和Saccharomycetes(酵母菌)有相同的拉丁词头,但记住它们即便对英美人士也非易事,至少我测试过的几个母语是英文的工科研究生是这样。一维的串状结构是导致其不醒目不明了的直接原因。试问读书至研究生,连酵母菌与糖精都不知道,又该叫人作何感想呢?
用汉字组词描述起来简洁明了。即便是没吃过糖精、没用过酵母菌的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也明白糖精可能是糖的“精炼部分”,比糖更甜(尽管这不确切);酵母菌是“一种能引起发酵的细菌”。但英文就不能如此简单地组词,即便组出来也恐怕令人难以接受:糖精=Sugessece="Sugar"+"Essence"(“糖”与“精”合起来),酵母菌=Yeabacteria="Yeast"+"Bacteria"(“发酵”与“细菌”合起来)。这岂不是太不像话了?
与拼音文字一维串状前后缀构词法不同,汉字是通过二维方式构字的。例如:
“人”在无门的四堵墙内便成了“囚”;
“木”在无门的四堵墙内要受“困”;
“露”--下“雨”天在大马“路”上要暴“露”在雨水之下了;
“米”(与粮食有关)“唐”(表声)=“糖”;
柴“禾”上长“草”=“菌”;
“木”“林”“森”——分别是tree、woods和forest的意思,但比较之下哪一种构词法更好?答案一目了然。
在当今的英语社会,早期英文造字所遵循的拉丁词根早字法也已逐渐被甩开了,类似以上造的Sugessece,Yeabacteria可一点都不是笑话,日常生活中天天都有。商店里不同品牌的巧克力、糖果总会有不同的名字,有些名字在字典里找不到,它们会随某个厂家的某种巧克力糖的产生而产生,消亡而消亡。当一个澳大利亚人读到这个词时,他不会意识到这是北美某个地区的很受欢迎的一种糖果,多半只能和中国人一样摇摇头罢了。
信息科技时代偏爱汉字。不知您是否了解《模糊数学》、《模糊控制》或《神经网络》等新学科领域?如果接触过,您便会理解人类的艺术、哲学、感觉看似不“精确”,但实为目前它们超越了当今人类的知识水平所能精确描述的范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它们逐渐会被人类以全新的知识结构所精确地把握,以上所举的新学科只是这一新知识结构序幕的小插曲。汉字集中体现了东方艺术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之所在。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它的智慧我们尚不能完全认识,对它的发掘方兴未艾。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的,毕竟15年前也没有人意识到传统汉字出版业要被淘汰;10年前的人没有料到汉字的输入会比英文快,而且还会更快;5年前的人没有想到传统的报业媒体会被逐渐淘汰,《南方都市报》会与百年老报《大公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互联网上抢码字新闻。谁又不敢断言若干年之后汉字编程不可能或不如英文呢?
汉字是灵活的,但需要灵活的人使用;汉字是聪明的,但有赖于聪明人的开发;汉字是充满智慧的,需要有智慧的人认识到她的价值。为汉语骄傲!更为坚信汉语时代即将到来的中国人的热情与信心而欢呼!
❻ 汉语谁发明的
仓颉,称苍颉来,姓侯刚,源号史皇氏,黄帝时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但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❼ 普通话是谁发明的啊
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前身是古代北方官员的官话,因为北京做过多朝首都,官话也就更接近北京话,今天南京方言不像其他苏南地区,也因为南京做过多朝首都,有点接近官话。
“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口语形式,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人口很多,自古以来就有方言分歧。方言的存在给交际带来不便,产生隔阂,为了克服方言给交际带来的隔阂,就要有沟通各种方言的共同语存在。
汉语自古以来有方言同时也有共同语。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候孔夫子时代管共同语叫雅言。孔夫子的出生地用现在的地理方位说就是山东人。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古代也有方言,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呢?因为当时有共同语叫雅言,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这样交际没有什么障碍。
根据历史记载,在汉代,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管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这是古代的情况。明清时期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清时期仍旧有方言存在,有方言就要有共同语。明清时期管共同语叫官话。
官话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日本人把日本语的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国语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代一本书的名字,日本人把国语当做民族共同语的名称。19世纪末受日本语文生活的影响,国语这个名词也从日本传到中国,明清时期我们的共同语叫官话,清末从东瀛日本传过来一个词“国语”。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有些语言改革家提出我们学习日本,在我们国家也要推广国语。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汉民族共同语从古至今有好几种说法,有雅言、通语、官话、民国时期的国语。名称不同,内容基本是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我们也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初,考虑到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国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上世纪50年代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不叫国语叫什么?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普通话这个词不是上世纪50年代才发明的,在19世纪末已经有文献里面提出普通话。19世纪末一直到民国时期,当时讲的普通话和上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推行的普通话,在内容上不完全一样。普通话这个词原来就是说讲不同方言的人大体上能够听懂这样一种话,特别是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讲不同方言的人马马虎虎能够沟通的话叫普通话。
我们把这个概念拿来,又给它加上科学的内涵,把它的内容科学化,更明确。这就是人民政府建立以来,直到现在我们讲的“普通话”。
我们今天讲的普通话有明确的内涵,有科学的界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面明确规定的。从1956年到现在,普通话的含义就像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样子。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不难理解,所谓普通话就是现代的汉民族共同语。显然在我们进入信息网络时代,大力推广普通话,对于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暑假不学习,学习只学普通话
今年过节不说话,要说就说普通话
海狸叔叔,为什么你的牙齿那么白啊?
因为我说普通话
国家免检产品---普通话
普通话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小平同志说:”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会说普通话的猫就是好猫.”
悟空,你要讲普通话哦,不然观音姐姐会怪你的..
小强,你死的好惨,..谁叫你不说普通话
1)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 积极普及民族共同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3)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4) 四海同音,万众一心
5) 普通话:神州音,华夏情
6) 积极普及普通话,齐心协力奔小康
7) 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9) 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
10) 普通话: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11) 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用文明语,送一片真情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普通话----让生活更精彩,让社会更温馨
14) 普通话同青春携手,文明语和时尚并肩
15) 文明语深入男女老少心,普通话融汇东西南北情
16) 心相印,语相通,共奔小康乐融融
17) 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18) 普通话,使你我靠得更近
19) 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
20) 面向现代化,推广普通话
http://bk..com/view/4591.htm
❽ 语文是谁发明的
语文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煅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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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古人说话用的是文言文吗白话文是谁发明的
“文言文”是我国以前文化人,或者是有学问的人,甚至按照规定的格式(八股回文答)以文字所书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与“没有文化”的一般人不一样,所以“文言文”肯定不表示一般“古人”说话的用词(“文言文”或者可以看做是“文化人使用的语言的文字表达”)。人类自从形成“语言”后,说话当然就是“大白话”,用文字表达“文化人的语言”是“文言文”的话,用文字按照“大白话”书写成文,应该就是“白话文”,不是谁的发明,只是“实话实写”而已,在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推广使用,使得大众都容易看懂、明白。
❿ 是谁把古文发明为白话文的
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平民阶层通过努力形成的。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新文体”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象小脚放大的“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
言文脱节、格式束缚,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唐代韩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对骈体,史称“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骈体起源于汉魏,成熟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和声律,四字六字相间,称“四六文”。韩愈反对这种注重形式、束缚思想的文体,提倡接近口语、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体恢复到未受骈体束缚以前的时代,所以称为“古文运动”。“古文”其名,“革新”其实。
唐代寺庙,宣传佛教,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宋代的“语录”是又一种早期的白话文学。起初,禅宗佛徒辑录师傅言谈,用口语体。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门人,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 “语录体”是一种白话文,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风味。
宋元间又有“话本”。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本”是底本,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
明清的章回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文学正宗是文言文。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他说:白话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时间)、免枉读(误解)、便幼学、炼心力(思想)、便贫民”等项是先进思想。陈荣衮是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第一人。王照制订官话字母,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这时候,各地出版了多种白话的小型报刊。白话原来是一种民间文学,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体,不是文学正宗,没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后,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旧文学不是指旧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旧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文言的, 内容是陈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
白话文,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